一个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主要指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人民在凯末尔的领导下，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羁绊，政治上获得了完全的独立。但由于土耳其在独立之前，即奥斯曼帝国时期，曾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残酷剥削，后又经过战争的多次破坏，因此，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时，还是一个社会生产力遭受到巨大战争破坏的落后农业国家，到处呈现出一派国敝民穷、哀鸿遍野的社会景象。面对奥斯曼帝国和战争破坏所遗留下来的半殖民地落后经济状况，独立后的土耳其国家领导人凯末尔大声疾呼，要努力发展土耳其的民族经济，将土耳其建设成一个以西方为榜样的工业现代化国家。
在共和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民族经济的发展，土耳其政府制定了两项有力的措施。一是大胆吸收外资，以解决资金与技术的短缺问题，二是积极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在土耳其政府的优惠投资政策的鼓励下，外商在土耳其的投资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外国银行的金融家还为土耳其提供了巨额的生产信贷和进出口信贷。然而，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国际投资市场不景气，造成流入土耳其的外资锐减，甚至出现了外商回抽资金的现象。另外，在积极鼓励私人经济发展的政策引导下，土耳其的私人企业确实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私人企业在5年内增长了3倍。但是这些私人企业对土耳其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并不太大，其中主要原因是这些私人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并且主要集中在食品加工和棉纺织业，私人资本无力投资于规模较大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又缺乏同国外产品竞争的能力。面对国内经济的种种困难，土耳其人民的眼睛也就不可避免地转移到了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那里正在试行着一种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当时，虽然苏联本身的经济也是困难重重但却很少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波及，似乎对于经济恐慌有极强的免疫作用。尤其是前苏联从1928年开始的五年计划建设所取得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大成就，使当时苏联的国势如日中天，而这时甚至连资本主义的西方也明显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依靠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干涉来解救他们的危机。正是这如此强烈反差对比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苏联的近邻，并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与共和国创建初期得到过苏俄巨大物质援助的土耳其共和国，以及它的最高决策者凯末尔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改弦更张以俄为师，在社会经济领域内推行国家主义，用国家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方式来渡过难关，以获得经济上的胜利来巩固政治上的独立。这标志着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方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经济恢复时期推行的发展私人经济，转移到了由国家干涉社会经济生活和有计划地发展民族经济的历史阶段。在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开始对私人企业的发展加以限制，私人经济的存在只是对国有经济的补充。凯末尔的国家主义实际上是刚获得独立的土耳其在改造旧政体和封建生产关系，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民族独立的政治理论纲领，其实质是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1933年10月，在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指导下，土耳其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做顾问，制定了为发展土耳其民族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土耳其政府并没有机械地照搬苏联的经验，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而是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轻工业方面，目标是在土耳其建成一个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土耳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不足之处在于很少关注对农业的投入，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使这个国家最大的自然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正当土耳其成功地实现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筹划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虽然保持中立，未参加战争，但仍然不得不动员百万军队陈兵边境，以防止法西斯的入侵。五年的世界大战，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原材料的严重短缺，使土耳其第二个五年计划不但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而且还造成国内各项生产大幅度下降，以至于土耳其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出现了-3%。在农业生产方面也因为实行局部动员，土耳其的劳动力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而受到严重的影响。造成土耳其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一方面固然与战争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体制长期以来所存在的那种漠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巨大作用的弊端，随着土耳其经济发展条件的不断变化而逐渐显露了出来。人们可以普遍听到许多关于政府官僚主义指挥无力、工厂浪费严重、生产缺乏效率、产品质次价高等诸如此类的事情。1940年1月18日，土耳其通过“国防法”给予政府以更加广泛、办法也更加严厉的经济权力，从而使得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排斥和限制市场机制，长期忽视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那种在工业化建设中不计代价、不讲效益的发展模式，都严重窒息了土耳其社会经济的活力和生机，明显地滞后于土耳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完全暴露出它的历史局限性，最终导致了战后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体制的衰亡，从而也说明凯末尔时期的一些社会改革，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的改革具有过渡性的特征。
经济体制的转换需要社会变革，而社会变革必将推动经济体制的转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国内百废待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早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推动民族经济蓬勃向前发展，这是摆在土耳其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战后国内政治民主化变革浪潮的推动下，土耳其的经济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几个不同特点的发展阶段，一步步从国家主义的经济发展原则，走向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全方位开放的社会发展道路。
