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学者认为，柴可夫斯基是个同性恋者，并因此遭到私人法庭的“荣誉审判”，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对这种行为是深恶痛绝的，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依法应坐牢或者流放西伯利亚。
根据这位学者掌握的资料，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
1893年10月22日，柴可夫斯基到达圣彼得堡，正当他在指挥演奏他的《悲怆交响曲》时，一位地位显赫的公爵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写了一封控告信，信中声称柴可夫斯基腐蚀他的侄子，引诱他搞同性恋。这封信交给了众议院公诉人手里，并指示他亲自交给沙皇。
公诉人手持控告信左右为难，尽管当时也有人知道柴可夫斯基在搞同性恋，但出于对他的崇拜都采取了宽恕的态度。现在既然有人指名控告，这就表明柴可夫斯基会卷入一件法庭案件。此事不仅对作曲家本人还是俄国来讲都是一件丑闻，何况沙皇又非常尊敬柴可夫斯基和他的音乐，公开发表这件事将给皇室本身带来耻辱。因此，公诉人决定组成一个荣誉法庭来处理此事。法庭由公诉人本人及另外7名原帝国法律学院的毕业生组成。据说这个审判小组的全体成员于10月31日在公诉人的办公室会晤了柴可夫斯基，经过长达5小时的激烈争吵辩论后，这个法庭作出了要求柴氏“自杀”的“判决”，以便挽回国家和沙皇的荣誉，这个小组还为柴可夫斯基提供了致死的毒药。这样，在11月2日早上柴可夫斯基就病倒了。他一直拒绝医生检查，结果拖至晚上，毒性发作，4天后就命归黄泉了。
为什么作曲家周围的人都知道柴氏去世的事实真相，但却没有人公开这个秘密呢？因为他们都不愿使他死后蒙受耻辱。如果有人公开承认柴可夫斯基是自杀的，并且说出死因，那么这位作曲家就会立即被埋葬在某个边远的地方。这就是对柴可夫斯基死亡真相严格保密的原因所在。
中华图腾——“龙”
古往今来，有一种神异的动物形象深深地扎根于海内外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这就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龙”。人们将中华文化称为“龙的文化”，将中华儿女称为“龙的传人”。
吉祥如意的象征
龙作为我国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出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在神州辽阔的大地上，处处都是对龙的崇拜。以龙命名的山川村镇不计其数：龙岗、龙城、龙泉堡、黄龙溪……；以龙为名的中式建筑不胜枚举：龙门、龙壁、龙亭……；以龙为名的民俗比比皆是：龙舟、龙灯、龙笛……；以龙为名的商家、以龙为名的人就更是不计其数。
龙是中国神话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传说能隐能显，春风时登天，秋风时潜渊。又能兴云致雨，为众鳞虫之长，四灵（龙、凤、麒麟、龟）之首，后成为皇权象征，历代帝王都自称“真龙天子”，穿的衣服叫“龙袍”，坐的椅子叫“龙椅”，用的轿子叫“龙辇”，使用的舟船“龙船”……，金碧辉煌的紫禁城里描绘着龙，雕刻着龙，简直是“龙的世界”。
民间对龙更是崇拜：喜得贵子要送玉龙珮，新人结婚须赠龙凤珮，望子成龙是每个家长的心愿。甚至言谈话语之间也离不开龙：“龙凤呈祥”、“龙吟虎啸”、“龙马精神”、“龙腾虎跃”、“乘龙快婿”……每个人都认为龙是千变万化，能大能小，呼风唤雨，上天入海……人们喜爱它、赞颂它、崇敬它。龙在我国已形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源远流长。
代表的精神
对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称谓，令人们激动、振奋、自豪。龙的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
龙的形象
龙起源于古人的图腾崇拜，是中国远古神话中一种既有足，又有爪；既有角，又有鳞；既有鬣，又有须，且能走会飞、可兴云播雨的神奇之物。考古专家们分析，龙的最初雏形是几种动物的综合体，是先人们特别喜爱的几种动物综合并加以神化的结果。古人将多种动物最突出的特点集中到龙的身上，用以表达古人对大自然抗争的毅力和决心，作为幸福吉祥的寄托和尊严权力的象征。
关于龙的原形，有的学者认为龙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是蛇。蛇加以神秘化，变成图腾神物，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兼并、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
有学者认为，“龙”在古代确实存在，只不过它不叫龙，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神奇罢了。它就是一种巨型鳄——蛟鳄。这种鳄的外形，如头、眼、项、腹、鳞、爪、掌等都与“龙”相似。它的寿命很长，可以达到数万年以上。
更有学者认为龙可能就是恐龙。古人以具有四足、细颈、长尾、类蛇、牛、虎头的爬行动物为龙，这可能是古人当时见到并描绘下来的某种恐龙形象。
汉字起源与发展
仓颉造字
