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军队的前身是土耳其国民军，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抗击外国的武装入侵，争取民族解放，由奥斯曼帝国的部分军队和少量分散的农民武装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反对外来侵略、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世俗共和国的斗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享有崇高的威信。土耳其军队在其后数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武器装备均来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接受了大量来自这些国家的军事援助，长期与这些国家军事结盟，受他们的影响甚大。1952年2月18日，土耳其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抗衡苏联、加强地中海东岸、欧洲大陆南翼安全的坚定盟友。
根据土耳其宪法的规定：凡年满20周岁的公民，除残废或教育未中断者外，都必须服兵役18个月。这不仅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也是他们参加社会生活的先决条件。土耳其军队内部官兵成分的构成差异较大，士兵主要来自农村和城镇，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低级军官通常来自商人、富裕农民和政府职员等工薪阶层，都在各级军校受过种种专门的培训和严格的军事操练，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军事素养，政治态度一般都比较激进，更加倾向对国家实行较长一段时间的军事独裁统治，以便迅速实现凯末尔那种激进模式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高级军官大多数来自社会中的特权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高级军官都去美国等西方国家受过训练和深造，受西方价值观念和美国生活方式影响较深，政治态度一般比较温和，被视为“军队的精英分子”，具有严明的纪律性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另外，根据土耳其宪法的规定，土耳其军队是一支超党派的力量，军队不得参加选举，不得参加任何政党，在军队内也不准有任何党派活动。根据土耳其武装部队章程第35条的规定：土耳其武装部队的任务是保卫和保护土耳其领土和由宪法规定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国元勋凯末尔坚决反对军队干预政治。如有些将军曾要求凯末尔解散议会，因为议会批评了军队，但凯末尔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最好是习惯议会的批评，告诉他们批评是议会的主要职责之一。1924年3月凯末尔要求军官们在从军还是从政中必须选择其一，结果一些军官辞去了军职进入了政界，另外一些军官退出议会保留其军职。1927年1月，凯末尔和伊诺努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的老军人们也宣布退出军队，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土耳其军队与政治相分离、不再对政治发挥直接影响的历史转变过程。此外，根据1982年土耳其宪法的规定，土耳其的国防体制是：共和国总统代表大国民议会，担任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总参谋部直接实施对陆、海、空三军及宪兵部队的领导，总参谋长是武装部队司令，战时可代表共和国总统行使军队最高统帅的职责。在土耳其共和国80年的历史发展中，除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上台执政使土耳其军队受到严重的政治挑战，被削弱了其社会地位之外，土耳其军队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享有极高的地位，成为一支不受文官政府领导的自治组织和影响国家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1950年5月，民主党通过大选击败了执政27年之久的共和人民党上台执政，开始了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惟一的一次由文官担任总统和总理的时期，改变了过去的国家、政党和军队三位一体，军队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极高地位的政治传统。
在战后土耳其民主化与法治化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军队总的来说是比较支持国家的民主化与法制化进程的，并且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努力使军队在国家政治中保持中立，让军人返回军营，进行机构改革并裁减军队人数等。因此，民主党一上台执政，就撤换了军队正副总参谋长及各军种司令，使新上任的总参谋长无权，把军队完全置于由文官领导的国防部的控制与监督之下，并在国家立法机构中大量清洗军人出身的议员，使原来在议会中军人出身的议员占总数议员的1/2下降到了1/25，在政府内阁成员中基本上实行了文官化。此外，在民主党执政时期，土耳其军队不仅失去了社会政治地位，而且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由于民主党政府不给军队增加工资，使其社会经济地位也大大地下降，从而引发军队强烈的不满，使其成为1960年5月2日军队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在土耳其的政治文化以及普通民众的心目中，军队一直被视为争取民族最高理想的领袖、世俗共和国政权的保卫者、土耳其社会唯一的健康机体、国家的精华。自土耳其建立共和国以来，迄今共有10位总统，其中只有4位总统是文官出身，其余6位都是职业军人出身的高级将领，都毕业于土耳其的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都担任过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如首位总统凯末尔曾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奥斯曼帝国中担任军长、集团军司令，在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中担任过国民军总司令。第二任总统伊诺努曾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担任过军参谋长，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担任过国民军总参谋长。第四任总统古尔赛勒曾任陆军司令，领导了1960年的军事政变。第六任总统科鲁蒂尔克是一位退役海军司令。第七任总统埃夫伦曾任军队总参谋长，是1980年军事政变的主要领导人。
