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做过一件使我们十分感动的事，我曾把它写进了我的小说《家》。事情是这样的：他是《半月》的四个创办人之一，他担负大部分的经费。刊物每期销一千册，收回的钱很少。同时我们又另外筹钱刊印别的小册子，他也得捐一笔钱。这两笔款子都是应当按期缴纳不能拖延的。他家里是姐姐管家，不许他“乱用”钱。他找不到钱就只好拿衣服去押当，或是当棉袍，或是当皮袍。他怕他姐姐知道这件事，他出去时总是把拿去当的衣服穿在身上，走进了当铺以后才脱下来。当了钱就拿去缴月捐。他常常这样办，所以他闹过热天穿棉袍的笑话，也有过冬天穿夹袍的事情。
我这个先生的牺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决心，以及他不顾一切毅然实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第一次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信仰所开放的花朵。他使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毅力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像他那样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
朋友，我把我的三个先生都简略地告诉你了。你现在大概可以明白是些什么人把我教育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吧。我自己相当高兴，我毕竟告诉了你一些事情，这封信不算是白白地写了。
1936年9月
如果想要教育感化百姓、营造良好的风俗，必须从教育入手！
黄侃先生的学术成就
陆宗达
黄季刚先生是我国近代着名的国学大师。他和他的老师章太炎曾被共称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称为“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的名字是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分不开的。但是，季刚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常常不易被现代的人准确理解，甚至40岁以下的中年语文工作者，有些已不太熟悉他的名字。这与他虽然从事几十年的语言文字学的教学工作，却很少有成形的着作这一点是有关系的。
季刚先生确实很少有成形的着作。现在刚刚重版的《黄侃论学杂着》和早些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都仅仅是他早年在北大和武昌大学讲课的讲义。他去世后，南京中央大学《文艺丛刊》想印些他的遗着，但是找不到，便把他这部分讲义刊印了。这些都不是他的代表作，他的较成熟的着述都还没有来得及写出。在我亲随他学习的那些年月里，他常常告诫我，也告诫其他的学生，一定要把《说文》、《尔雅》、《广韵》等小学专着研深研熟，而且要把古代文献材料工作做好，50岁前不要忙着写书。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季刚先生博览群书，对中国古代近100种文献逐一钻研。他读书必动笔，从句读这一基本的工作作起，同时进行刊正、批注、评点和集中有关材料的工作。每本经他读过的书，都从头到尾充满了眉批、旁注和各种符号。这些都是他为以后系统着述所作的资料准备。但不幸的是，他在自己规定的写书年岁的前一年——也就是他49岁的那一年竟早亡了。因此，他不仅没有来得及把自己曾作出的一些结论(包括设想)系统反映在自己的着述中，就是有些已被人熟知的学术论点，很多也没有来得及完整、系统地作出见于文字的论证，只是靠教学中口耳相传被保留了下来。
季刚先生的学术成就不易被理解，也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整理、介绍和普及的工作做得不够有关系。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也就是文献语言学，是与经学、考据学等学问关系至为密切的。它作为阅读古代文献的工具，自然与古代文献的内容无法绝然分开。因此，在极“左”思潮侵入各个学术领域的时期，进行这方面的整理、介绍工作，极易蒙上“复古”、“借古讽今”、“宣传封建思想”……之嫌。就连高等院校中文系里，这方面的课程也被一度取消，更不要说范围较广的普及工作了。所以除了其中的音韵学由于抽象和概括的程度较大，近年来又在国外普通语音学的推动下进展较快以外，其他两个部分——文字学和训诂学，都处在进展迟缓和后继无人的情况下。不只是黄季刚先生，还有很多近代小学家的成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对发展现代语言科学有益并且在今天还有应用价值的遗产，也没有完整地被继承下来。现代科学的发展很多需要从古代继承有用的东西，因而很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部门，如中国古代史、各门类的科学史、考古学、中医学、地理学、古生物学……都存在着阅读古代文献的问题，需要借助文献语言学的帮助，同时现代语言科学的发展也需要从自己本民族的研究成果中接受资料、吸取经验、寻求方法和继承一切已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结论。因此，文献语言学不但没有“终结”，而且还有很宽广的发展前途。今天纪念季刚先生，我想应当使文献语言学的整理、介绍、普及、应用工作得到推动。让它在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纪念黄季刚先生的时候，我想谈谈在跟从他学习的十几年里，对他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和学术成就的一些体会。