经过1950年5月的大选，土耳其民主党获得了胜利，组成了新的政府。新政府一上台，就对国家经济领域内的一些方针政策作出了巨大的修改和调整，改变了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实现的国家经济发展原则，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政策，试图使土耳其的经济从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变，逐步减少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涉。积极鼓励私人经济发展，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努力发展农业，是民主党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但同时政府也继续发展国有企业，这是因为私人经济刚刚起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鼓励私人经济发展，民主党政府在信贷投资以及利税等方面都重点向私人经济倾斜，从而有效地保障了私人经济的迅速发展。50年代后期，由于土耳其民主党政府在政治上大搞独裁，排除异己，在经济上过分推崇自由化，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长远的计划，而是盲目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盲目引进、盲目生产、放任自流，从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失控。其结果是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严重、产品过剩积压、没有市场卖不出去，而国债外债又居高不下，导致整个土耳其的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从而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造成土耳其社会长期动荡。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的军人发动政变，一举推翻了土耳其民主党执政的政府。1961年11月20日，以伊诺努为总理，由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正式成立。至此，持续一年半之久的军政府还政于民，土耳其的社会经济从此开始进入了战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和舆论准备之后，从1963年开始，土耳其政府实施了长达15年的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又分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963～196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1967～1972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73～1977年）三期来实施。计划组织的指导工作及计划初稿是由首席顾问美国人廷巴根拟制和指导的。从此，土耳其进入了一个新的计划经济发展时期，将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向前推进。这个时期的经济特点是：一方面政府继续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将经济计划原则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1961年的土耳其新宪法，从法律上为土耳其制订了一个混合型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以社会私有制为基础的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一种混合型经济体制。它的特点是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同时，为了弥补市场的不足，纠正市场的失效，国家对社会经济干预的方式和力度随着国有经济的消长而不断地变化。土耳其这种混合型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土耳其统治阶级急于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与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之间矛盾的产物。至此，历届土耳其政府都坚定地接受了这个重要的经济发展原则，但土耳其政府对国有经济与私人经济在投资和扶植的侧重点上又有所不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重工业方面，而对私人企业的投资主要是在日常的消费品方面。但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指导方针这时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把私人企业中的风险机制引入到国有企业之中，从而使得一些国有企业内部产生了巨大的活力，显著地提高了经济效益。当然，根据国家的某些投资条例规定，基础设施和重工业领域也对私人企业开放。事实上，在战后的土耳其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私人企业在金属制造业、机器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以及金融保险等过去均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中，都有了很大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的土耳其，虽然是混合型经济，但金融活动主要控制在国家手里。货币政策和货币发行者皆由国家中央银行执行，其资产是私人银行的2倍。在此期间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劳务输出创汇，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金。土耳其的劳务输出很发达。劳务输出在土耳其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西欧各国的劳动力价格昂贵，再加上地理位置又比较近，所以西欧各国一直成为土耳其劳务输出的最大市场，人们到国外去打工是很普遍的事情。到70年代，平均每年对外劳务输出大约在100万人左右，平均每年寄回来的外汇总数达15亿美元，此后每年不断增长，2002年对外劳务输出达到最高峰，大约在200万人左右，从国外寄回来的外汇总数超过了50亿美元，似乎与这一年国家出口创汇的数字一样高。土耳其发达的劳务输出，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好处。首先是为土耳其减少了大量的失业人数，减轻了就业负担。其次是在国外的劳务人员在西欧等发达国家学习到了许多先进的工作技能，为土耳其免费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人才。最后是在国外工作的劳务人员通过把挣来的钱寄回国内，使土耳其每年可以获得大量的外汇，从而解决了土耳其的贸易逆差，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金。
截至70年代能源危机之前，土耳其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当不错，三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分别为6.7%、7.1%和6.5%，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值的增长率为3.6%，国民收入的人均增长率为3.76%，从1961年的人均仅有200美元的国民收入，到1973年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然而，在1973～1980年期间，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土耳其经济受到了两次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是1973年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的石油价格暴涨所带来的能源危机，它使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土耳其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第二次冲击是在1978～1980年期间，这次主要是因为土耳其的内债外债负担太重。伴随着这两次冲击而来的是土耳其经济的急剧恶化。到1980年，这种危机达到了顶点，国民经济几乎到达了崩溃的边缘。由于土耳其经济急剧衰退，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从而加剧了土耳其整个社会的动荡，使得城市暴力恐怖活动日益猖獗，社会秩序逐渐失去控制，最终导致了以参谋总长为首的军人在1980年9月12日发动了军事政变，全面接管了国家政权。