另外，在土耳其领导总参谋部并指挥全军的总参谋长的政治地位非常高。虽然土耳其宪法规定，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由总理提名，在履行其职责时对总理负责，但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官政府并不能领导和指挥军队。1961年的宪法明确规定，总参谋长是武装部队司令。1982年的宪法又进一步补充规定，总参谋长在战时可代表总统行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职责。总参谋长除了有决定军队全部事务的权力之外，在日常国家事务中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他个人的权力，同政府的有关部长、办公室和机关联系工作。此外，总参谋长在国家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总统、议长和总理，而居于内阁其他成员之前，是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实际领导者和决策人。另外，根据土耳其宪法的规定，除了总参谋长之外，陆、海、空、宪兵，四大军种司令也均享有合法的参政权，从而为军队干预国家政治提供了合法而方便的条件。
在土耳其，军队的建设和发展长期受到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支持。自1952年加入北约组织以来，土耳其一直保持着一支近百万人的军队，其防务开支年均大约占国家财政开支的20%，国民生产总值的5%。议会在每年讨论军队预算时，议员们总是在赞扬军队的同时，迅速通过其拨款议案。此外在土耳其还长期形成了一种政治习惯：即禁止公众细查军费预算，更不允许公众公开辩论和批评军费开支，哪怕是温和善意的批评也不允许。西方国家议会中那种对军队的防务和军事拨款进行猛烈的抨击和严厉的批评的做法，在土耳其的政治文化中则被视为一种犯“叛国罪”的行为。在土耳其，由于军队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所以现役军官的物质待遇非常丰厚，退役军官也受到国家特别的优待和高度的关怀。在土耳其现役军官物质待遇优厚的主要表现是他们的工资比同级国家行政官员的工资高。另外，土耳其军队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极高，还表现在舆论报纸可以批评或指责总理以及政府内阁其他成员，但决不能攻击指责军队或总参谋长。这种政治现象，不仅在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中绝无仅有，而且在中东诸国乃至广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也是罕见的。
长期以来，土耳其军队在国家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中享有的崇高地位，以及高级军官们享有的许多参政特权，是与他们在创建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同外国入侵者和封建君主势力作斗争、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不朽的历史功勋分不开的；是与他们在保卫世俗共和政权中多次同宗教极端势力、分离主义、恐怖暴力活动和颠覆社会活动作坚决的斗争，为保卫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作出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是与他们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和公益社会活动中提高了军队的社会形象分不开的；是与他们在防止外来力量可能的侵犯中加强了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其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分不开的。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土耳其军队及其领导人的历史功勋及骄人战绩为他们赢得了如今的崇高地位和广泛尊敬。
土耳其在建立共和制国家后的最初27年中，国家、政党和军队三位一体，共和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执政党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由于军人出身的总统实际上是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最高代表，所以军队长期完全置身于国家政治之外。特别是战后实行多党制以后，军队的政治作用进一步受到了限制，基本上远离了政治，但是军队作为土耳其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开路先锋，广大官兵还是时刻关注着国家的重大事务。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国家政局恶化的时候，军队又重新走上了国家的政治舞台，以土耳其高级将领为首的军人集团，在20年间曾三次干政，在保卫世俗共和国政权中，对稳定社会政局，推动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国内外舆论普遍的赞扬。总之，土耳其军队是一支庞大而组织严密的武装集团，各政党等社会力量根本无法与其抗衡，它在各种社会斗争中对稳定政局，在国家建设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开明运动的先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建立了以多党制为核心的西方式民主制度，而土耳其军队对国家政治事务的频繁干预又成为多党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土耳其的民主政体在战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其趋势不可阻遏，其行进又步履维艰，一直存在着不发达的社会经济与国家政治框架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强大到足以克服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政治文化。