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贵，字武安，弘农卢氏（今河南卢氏）人。隋末，他于当地聚众反隋，后来归附李渊。在李渊建唐与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他有很大贡献，贞观年间（627—649），又屡建战功，故而死后陪葬昭陵。两《唐书》中，均有《张士贵传》，但该《传》对张士贵事迹的记载都非常简单，对唐代历史叙述甚为详细的《资治通鉴》，也没有对张士贵事迹有更多的记载。
1972年于陕西礼泉发现的《张士贵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昭陵碑石》和《全唐文补遗》第一辑（均为三秦出版社出版）。其中所记有关张士贵的事迹，比两《唐书》的《张士贵传》要详细得多。从《墓志铭》的内容看来，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文献资料未曾涉及或涉及很少的有关历史问题。
从洛阳到潼关之间也有反隋势力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使广大农民走投无路，故而很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不少隋朝的地方官员乘机割据一方，称王称帝。根据现有的历史文献，从洛阳到潼关这一带地方，在隋末没有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势力。这样，就容易被理解为从京师长安到东都洛阳一带，仍然是隋的势力范围。因为长安有隋代王侑据守，洛阳有隋越王侗据守，二者之间的河东（今山西永济西）有屈突通守备。这些据点之间如果没有别的力量存在，自然就意味着这一带仍然为隋所有。但是，根据《墓志铭》的内容，这一带有一支相当强大的反隋力量，就是张士贵领导的起义军。
《旧唐书·张士贵传》：张士贵，“本名忽，善骑射，膂力过人。大业末，聚众为盗，攻剽城邑，远近患之，号为‘忽贼’。”《新唐书·张士贵传》所载与此基本一致。这些内容，只能说明他于隋末发动起义，并没有说明他于何处起义，有多大力量。《墓志铭》的记载就很清楚了。
《墓志铭》首先叙述了张士贵的家世：他的曾祖名，是北魏的银青光禄大夫、横野将军。其祖名和，是北齐开府车骑将军。其父名国，从北齐到隋，先后任陕县主簿、硖州录事参军、历阳令，不久，又以军功授大都督。不知什么原因，张士贵没有承袭祖业，再做什么官，但他“游道日广，缔交无沫”。也就是他善于结交朋友，深孚众望。故而他“率闾左而完聚，候灞上之祯祥。乃于之间，崤陵之地，因称大总管、怀义公。于是负波属，接淅云归”。他聚“闾左”之众，当然意味着他于家乡卢氏一带发动起义，有许多穷苦人民参加。所谓“崤陵之地”，应为崤山附近，即今河南三门峡到渑池一带。非常明显，张士贵是在洛阳以西，潼关以东，即今豫西一带起义反隋的。
张士贵聚集了多少人马呢？两《唐书》的《张士贵传》根本不曾触及此事，《墓志铭》却提供了一些线索。据《墓志铭》载，当时，辅助越王侗据守洛阳的王世充，还有占据洛阳到巩县（今河南巩义）的瓦岗军首领李密，都想争取他，以为外援。洛阳的隋军和瓦岗军，是中原一带最强大的两支军事力量，他们长期在洛阳到巩县之间进行大战，互有胜负。所以，他们都想争取张士贵，壮大自己的力量。但张士贵认为他们都是平庸之辈，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因而，他固守自己的地盘，坐观形势的发展。既然中原两支最强大的力量都曾争取他以削弱对方，可见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以上情况可知，张士贵是隋末于卢氏发动起义的首领，他占据了今河南三门峡到渑池一带的地方。由于他的力量相当强大，所以，李密、王世充都曾争取他以助己。但是，在政治斗争中，李密、王世充都不是李渊的对手。他们鼠目寸光，缺乏远见，和欲取隋而代之的李渊比较，都显得相形见绌。所以，最后张士贵被李渊争取过去了。张士贵为李渊建唐和统一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渊有远见卓识
大业十三年（617）七月，李渊从太原誓师起兵，向长安进军，准备实现他取隋而代之的愿望。八月，李渊攻克霍邑（今山西霍县），继续南进，不久，就攻克绛郡（治所在今山西新绛）。这时，李渊和张士贵已经非常接近，李渊正在考虑是先取河东，还是先进军关中的问题。不管是先取河东，还是先进军关中，核心问题是怎样对付河东隋军将领屈突通。因为，先取河东是怎样打败屈突通的问题，先进军关中是怎样摆脱屈突通的问题。李渊为了孤立屈突通，遂遣使招降张士贵。《墓志铭》：李渊“将指黄图（京师），行临绛水（在今山西新绛境内）。公（张士贵）乃遣使输款，高祖（李渊）深相嘉叹，拜右光禄大夫，锡赉优洽，并降玺书，俾定河南之境。”这就是说，李渊进军至绛水时，张士贵遣使向李渊表示愿意归附的诚意。李渊对其颇为赞赏，拜其为右光禄大夫，并使其对河南一带的社会安定负责。
两《唐书》所载，与《墓志铭》稍有不同。《旧唐书·张士贵传》云：“高祖降书招怀之，士贵以所统送款，拜右光禄大夫。”《新唐书·张士贵传》云：“高祖移檄招之，士贵即降，拜右光禄大夫。”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墓志铭》中记载，张士贵先遣使向李渊请降，受到李渊称道拜官；两《唐书》记载，是李渊先招降张士贵，张士贵表示归附。根据事实分析，两《唐书》的《张士贵传》记载可信。
