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木材就成了我们游戏工具，架在树桠权上成了跷跷板，两个人一上一下地蹬起来。细木材经不起压力，咔嚓一响，断了一条。这可闯了祸了，明天发现查问起来怎么办。有人出主意将断木头塞进楼梯下的地板洞，再出去到广场偷一条相同的木材。这旅程不算近，还得过几个关口，不让校役和老师发现，偷窃居然顺利成功，就是不知道地板洞的断木，后来是否发现，还是永远烂在地下了。
当我们干这鸡鸣狗盗的行为时，老先生一个却在宿舍里点了一支红烛，在审批我们的作业，他一边用朱笔改动我们的文稿，一边用挂在大襟扣子上的小玳瑁梳子梳理着胡子。我们出了一身大汗，一点不敢作声轻轻脱衣上床。他用一套三叠不及一尺高的小屏风，三面遮住了烛光，免得妨碍我们的睡眠，继续批改我们的作文。我们一觉睡到天亮，是起床的时候了，便坐起来穿衣服，撩开帐子，临窗的书桌上，红烛依然点着，老先生的朱笔，仍在继续的工作。
“老先生，你为什么还不睡觉呀？”
“这，这就完了，这就完了。”
原来为了我们高年级的一堂作文课，他整整地熬了一个通宵。
那回坐镇我们自修室的正是老先生，他给我发还作业本，并不在桌上一放，让学生自己领去，而是一个个地把我们叫到身边，把你的本儿打开来，指着朱笔修改的行格，一句一行的向你说明。为什么这句用错了，这个字要那样改动，为什么这儿前后句，画上勾勒，颠倒过来，语气便顺了。然后说明他的总评，指出哪点有了进步，哪点上次已经指出，这回又犯了老病，下次必须改正，最后批了一个行书的“然”字，是他的阿拉伯数字：85分。
正是这位老先生，给一辈了以文字为生涯的我，打定了最初的基础。我不用功，读书最是粗心大意，到今天仍写错别字，让人指摘。可从小爱上了书，直到无书不读，在暑假里，室内石板地上摊一张草席，津津有味地读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和这位老先生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我读完高小，又在学校进修了一年，一直到离开学校，还是爱舞文弄墨，这兴趣也是老先生感染了我的。
后来我去上海当学徒，回家探亲，上学校拜访老师，老先生已经回家养老去了。不久，知道他无疾而终，说他一辈子没害过病，生活挺有规律，在家里也一样，那天还高高兴兴和一家人共进午餐，独自回房午休。为什么今天到时候还不起床呢，媳妇进房探望，他已经一瞑不醒，安然地享受了真正的安乐死。
努力学习而不感到满足，教导别人而不感到疲倦。
龚先生
楼适夷
老师在自修室的坐镇，使我们在下课以后的自由仍受一定的限制，同时作为老师也增加了教课以外的业务负担。但他的最大的好处是增加了学生们与老师的亲近，每学期开学后，自修室总有变动，坐镇自修室的老师也变了。
现在我记得印象较深的是龚先生，老师中年纪较轻的，可能师范毕业就来我们学校了，不过教龄也不短了。他是家乡北部近海的小路头人，说话硬声硬气，有一股海头味。留着长发是正中分开的，经常一件鼻烟色的小溪呢袍子，个儿瘦小，教我们算术课和音乐课。
我们那时用一本厚厚的有光纸线装的《笔算数学》，什么开方、乘方呀，常闹得我蒙头转向，我别的功课不怕，怕的就是这一门。但他兼教音乐，其实只是唱歌，却引起了许多同学的兴趣。在后院两侧那个小课堂，就是各班的音乐室，有一架风琴。虽然我五音不全但跟大家齐声唱，滥竽充数，我还是喜欢大声唱歌的。
男儿志在四方，“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就是龚先生教的歌，现在回想，这首歌影响了我的一生。