所以，尽管土耳其从一党制向多党制演变的模式是以西方民主政治为榜样，如实行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自由选举、新闻监督、司法独立等，但民主政治对军队的制约在土耳其却一直没有实现，军队在短短的20年中成功地发动了三次军事政变，这种干预国家政治的军事政变几乎平均每隔10年一次。造成土耳其军队周期性干预国家政治的原因有许多，但主要原因是土耳其国内政治与经济的不断恶化导致社会秩序动荡失控的结果。土耳其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总是相互制衡着，而是国家这头特别强大，社会显得相当的软弱无力。特别是在民主机制与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的初期，国家通过集权的政治造就的强有力的政府经常干预政治与经济生活来弥补社会机制的不足，从而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稳定政局、引导经济和改良社会三方面必不可缺少的支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耳其军队周期性干涉政治的本质，实际上是在国家政治与经济状况恶化失控的情况下，由军队代表国家直接干预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具体表现，是重建国家权威的一种尝试。它对于稳定土耳其的国家秩序，缓和各种社会矛盾，促进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使土耳其的政治与经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土耳其军队不仅是国家世俗政治的坚定捍卫者，也是维护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中流砥柱。然而，土耳其军队因社会政治动乱与经济危机干涉政治，又因促进社会的发展而还政于民，确实产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尤其是它同土耳其建立民主政治久远目标的要求是一个二律背反，具有许多消极的因素：首先是它开创了以后军队频频干政的先河，导致了土耳其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频繁中断，对政党建设和民主发展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其次，它使军队凌驾于一切政党之上，成了国家的救世主、太上皇和仲裁者，限制和削弱了议会和政党的权力，使得文人政府在处理国家重大事务时缩手缩脚，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平衡机制，严重损害了公平竞争的民主原则。因为每一次军队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干预都伴随着新闻、出版管制、禁止游行罢工、任意逮捕审讯民众（其中许多是无辜的人）。最后，军队频频干预国家的政治事务，虽然使军队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但它影响了军队职业化的发展，导致了政府军事化和将领政客化的双重恶果，不利于土耳其军队长远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这一行为破坏了国家民主法制的形象，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
另外，土耳其在建立以多党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过程中，军队作为一支重要的干政力量，是土耳其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土耳其军队的干政又与某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政变有若干不同之点：第一，土耳其军队接管文官政权之前，总是要事先发出警告并提出要求，当警告和要求无效时，才接管政权（如1960年和1980年的两次军事接管政权）。文官政府如果接受其警告和要求，主动辞职，军队就不会对政权进行军事接管，而只采用温和的“备忘录”式的干政，如1971年军队以一纸“备忘录”就迫使文官政府辞职，从而组建了一个由军队控制的超党派政府；第二，土耳其军队干政都是由高级军事指挥将领直接实施或领导的，这些政治态度比较温和的高级军官希望经过一段很短的过渡时期，便把国家政权移交给符合宪法的文官政府，否则均不会成功，如1962年2月和1963年5月，土耳其曾经发生过由塔拉特·阿依德米尔上校为首的一批政治态度比较激进的青年军官发动的两次未遂军事政变，均遭镇压失败；第三，土耳其军队接管政权后，一俟政局稳定，国家政权就根据军方先前的承诺交还给文官政府，而不建立长期的军人政权，从而向人们表明，军人们选择的是自由与民主的原则，这与大多数发生军事政变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变过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外，土耳其军人干政又迅速还政的根本原因说明，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个人和政治集团的作用越来越小，而真正起作用的是民主政治的制衡机制，否则将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总之，从土耳其军队多次干政所取得的实际成效来看，尽管对稳定国家政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军人干政对土耳其未来的民主政治发展确实产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社会问题，带来了一定的政治负效应。这也是像土耳其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发展历史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而也进一步证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从混沌无序到有序的社会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