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老师我想对您说(让学生感受亲情的故事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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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师恩难忘(9)

听说是三月梢头,一个春天的夜里,下弦月照着白鹤庄的校舍,照着校外的小河,和河边的新柳。乡村的月亮是很幽美的。忽然村里掀起了狗咬,咬得很厉害。接着是硼硼的敲门声,咯咯啰啰的说话声。先生的老朋友鞠思敏,那时的乡师校长,被叫了起来,全校的人也大半都被惊醒了;但被莫名的恐怖笼罩着,除了几句简单的对话,是怕人的寂静:

“图书馆住的是谁?”

“是一位快七十岁的老先生。”

就是他,老先生才更厉害。”

春天夜里还是很凉的,先生没穿好衣服就被绑了。连几个学生一起,集合在河边的操场上,他们当夜被运进了城里,押进了监狱。

“你不知道那些是赤化的书么?”

“不知道什么赤化,我看那些书说得很有道理,就愈看愈想看了。”

——审判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对话。

在狱里有人去看他,他说很舒服,坐它十年八年不要紧。反正。“人生七十古来稀”,也是该死的时候了。

——他劝学生们应该学史可法,而自比左光斗。那故事他是常常讲给人听的。说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左光斗,因为排斥宦官,被魏忠贤借故下狱。他的学生史可法扮作拾粪人去看他,扶着铁栏杆只是啼哭。左光斗因为酷刑熬煎,面额焦烂得已不能辨认了;屈膝倚墙坐在地上,左膝以下皮肉都已脱落,眼睛也血肉模糊睁不开来,等他听见呜咽声音,用手指拨开眼眦,认清是史可法的时候,就很生气地摸起地上刑械来打史可法,严责他:“你看国家到了什么时候,你不知自励,为国尽忠,在这里哭些什么?哭死算得了什么英雄!不要管我,我也不稀罕你的探望,你能赤心保国,我就死可瞑目了……”就这一番话,才造成了史可法后来抵抗清兵,督师扬州的壮烈史迹。

结束那故事,先生往往说:“那时还只左光斗下狱呵,可是现在连史可法也被捕了。”

先生底学生是很多的,在山东也有些说话“有力”的人;大家联名保他出来,那已是他受了半年铁窗生活的时候了。出狱那天,他对接他的人说:“保我干什么呢?狱里生活我还没过够,这是大学,应该让我多学学,也好知道我到底犯了些什么罪过!……”

是的,他认为坐狱并不是耻辱,是光荣。他曾训诫他的儿子说:“看你多没出息,你连被捕一次也没有,你今辈子会有什么成就呢!”——那是他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儿子。三个大儿都是二十岁左右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死了的。一个学军事,一个学艺术,一个从事教育。都是他心爱的,然而都早死了。先生晚年,家境零落得很,三房寡妇儿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而外,再说是那唯一的儿子了。孙子很聪明,很有志向。七岁的时候,看见人家开运动会跑长距离,他自己也瞒着祖父绕了操场跑圈了。往往累得满头大汗,见了人还偷偷的告诉:“不要给爷爷说。”

1936年春天,我和济南乡村师范的学生去爬泰山,曾在一个料峭的清晨去访问就住在泰山脚下的先生底家。没想到七点去叩门还是迟了。他的那个小孙女伶俐地答着我的问话:“爷爷六点钟就上山了。要找他就上山吧。”听了很令人惆怅,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触。其实那时先生过的还不是什么隐逸生活,倒是一天跑到晚,很忙碌的。那时他正替冯焕章先生在山上办了十多处小学,他是每天都要山上山下巡视一趟的。

泰山归来的次日,先生底信就来了。是一纸明信片,上边谆谆地写着:

年来山居僻处,日与松石为伍,都市风物,已成故实;若有青年朋友,相与话中外消息,岂非一太快事?不意与贤契况道中相左,噫,何缘之悭耶!……吾近于忙里讨生活,颇感乐趣。人世魑魅,已不复置意。……