龚先生在自修室自顾写作，不大管我们，他编了本《乡土地理》，因为他也担任高年级的地理科，这自编的讲义，记述我们这个县的乡区方位，山脉河流，民情风俗，乡土物产。一个小孩成长在一个小县城里要全面了解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也没有那么多实践的机会，别说环游世界，走遍中国，就是把自己出生的那个小县，各乡各区，都小小走遍的，除了特殊职业者，又有几人呢？多少年后，抗日战争的后期，我才有机会几次穿行家乡南山北海的土地，还记起了龚先生的那门功课。
龚先生在自修室上首的桌上，望望我们，我们都是高年级了，放下书本，自由谈话，他不大干涉。天冷了，外边刮风，我们叫冷了，龚先生就批评：“小伙子嘛，身上有三斗三升火，怕什么冷。”
不怕冷的同学是有的，坐在我前面书桌上的朱振钧，他整个冬天不穿棉裤，两条单裤就过冬了。他精瘦，但身子骨结实。也不是穷，而是家庭教育的锻炼。他父亲好似在肖山什么地方当厂长，又像一个教育家，听他做过青年修养的演讲，叫朱嘉琳(？)，三个孩子，大的洪钧，号伯银，比我们高一二班，按照读来的武侠小说，我们叫他洪钧老子。同班的叫振钧，号金声。后来看社戏，舞台背景左右两道“出将”“入相”的绣花门帘，各写上“金声”“玉振”的门额，他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这金声，功课好，数学精，说话不多，一说就打在人家点子上，很厉害。我们算是要好的同学。上学、下学，有时见他母亲站在门口正盼儿子回家。下面还有一个小弟弟，不知什么钧，叫铁珊，还没有上学。后来振钧不知哪里上中学，又考上南京的东南大学，去美国留学。听说到四十岁还未结婚，回家总跟母亲睡一个房，四十岁后在美国与一华侨富女结婚，成了什么物理学博士。中美复交后，不断有华裔学者回国，我在报上留意着，总没有发现他的名字，不知后来怎么样了。
再讲老师龚先生，他一个人留校住宿，到寒暑假才返乡探亲，还带了一个侄子来校，寄宿随读，恰巧是我寄宿时代的玩伴，玩得可够凶的，一张嘴很脏，满口都是粗话，当时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知识，可多少已有向往之心。我记得他一句口头话叫“王廾”，王廾两个上下拼在一起，就是“弄”字。这“弄”字是一个动词，在家乡话中，用处很大，什么动作都用得上，好比现在我们惯用的“搞”字，当然也包括到异性之间的事，于是引起小同学们大大的兴趣，一说“王升”就想到那里去了。而这位海头小伙子，一天到晚是“王什”“王廾”的。
这些全是插话，别了学校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龚先生的消息了。虽然他那里是我一位嫂子的老家，后来我跟着部队行军，也到过他的故乡，可只有他在校的印象，深深留在今天的记忆里。默默无闻的旧时乡间的知识分子呀！
忘不了的人们
小学时代的记忆愈想愈多，多得我的读者，可能不想再读下去，对不起得很，让我再讲一二位忘不了的老师和同学，早点结束这段漫长的回忆。
沈绍年先生是老先生沈九香的侄辈，教我们数学和体操，他带领我们到后大院操场上，自己就像一只猴子，纵力一跃就两手攀上了树桠杈，在我们这没有体育设备的操场给我们做示范。为此他好像也不过比我们大一点的小伙子，可是他凶。我们学校老师要打手心的，我记得被他打过一次。不知怎么的，我在大课堂的课桌空行里穿行过去，一只手闲着，就顺便一个个摸摸别的小朋友的脑袋玩玩。他远远坐镇在上，看在眼里，便叫我去，叫我到旁边小自修室去拿一块戒尺来，这戒尺不到一尺长，方方的一条老梨花木条，我奉命取来交给他，不知他要派什么用途。这一下不得了，他叫我伸出那只摸过小朋友脑袋的手，在我的小掌心里狠狠打了五下。现在小学生虽苦，恐怕尝不到这味道了。