季刚先生在他的那个时代所以成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是和他重视继承又不忘发展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他从来是尊重师说又不拘泥于师说的。他有两个老师，就是章太炎和刘师培。季刚先生在1905年游学日本。第二年，太炎先生也到了日本。于是，季刚先生就多次登门谒见太炎先生请业。有一次，太炎先生见到季刚先生一篇文章，十分赞赏，有心授业。所以，当季刚先生1907年归国省亲之前，太炎先生就对他说：“回国后，你可拜孙仲容(诒让)为师；如仍回日本，就从我学习吧！”季刚先生当时就决定跟从太炎先生，当天就备礼叩头拜师。由国内二次去日本后，便亲从太炎先生学习，追随至密。他与太炎先生师生之谊极笃，当太炎先生因革命活动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时，季刚先生不惧危险，也搬了进去，两个人日夜读书论学，更加深了互相了解。章与黄的学术活动与革命活动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后世“章黄”并称。季刚先生的另一个老师刘师培，是他在太炎先生家认识的。有一次季刚先生去刘师培家，见他正与一位北大学生对话，刘先生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多所支吾。学生离去后，季刚先生便问他为什么不认真回答问题。刘先生说：“他不是可教的学生。”随后，他便感叹“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折”，深表遗憾。季刚先生说：“你想收什么样的学生呢？”刘先生抚着他的肩膀说：“像你这样足矣！”季刚先生并不以此为戏言，第二天果真正式拜师，登门受业。当时很多人都很奇怪：黄比刘年龄只小一年零三个月，在学界也是齐名的，甚至不少人认为在“小学”上黄甚于刘。但季刚先生却常说他受益于刘先生颇多。在他为刘先生写的祭文中，也有过“夙好文字，经术诚疏，自值夫子，始辨津涂”的话语。从文献阅读的角度说，小学是经学的工具；而从语言文学研究的角度讲，经学又是小学的材料。
季刚先生如此重视经学，是很有道理的。
季刚先生对章、刘二位老师都是十分钦佩、恭敬的。但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完全模仿老师，而是追随着科学的新发展前进的。比如，太炎先生在治文字学时是不信金文、甲骨的。他在《理惑篇》里曾公开阐明过这一观点。但季刚先生却积极研究金文甲骨，主张以《说文》为纽带来研究金文甲骨，也主张用甲骨钟鼎来驳正《说文》。1932年6月，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治文字学的方法时说：
所言治文字学，私意宜分三期，一即古籀文，下至唐世所云文字学，二则宋世薛、吕、欧、赵、洪、三王、张之书；三乃近代钟鼎甲骨之学耳。
又在给徐行可的信中说：
近日闲居深念，平生虽好评书，而于数百年所出之古文字所见未宏。夫山川鼎彝，流长所信。今不信其所信，徒执木版传刻之篆书，以为足以羽翼《说文，》抑何隘耶……流长之书，岂非要籍，枣木传刻，盖已失真。是用勤探全石之书，翼获壤流之助。近世洹上发得古黾，断缺之余，亦有环宝，惜搜寻未遍，难以详言。徜于此追索变易之情。以正谬悠之说，实所愿也。
在季刚先生批注过的《说文》上，几乎每页都有金文甲骨对照《说文》之处。这使他的《说文》之学创出了新路，有了前人所不能有的成就。(近代研究文字学的学者，大多以为季刚先生“不以甲骨文为然”，实属误解)又比如，太炎先生的《文始》是一部汉字字源学(也称名源学)的创始之作。这部书对从汉代就被注意的“音近义通。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证实，对清代以来广泛运用的“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进行了理论的解释。从季刚先生的《国故论衡赞》和《小学略说》中可以看出，《文始》是他建议太炎先生作的，太炎先生在《题梦谒母坟图记之后》一文(载日本出版的《林》第二册)中曾说季刚先生“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文始》即是一例。但季刚先生对《文始》一书并不全然赞同，对其中的不少条都从声或义上进行了反驳，并在《文始》的基础上提出过探求汉字字源的更为精密的方法。