济南乡师吾旧游地也,荷塘稻田,菜圃茅屋,至今犹栩栩脑际。海棠院东南树下,为吾被捕处,贤契应亲往抚慰。问海棠树别来无恙不?办公室前之芍药牡丹,及杂花数种,皆吾自汝母校所亲手移植,今亦曾着花未?花畦甬路,亦吾手砌,贤契务善为修葺,勿使荒芜。……

那时我们已经八年不见了。读着那信,我有些鼻酸。不知是难过,还是欢喜。盖世事沧桑,正有无限的感慨啊!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那年,也是春天,我因事路过泰安,又上山拜望先生一次。那时冯焕章已到南京去了,山上留下小学,烈士祠,苗圃果园数处,就都由先生经理主持。访谒先生是上崖下坡赶了几处小学才碰到的。远远地望见就招手,多少年没见,仿佛还认识。“××么?”叫着我当学生时的名字,只两个字就把我的眼泪唤出来了。不是悲哀,是喜悦。看着他精神的焕发,步履的稳健,声音的謦欬爽利,谈笑的宏亮开扩,握手的时候,我说:“老师愈老愈年轻了,比十五年前还健康!”谁能相信那时是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呢?作这耄耄的表证的只有那后脑勺上雪也似的白发,胡须短脞脞的,剪得修齐修齐。一袭灰布便装罩着像一个四十岁中年人的身子。

那时我正在海边一个学校里同另一群青年人作伴,平日也只怕有暮气,只怕意识精神落在了青年人底后边;及至见到了先生,才晓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怕什么呢?听了他老人家临别时嘱咐的话:“人生是有味道的,要好好的干啊!……十五里下山的坎坷路,我完全是跳着走的。

抗战第四年开头了。我又已经四年不见先生了。抗战期中先生是一直留在家乡的。在敌人踏入了山东、陷落了泰安时候,我曾担心着先生底安全,挂虑着先生底健康;等看到远从故乡来的电讯,详细地描写着“七六抗战老人”当选为山东临时参议会议长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底担心和挂虑是多余的!听说在游击部队里他穿着土布军装完全像一名老兵。部队出发作战,他也一定要跟着。

“接火了,老先生还是回去吧。”

“不,让我来观战。”

枪声密了。机关枪格格格叫着,战斗激烈起来的时候,别人劝他:

“老先生请回吧,战斗很快就要结束了。”

“不,让我看着胜利的到来!”

就这样一种镇静的态度,一种从容自若的谈吐,像小孩子跟前的慈母一样,给了战士们以莫大的感染与鼓励。往往有他在跟前,便可以更快的解决战斗,更快的获得胜利——须知在生死场上,是七十六岁的白发老人啊!

战地里联络,鼓动,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百姓。他冲着敌人底封锁线走来走去,唤起了群众,团结了军队,人人喊他“老救星”。有时平稳的地方他和年轻人走在一起,人们怕他累着要替他雇一辆车子,他会很生气地说:

“你们想干什么?想把我挤出青年人的队伍么?”

别人正有些歉意的当儿,半天他又追加一句:

“这简直对我是一种侮辱!”

他爱青年,不是把青年只看做学生,而几乎是把青年看作先生。抗战初期,每次和年轻人一起开会,他都看成是一种学习,袖珍记事册里记着的就常是年轻人的意见。人们见他听人发言,那样细心,仿佛一个字都不舍得漏掉似的。有时一句话没听清楚,他往往在散会的时候,紧赶上那发言的人,谦逊地问道:“你刚才说的什么?能不能再讲一遍我听听?……”