他打得我火烧火辣的痛，掌心像馒头一样的红肿起来。我没哭只回到坐位上用另一只手拼命的摩擦痛处，摩得麻木了，痛也就减轻了。这天下课回家，我在母亲那里只是郁郁不乐，却没有诉说实情。一诉，我得挨骂，总之，是我太顽皮了。有一句话，叫“先生打，买仔打。”本来家长给学校缴了学费，是叫先生打手心的。他不怕孩子手痛，却不许我们用小刀子割小院大梧桐的树干。两株梧桐树直挺挺窜过院顶，不但落下桐子，是我们吃零嘴的佳品，用小刀在树干上割一道缝，过一夜就会长出闪亮的树胶，很好玩。这行动被他发现了，他问：“用小刀子割它，它痛不痛。”他还教我们英文课，原来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县里的教会办了一个小学，马上请他去当校长，我们的英语不是必修课，是凭志愿于下午上他当校长那学校去上课的。父亲在上海知道我们有英语课，来信叫必修，我也只得跟学英语的同学去上课。而一方面却竭力鼓捣，“这是一种南蛮夹鸟舌之音，我们堂堂中华民国人，学这干么？”于是我的英语没上进，与这位先生是有关系的。更奇怪的，他是一位基督教徒，我去上海当学徒，后来回家探亲，他就像朋友一般向我讨教上海的繁华景象，问我：“嫖过长三堂子没有？”我摇摇头：“没嫖过。”他奇怪了，“到了上海还有不去嫖堂子的。”可见他对上海最高的向往就是嫖堂子了。而他实际却是严肃的清教徒，一校的校长。
最后讲一位老师，比我们高年生大不了多少岁，刚从杭州师范出来，暂时留家乡短期担任了国文教师，他一来第一课给我们讲了韩愈的《送董绍南序》，全是选文，又讲了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使我们进入了经史之外的别一洞天，使我喜欢了他——本来因为他年纪太小而有点瞧不起的小先生。
这小先生叫杨井眉，后来他去上海汇划钱庄当了信房先生，就是专门司笔墨的，和我后来最要好的朋友应修人是同事，他们几个人五四以后发起办了读书会，小图书馆，发展到成了全国读者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他是最老发起人之一。可惜当我参加时，他已不在，而且听说他很年轻就去世了。
说不准，如果他还留着，我们会一起去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
老师中还有一位辛亥革命以前已经剪掉辫子的临时代课先生，是一位日本留学生。我们硬叫他在黑板上把片假名写出来给我们见识见识，并在我们的课本上各人请他用片假名拼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书，抗战前，我回家还发现过一本。
1989年病中随记
做官的人学习了礼乐的道理就会爱人，普通百姓学习了礼乐的道理就会容易使唤。
范明枢先生
吴伯萧
像浴着晚秋的阳光，怀念范明枢先生，我心里浮起的是无限的温暖情味。
七十六岁了，人们称他为“七六抗战老人”。人，的确也该相当老了吧，记得二十前还是“五四”时代在曲阜师范当校长的时候，他的头发就已经斑白了，也蓄了短短的髭须。在作为一个学生的我底记忆里，他走路是微微耸着左肩，脚起脚落，身子也跟着轻轻摆动的。干净而稍稍陈旧的缎马褂，袖子很长很长。走路极缓慢，低着的头总仿佛时时在沉思。
那时候，学校的校长不带课，星期一虽有“朝会”(还不叫“纪念周”)，他也很少给我们讲话。只有当什么“名人”(曲阜是圣贤桑梓之地，年年总有人去浏览古迹)到学校参观的时候，他才出来介绍给大家讲演。每次讲的人讲完了，他上台作结论，记得无论讲演的人是康有为、梁启超……他的结论总是那样几句：
“……你们要好好地记住，不要只当一句话听！……”