季刚先生对师说的态度是既吸取又发展的，对其他人的学术成就也都乐于吸取，绝没有什么门户之见。1927年冬天，他从沈阳回到北京，当晚就让他儿子陪着到我家中，十分兴奋地对我说：“我在东北见到曾运乾先生，与他深谈两夜。他考定的古声纽中‘喻’纽四等古归‘定’纽，‘喻’纽三等古归‘匣’纽，这是很正确的。我的‘十九纽’说应当吸收这一点。”他也曾告诉过我，他的古音二十八部是综合乾嘉各派之说而立的，并无自己的发明。而他的古声十九纽则是本邹汉勋《五韵论》之说。(邹在《五韵论》中列出十九纽的证明若干条，可惜只有题目，正文佚遗)
季刚先生善于从各方面吸取新东西，同时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充实、改正。他虽已成为一位国学大师。却时时从最基础的工作上留意，甚至一个小小的句读，只要一经发现失误，总是立即纠正。比如，1932年元月，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侃所点书，句读颇有误处，望随时改正。即如《洛诰》：“今王既命(逗)曰(逗)记功(句)宗以功(逗)作元犯(句)”此在丛刊本《尚书》断句尚不误，而侃前竟误读以“记功宗”为句，虽有所本，然不合于注疏也。
唯其有了这样的治学态度，他才能广为继承前人，博于吸取时人，不断订正自己，从而集其大成，并谋取发展。
季刚先生在治学方法上最大的特点是坚持从客观材料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空谈。这也是中国传统语言学一贯的优良学风。他在世时曾对我多次强调，搞小学一定要有深厚的文献语言作基础。只有材料精确、完整，结论才有正确的可能。所以，他阅读文献资料一定从第一个字研究到最后一个字，绝不中途而止。他最反对那种翻上一部分材料就忙于作结论、写文章的作风，也最反对那种他称之为“煞书头”的读书方法，他虽然不忙于写书，但为写书而作的资料工作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的。他生活虽很洒脱，读书却十分勤苦。在我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里，他常与我用闲谈的方式论学，大半都在夜间十一二点后，我才离去。第二天早上，我准时八点前去，他的桌上已有厚厚的几卷全部细细地批点过了。我总觉得他晚上是不睡觉的。如今他留下的许多书上，都记着自己的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意见。这些书经武汉大学黄焯教授整理了一部分。只是在那些书上有一部分符号，是准备将来着书时集中材料而用的，因而未加说明，现在整理要花很大的工夫了。
季刚先生对古汉语文献材料的熟悉、精通是惊人的。从“九经”、“三传”等大量的材料出发，他作出了不少科学的结论。虽然在他的时代，语言文字学的方法尚未臻于现代化，是很笨重的，他的一些设想并未全部在当时得到证明。但是后代科学研究所证实了的东西，又进一步说明季刚先生从第一手材料中得出的设想有相当的可靠性。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情。1928年夏天，我在南京季刚先生家里讨论古韵分部。他对我说：“我的古韵二十八部仅仅是综合乾嘉古韵学家之说，不是我的发明。我自己对古韵部分倒有一个没想，就是‘覃’、‘添’、‘合’、‘帖’四部应当离析为‘覃’、‘谈’、‘添’：‘合’、‘盍’、‘帖’六部。可惜这些部字数太少，用《诗经》押韵无法证明。希望将来能有新的方法证明它。”时隔几十年，俞敏教授用汉藏比较和梵汉对音的方法，
确实证明了闭口韵可析为六部，与季刚先生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件事使我感到占有第一手材料和运用科学的方法两者结合的重要性。缺乏第一手材料，靠着字典和搜寻几个零星的例句来作学问，势必发空论，作科学八股，甚至导致结论的失误；而没有科学的方法，很多设想虽因来自客观材料而比较可靠，却难以上升到理性认识，难以得到有说服力的证明。
季刚先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的文思敏捷过人，凡领教过的都为之惊愕。我在这里举几件事情。记得有一次，有人请他写一篇碑文，约好五天来取，他却到第四天尚未动笔。直到第五天，取文的人来了，他才研墨铺纸，吩咐为他打格。格打好了，他提笔一挥，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写到最后一格，一字不差。还有一次，中国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映璜拿来一幅扇面，请季刚先生赐一首诗。当时他的长子黄念华因肺病刚刚去世，自己又在师范大学受到排挤，时有所感，挥笔成韵，一气呵成五言排律一首，又是刚好写到扇面最后止笔。这首诗我至今还记得：
故里成荒楚，微生任转蓬。
无心来冀北，何意适辽东。
豺构王犹叹，麟伤孔亦穷。
望思新恨结，行迈旧忧重。
身世黄尘内，关山夕照中。
青山萦旅梦，华发对西风。
哭彼唐生拙，遥怜赵至工。
雄心如未戢，且复问昭融。
又有一次，他的一位老学生到南方看望他，季刚先生很想留他多住几天，便应允为他亲笔批点一部《文选》。书买来后，季刚先生每晚详批，同时让侄儿黄焯往另一部书上过录。20天后，他竟把这么大的一部《文选》批点完了。后来黄焯先生告诉我：
“不知先叔怎么会那么快，我抄录都赶不上他的速度。”季刚先生的才华加上他的勤勉，恐怕是他多所成就的内在原因了。我因此常想：比起季刚先生来，像我这样不敏之人，恐怕更应以勤补拙了。
黄季刚先生的学术成就很多，而且有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