为这一切,我深深地怀念着这“老当益壮”的人民底议长,范明枢先生。

人的性情有的不需要教育就自然好的,有的始终教育也不会好的。

我所知道的张大千

叶浅予

张大千是1949年离开祖国的,他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他的很多收藏的画,其中石涛的画,有一百多件,还有宋、元、明、清的画。对于他的收藏品,台湾的评论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也就是说,他收藏的画可以比得上一个博物馆的收藏品,价值是无法计算的,但是他平时并没有钱,因为虽然张大千的画卖出时得钱不少,但他也花得厉害,大进大出。我们现在故宫里有几件作品是他卖给我们的,一幅很有名的是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还有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宋朝刘道士的《万壑松风图》。这三幅画是张大千在香港卖出,由我们国家文物局收购下来的。那时文物局局长是郑振铎。在这以前,郑振铎对张大千有看法,认为张大千在敦煌期间,对敦煌壁画有破坏,自从张大千把这三张画卖给我们后,郑振铎对我讲过,张大千还不错,这几张画本来他可以卖给外国人,价钱还可以更高,但是他愿意卖给我们,给自己的祖国。像这样一张画五十年代能卖好几万,现在就更是无价之宝了。

这几张画原来就是故宫里的,是溥仪离开北京时从故宫里带出去的。日本投降后,溥仪当了俘虏,这几幅画就从长春宫廷里流出来,到了古董市场上。北平的古董商人到沈阳收购来,转卖给张大千。张大千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坐美国空军飞机到北平的,他知道北京发现了这些东西。他花了多少钱我不清楚,大概除了多少金条,还搭进去不少自己的画。我是1947年到北平艺专的,1948年他到北平来,徐悲鸿家里,他把“夜宴图”拿出来给我们看了。自从他得到这张画后,一直带在身边,还特别刻了个图章,叫《昵宴楼》。张大千到国外以后,除了这几张画卖给我们外,还陆续卖了一些画。因为他在国外开支很大。据说卖这几张画是因为在巴西买地盖庄园,预备在巴西定居,为筹集旅费需要钱的时候卖给我们的。这所庄园名叫“八德园”。

张大千离开祖国的时候,北平已经解放,四川还没解放,从四川他的学生那儿传来消息,说他老师要走了。走了以后,头几年他在香港、印度、泰国、日本等地,当我们得知他在香港时,我和徐悲鸿二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把解放以后我们的情况和他谈了,讲我们在这儿很好,希望他能回来。他托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学生带口信给我们,说他不想回来。张大千离开祖国后,先住在阿根廷,后又搬到巴西,又从巴西搬到美国,最后在台湾定居。他说,不管怎样,国外的生活对他在感情上是受不了的。所以还要回国。这个国他当然是指台湾。

他到处跑,每年要到法国和日本一趟,他的画在法国和日本都是有市场的。他到法国去的时候,我们有几个赴法的文化代表团和他联系过,表示欢迎他回来,他和我们见了面总是比较客气,但表示还不想回来。有一次,我们一个以夏衍为首的代表团到了日本。当时,张大千有一张画,说是唐画,要出卖。夏衍听到这个消息,就认为,如果真的是唐画,我们国家当然要买回来。夏衍就派人和他联系,表示我们国家要收购,希望他卖给我们。张大千说,这张画是假的,是骗外国人的,你们不要买了。夏衍回来跟我说,这个人还不错,告诉我们这是他造的假画。这幅画在日本印了复制品,夏衍带了一张回来。我看张大千的画看多了,一看就知道是张大千画的,画面上是几匹马,一个牧马人。从这些表现说,尽管张大千对共产党不了解,但他认为大陆也还是自己的祖国。他有些题画的诗里经常提到怀乡、怀国、怀旧、怀友之情,尽管他后来说,我的国家现在在台湾,并回台湾定居。但我们如果从对台湾的政策讲,回台湾定居也就是回到相国定居。从他的行动看,还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