他每天晚上查自习，总到得很晚很晚；在大家正以为“快下自习了，校长怕不来了吧？”刚要出去小便的时候，却往往在门口碰见的就是他，他很少说你，而喜欢跟到你的位子上看看你，这一看，会教人感到说不出的惭愧。——他查自习，惯例走了又像忘记了什么再突然回来。所以同学们要等他二次打了回头才敢说话吵闹。若是他一出门就真的走了，那么自习室就会一直紧张到摇睡铃。
在学校他老像很悠闲，有点老子无为而治的风度。经常忙的是领导同学们种菜，莳花，栽树。他亲自掘土，亲自浇水。造成了风气，学校里便处处是花畦，菜囿，成行的树木了。学校东北角二亩大的污水池，是他计划着在旁边掘了井，种了藕，养起鱼来的。水边的芦苇，四周的垂柳，再加上砖石筑就的两列矮墙，造成了清幽的园圃风光；同学们每天傍晚在那里游散谈心，常常忽略了铃声的催促，忘记了学习的疲惫，直到池边磨电机的马达响了，树丛里的灯光和天上的明月展开着优美的夜景。
先生态度是和蔼的，学生群里也从没见他发过脾气，摆过架子。
“杨先生教的不好是啵？我已经把他辞退了。我说：‘听说先生另有高就，那么下学期就请便吧，这地方实在太偏僻！’他还挽着袖子要同我打架呢。你看这样辞退他合适么？”
学期终了，他会随便抓住一个同学就这样谈起来。
可是他也有他的固执。——固执处令人想到方孝孺，只要主意拿定了，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他主张学孟子“养吾浩然之气”，主张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事事胸有成竹，却很少形于颜色，透露锋芒。不沽名，不钓誉，心安就好，人言无足轻重。……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日子到了张宗昌当督办，山东人底头上就没有太阳了。那时先生不愿意在那位状元厅长(王寿彭)底下教学生读经，投壶，于是就辞了师范学校职务，回家去种田。他是常常喜欢说：“吾不如老农”那样的话的。一位继任校长，听说只焚烧先生任内图书馆藏的禁书，就烧开了澡堂里两锅洗澡水。也算“漪欤盛哉”吧。这继任校长不是别人，就是到1938年后马良汉奸政府底下当教育厅长的郝某。
1931年，先生在济南乡村师范当图书馆管理员。那是一月只四十块钱的差事，势利一点看，以他底身份是不值一千的；然而他干了，并且干得很有兴致。在那年双十节学校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他登台讲话，摘了帽子的头，那时几乎完全秃了，他却精神矍铄地提高了嗓音说：
“……民国这个招牌已挂了二十年了，我们没看到什么民主，却一下失去了这样七百万方里的大好河山。……我不老，你们更年轻，我们应当大家努力！”
那时正是“九·一八”后，一席话曾给了当时的学生很大兴奋，很多激励，有的人都感动得哭了。从那以后，人家就称他“老青年”。他老，那时已六十八岁了；他年轻，心像二十多岁的人那样活泼有生气。他常常从那些寒苦的学生身上，偷偷地学习些新的东西；学生喜欢看的书，他也跟着喜欢看。起初还疑惑着：“这些书有什么好处呢？”而他硬生生地钻研下去，慢慢地像豁然贯通了似的，在那些社会科学书里他发现了从来没听说过的真理，觉得津津有味了。学生开给他书目，他就照着购买，因此那学校所藏的图书成了进步青年们稀有的财富。四年后，我有机会到那个学校教学，还以一部分那些书籍(大部分被查抄了)继续了那学校的传统教育(那传统是优良的；凡受过济南乡师教育的学生，在抗战的洪流里大部分都成了巍然的柱石)。但，也是那些书籍，触着了反动势力的痛处，照到了“韩青天”政府底黑影，于是先生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