关于汉字的起源，在古老的传说中有许许多多的版本，最鲜为人知的就是仓颉造字之说。关于仓颉，有个美丽的传说，仓颉本是黄帝的史官，他有着四个眼睛，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那个时期一般要是记载什么事情，都是结绳记事，这种方法过于简单，没有办法将复杂多变的情况记录下来，黄帝就让仓颉想办法。仓颉接到黄帝命令以后，就一直在思考着。这一年冬天的一个夜里下了一场大雪，仓颉起来以后就到山上去打猎，这里满山遍野白雪皑皑，山川树木全被大雪覆盖。仓颉转了一座山，也未见到一个猎物。正准备下山回去突然从树林里窜出来两只山鸡，在雪地上觅食。山鸡走过后，在雪地上留下了两行长长的爪印。接着，又有两只小鹿也窜出树林，发现人后撒腿跑掉了，雪地上又留下了小鹿的蹄印。仓颉看得出神，把打猎的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他把山鸡的爪印和小鹿的蹄印仔细对比，发现形状不一样。于是他记起了黄帝的命令，他想如果把鸡爪印画出来就叫鸡，把鹿蹄印画出来就叫鹿；世界上任何东西，只要把它的象形画出来不就成了字吗！仓颉想到这里以后，高兴的跳了起来。从这以后，仓颉每日仰观日月星辰，俯察鸟兽山川，创造了象形文字。仓颉把他创造的象形文字献给了黄帝，黄帝看后非常满意，立即把各地的首领都召集起来，让仓颉把造的字传授给了他们，各地的首领们又在各自的部落里大力的推行了起来。
最新考古发现
如果我们客观和理性地进行分析，汉字的复杂和多变根本不可能由一个人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发明出来。仓颉所处的时代还是原始社会，生产力和文化水平十分低下，如果一个人去完成如此复杂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通过考古学家们的努力，先后发掘了一些比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原始社会晚期及母系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有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这些符号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考古学家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这个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根据目前我们所见的殷商文字资料来看，文字载体的种类已经很多，也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很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追踪《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修纂的一部大型类书，保存了大量的我国古代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地理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丰富资料，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大典》的修纂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认为“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于是命解缙等人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并规定了编纂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解缙召集一百四十七人，仅用一年时间，匆匆编成《文献大成》。明成祖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符合他的原意。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再命姚广孝、郑赐、解缙等人重修，并召集朝臣文士、全国博学之士二千多人，分别担任编辑、校订、抄写、绘图、圈点等工作。并启用了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指派官员分赴各地采购图书。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辑录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工技、农艺、医学等达七、八千种。永乐五年（1407）定稿进呈，明成祖审阅后，十分满意，亲自撰写序言，并定名为《永乐大典》。经过二年的时间清抄完成，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11095册，约3.7亿多字。
《大典》惨遭厄运
《永乐大典》修成后，藏于南京文渊阁。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随之运来北京，收藏在北京紫禁城文渊阁。永乐和万历年间曾商议过刊刻，皆因“工费浩繁”而作罢。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紫禁城奉天门、午门、三大殿失火，《永乐大典》险些烧毁。为了防止惨遭不测，嘉靖帝决定重录一部。重录工作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开始的，由大学士徐阶负责，前后用时六年时间方竣工。副本的字体格式及装帧，全部仿照永乐抄本。隆庆元年（1567年）完成。正本藏文楼，副本贮皇史宬。自此之后，人们称重录本为“嘉靖副本”或“副本”，永乐年间抄写本为“永乐正本”或“正本”。