我在几篇文章里,充分肯定张大千在艺术上的成就,认为张大千是继齐白石、徐悲鸿之后中国的又一大画家,是中国画大师。这个评价不算高。我们国内宣传张大千最起劲的地方是四川,因为他是四川人,为他出了许多画册,还让他的女儿到巴西去探亲。他的女儿张心瑞在巴西住了一年,我们都怕她回不来了,她还是回来了。

关于张大千的生平、历史,有很多现成的文献可以参考,我想谈炎我跟他的关系。

我和张大千认识是在1936年,那时我在南京住,张大千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课。这年,他在南京开了个画展。在那时以前,我在上海就认识他,但我们在南京时期来往较多,我对他的画是很喜欢的。和他熟悉以后,我们一直有来往。抗日战争以后,他从北平逃出来,到了香港,我那时也正在香港,见到了他,知道他要到成都去。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住了四、五年,大约是1942年至1946年吧。张大千1944年从敦煌回来,在成都开了个临摹敦煌壁画画展,后又到重庆开。我去看了,为他的新成就所吸引,想跟他学习国画方法。1945年端午节前后,我到成都住在他家里,住了两、三个月,天天看他画画。我原来是画漫画的,抗日战争那几年跟着郭沫若做了一些宣传工作,那时的报纸都是用土纸印,没有照相制版,没地方发表漫画,我就改画国画。在国画方面,张大千那人物、山水、花鸟,样样精通,除了向他学方法,看他画画也是一种享受。他有个习惯,画画时喜欢旁边坐个人和他说话,张大下很喜欢热闹。我就坐在旁边和他聊天。我刚到成都时,他正在准备一个画展,他完全是靠开画展卖画得钱过日子。那时候他家里妻子儿女连同亲戚有十几个人。他平常就靠借钱过日子,开个展览会,卖了画还债,还完债后接下去又借钱。张大千旧书读得多,思想里旧的封建东西也多,对家里人管得很严,其实孩子们在外面干什么他是不知道的,从这方面讲,他的思想比较闭塞。抗日战争时国共合作,成都地下党的活动很活跃,他的子女在外面也接触了一些新思想,他知道了就骂,说共产党不行。我们觉得很好笑,和他说也说不通,他看问题的标准当然是封建的标准。当时,国民党的很多大官都捧他,他和张群的关系密切,张群是蒋介石的重要决策人物,当时是四川省长。除了大官僚,还有大地主、大商人买他的画。有人支持他。他也不怕穷,他要花钱有人借给他,所以“贫无立锥”也就是那么回事。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成都解放时,他不得不走了,因为他依靠的力量、依靠的那个社会没有了。

张大千的人物、山水、花鸟画都画得很好,他的人物画主要是古装画。在我眼里看来,他的古代人物画有现代人的感觉,不完全是老里老气的。他有时也画现实的人物,妇女穿旗袍、高跟鞋,只是不常画就是了。他这个人的思想因为上过现代的中学,到日本留过学,对新事物也不是完全拒绝,而是有选择的接受,所以,尽管他的画的题材相当老,但是画本身的艺术风格我认为还是清新活泼有时代感的。我们所说的时代感,不是指你画的内容一定是现在有的那种生活现象,我们对时代感的看法不是那么机械的,即使画古装人物的画,你用现在人的感情画,那就跟古代人画的不一样。我感到,张大千很不平常,他接受的东西相当多,并且能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我对他的评价是继齐白石、徐悲鸿之后的又一大师。台湾通过张群把他从美国迁到台湾去,对台湾来讲是一大文化资本。因此,蒋经国对他非常尊敬。我们起初以为他在台湾的“摩耶精舍”是蒋经国送给他的,现在知道不是,是他自己花钱造的。他还在美国住的时候,就买了那块地请人修房子,修好后布置起来了才搬回去。他在美国的“环荜庵”现在还在,他有几个儿女在美国,有个儿子叫张保罗现在就住在那个房子里,成了那房子的主人。张保罗每年都要去台湾看望他的父亲,张大千的艺术基本上也都传给了这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