土耳其军政府在遏制住社会动乱的同时，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战略，积极改造国民经济，试图从改革和开放中寻求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1982年土耳其通过了新的宪法，1983年军政府还政于民，由被称为土耳其“经济设计师”的厄扎尔出任总理，至此，土耳其的社会经济开始进入了战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战后土耳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新旧战略的相互更替。土耳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希望通过加强国家的经济职能，以国有经济成分的发展为私人资本主义开创条件；以高关税保护民族工业免受国际垄断资本的竞争；鼓励投资建立现代企业，刺激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以求实现工业现代化。1963年土耳其提出15年长期发展计划之后，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实施规模更加扩大，并在70年代初期以前促进了土耳其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提高了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然而，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为了满足国内市场上的需求，土耳其企业经常着眼于国内，而长期忽视国际市场，工业产品不谋求外销，使得土耳其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一直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1973～1980年间土耳其出现的两次冲击所造成的经济危机说明：长期以来，土耳其所采取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已经过时了。这种发展战略多方面落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落后于发达国家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过程。实施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仅限于以高关税来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而很难达到工业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并且企业效益差，出口收入少，物价居高不下。因此，这就需要土耳其政府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实施新的发展战略，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1983年土耳其军政府还政于民以后，新上台的厄扎尔政府制定出新的发展战略，大刀阔斧加紧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
首先是积极鼓励出口，努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厄扎尔政府对发展出口极为重视，把它视为创汇的重要手段，希望以出口促生产，让出口产品参加国际市场竞争，从而带动劳动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引进。其次是从国家控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最后是建立自由经济区，积极吸收外资，大力发展旅游业。总之，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厄扎尔政府采取的自由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获得了明显的效果，它不仅使土耳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而且还使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经济增长速度快，是这一时期土耳其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因80年代土耳其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一些外国专家学者把土耳其称为“半工业化国家或准工业化国家”。其中此类国家还有巴西、阿根廷、韩国等。世界银行组织根据1983年土耳其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已达1240美元的现状，把土耳其划分为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土耳其成为中东地区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使用“经济外交”手段，以较大的幅度调整各种对外经济关系，努力谋求同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从而维持了经济总量的平衡，保持客观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在土耳其所有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发展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因为在经济上，土耳其离不开西方的帮助，特别是美国的援助。土耳其是世界上第三大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位于以色列和埃及之后。此外，土耳其还积极发展同西欧的经济关系谋求早日加入欧盟。土耳其的历届政府都认为：发展同西欧的经济关系是土耳其的深切愿望，加入欧盟是土耳其的主要目标和最终的必然归宿，是推动土耳其经济持久发展的强大动力。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以西欧为其主要的贸易伙伴。别的不说，光是每年涌入土耳其观光的600多万西方游客，就会给它带来可观的就业机会、5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和无限的商机。
在奉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好对外经济关系的同时，土耳其还积极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关系。首先，利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大好时机，一方面积极重新构筑同高加索、中亚地区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抓住时机缓和并改善同俄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外经济关系。其次，苏联的解体和中亚国家的独立，也为土耳其同这些已经独立的中亚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土耳其利用中亚国家在民族、文化等方面的认同感，不断加强双边的经贸关系。最后，土耳其政府加强重视同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以它相对发达的工业优势打入伊斯兰国家市场。总之，土耳其政府凭借着自己经济和政治的地缘优势，使用“经济外交”手段，扩大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取得的显著成效，也是其近年来经济获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土耳其所采取的各项调整措施带动了其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1981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39.1亿美元，1994年上升为1310.14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6%。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位次已由1981年的第13位上升为1994年的第9位，2000年的第6位，特别是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由1981年的1540美元上升为1995年的2731美元，2000年突破3500美元。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应当说还是不错的，它标志着土耳其从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向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已成为中东地区堪称榜样的经济大国。但是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土耳其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它在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尚处于发展的阶段，目前还存在着许多阻碍社会经济进一步迅速向前发展的困难和问题，还要迎接许多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