后正本下落不明，副本在清代有失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多被焚毁，少数被劫往英、美、法、俄、日等国，流入私家珍藏或归入博物馆。
正本下落之谜
翻开《永乐大典》，我们发现现存所有《永乐大典》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从纸张看，这些《永乐大典》用的是嘉靖时期的皮纸，也叫白棉纸，而且书后都注明了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人姓名。可以推断，这些《永乐大典》全部出自明朝嘉靖时期的副本。不仅保留在中国的《永乐大典》如此，目前全世界所能见到的都是如此。那正本上哪里去哪？史书上对此没有一点记载。
围绕着《永乐大典》正本这个谜团，考古学家们经过多方考证，也没有发现一丝结果。但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典》毁于明亡之前四十七年的一场大火。但这也是考古学家们的一种推断而已。
也有学者认为《永乐大典》毁于李自成。在李自成匆匆撤离北京之际，他将怒火发泄在京城这些几百年的宫殿和城楼上，下令放火焚烧。《永乐大典》正本是否在此时无声无息地全部化为灰烬了呢？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说法也没有真凭实据。虽然当时大火烧毁了很多古籍珍本，但并没有资料明确记载《永乐大典》毁于一炬，所以说这只是一种猜测。
更有学者认为《永乐大典》被嘉靖帝带入了坟墓。这些学者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根据礼仪日程推测，嘉靖皇帝是在死后三个月下葬，此时已经到了隆庆元年三月，而新皇帝表彰抄写人员的日期是在隆庆元年四月，但这并不是抄录完成的最后日期，所谓抄录完成的日子应当在四月之前。嘉靖的丧葬与正本的失踪如此巧合，令人遐想。
尽管众说纷纭，说法不一，但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几百年来，《永乐大典》正本从来没有现身过，所有的正史野史也找不到关于正本的准确记载。
《山海经》的作者是谁
《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描述山川、物产、风俗、民情的大型地理著作，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神话传说的大汇编。全书共十八篇，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里面有我们大家知道的很多的神话传说故事。其中包括《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此书到底作于什么年代？作者是谁？至今尚无定论。自汉代以来，又很多的说法。
作者不明说：最早介绍《山海经》一书的，是西汉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大宛传》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表明该书作者不明。
大禹、伯益说：大禹、伯益是离今四千余年，即公元前21世纪的人物。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新莽时的刘歆，他在《山海经表》中说：“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东汉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记述虽有差异，但认为《山海经》系夏禹或与之同时期的伯益所作，是历史上很多人的看法。
出于众人之手，作于战国，成于西汉说：宋代的朱熹在《楚辞辨证》中首先提出，中国古代的神话集中于《楚辞》的《天问》篇中，《山海经》是根据《天问》而作。王应麟进一步引述朱熹的观点，认为“《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日东首，疑本因图画而述之。古有此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古代《山海经》确有图画，晋郭璞曾为《山海经图》作《赞》，今《赞》尚存，图已佚。）明人胡应麟说：“余尝疑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侈大博极之，杂传以《汲冢纪年》之异闻。”以成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观书中载夏后启、周文王及秦汉长沙、象郡、余暨、下隽诸地名，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间人所述，而后来好异者又附益之。”对于这样认为的人也不在少数。
然而，《山海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对我们来说还是个迷，仍有待新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