《墓志铭》是高宗显庆二年（656）张士贵死后所撰，撰写《墓志铭》的目的是为张士贵歌功颂德。当时，唐朝已经到了富强繁荣的阶段。在这个时候，表彰张士贵最初主动归附唐朝，继又为唐朝的建立与富强多有贡献，当然是莫大的殊荣。《墓志铭》没有这样记载，肯定事实并非如此。
反之，两《唐书》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唐代的《实录》、《国史》。《实录》、《国史》的作者是从皇帝的角度撰写史书的，如果事实真的是张士贵先向李渊请降，无疑意味着李渊有崇高的威望和德行。《实录》、《国史》的作者决不会改变这种事实，写出有损于李渊尊严的内容。进一步说，李渊先招降张士贵，也更近情理。因为，李渊是智勇兼备的政治家、军事家，在隋炀帝面临危机的时候，他就想乘机取而代之。早在隋炀帝进攻高丽时，他就与宇文士及“尝夜中密论时事”，所以，在宇文化及缢杀隋炀帝北走，最后被窦建德彻底打败后，其弟宇文士及降唐时，李渊就曾对裴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旧唐书》卷六十三《宇文士及传》。《旧唐书》的作者也说：隋朝末年“高祖（李渊）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决神机而速若疾雷，驱豪杰而从若偃草。”《旧唐书》卷一《史臣曰》。由此可见，李渊是有远大奋斗目标的政治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在太原聚集人才，招募兵众，并取和于突厥，在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起兵南下，进军长安。在进军途中，他乘李密得意忘形之机，用“卑辞推奖以骄其志”《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的手段麻痹了李密，使李密与王世充相持于洛阳无意西去，给他能够西进关中解除了东顾之忧。同时，他又招降了关中的起义军首领孙华等人，为其进军长安增加了力量。
以上情况说明，李渊在向长安进军途中，是千方百计地争取各种反隋势力，减少敌对力量，以便壮大自己。对各种力量，他是能利用的就利用，能招降的就招降，只有坚决为敌者才彻底消灭。当他到达绛郡（治所在今山西新绛），面对河东强敌屈突通的时候，他怎能忽视与河东仅一河之隔的张士贵呢！同是在大业十三年（617）八月，既然注意招降了河西的孙华，当然也会想到河南的张士贵。因为，这样既可以孤立河东的屈突通，又可以减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壮大自己的力量，何乐而不为呢！因此，李渊首先招降张士贵，促使张士贵归附，是合情合理的。这是李渊智勇兼备的一种表现。
事实证明，张士贵降唐以后，对唐朝的建立与统一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墓志铭》称：张士贵“肃清崤渑，赖攸归。因统所部，镇于陕服，受相府司马刘文静节度”。这说明在张士贵周围还有其他反隋力量，后来都被他“肃清”了。同时，他还“每陈东略之计，益见嗟赏”。接着，又“进击伪熊州（今河南宜阳）刺史郑仲达，大败之”。李渊大加称赞，对其奖励“缯彩千有余段，名马五匹并金装鞍勒”。这就是说，张士贵为李渊扩大了在潼关以东的势力范围。无疑，这就为李渊东进中原提供了方便。
《旧唐书·高祖纪》载：义宁二年（618）正月，“世子建成为抚宁大将军、东讨元帅，太宗为副，总兵七万，徇地东都”。《墓志铭》云：“自副义宁二年，隐太子之东讨也，以公（张士贵）材光晋用，誉重汉飞，战有必胜之资，威有邻之锐，授第一军总管先锋。”两种记载的共同之处，是义宁二年李建成率军进攻东都；所不同者，是《墓志铭》中有张士贵作战勇敢，被任命为第一军总管先锋。这种不同之处说明，张士贵降唐以后，不仅为李渊东进中原扫清了道路，同时也增加了进攻东都的力量。还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进攻东都谁是主帅的问题。
《资治通鉴》载：武德元年（即义宁二年）正月，“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王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余万人救东都”。按照当时的习惯，以右为上。当时人们在定氏族门第时，“凡郡上姓第一，则为右姓”《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如是，李世民应该是进攻东都的主帅。但是，《墓志铭》却载：“隐太子之东讨也。”这和《旧唐书·高祖纪》所载，李建成为东讨元帅，李世民为副是一致的。《墓志铭》称李建成为“隐太子”，显然含有贬意，是站在李世民一边说话。站在李世民一边说话的《墓志铭》作者，只记“隐太子之东讨”，不提李世民的名字，无疑应该认为进攻东都的主帅是李建成了。
综上所述，李渊招降了张士贵，孤立了河东的屈突通，割断了长安、河东、洛阳三个隋军据点的联系，还为其扩大了势力范围，为后来东进洛阳扫清了障碍，增强了力量。因此，招降张士贵正反映了李渊的远见卓识。
两《唐书·张士贵传》过于简略
两《唐书》的《张士贵传》仅三百字左右，而《墓志铭》则有三千多字。不言而喻，《墓志铭》有关张士贵事迹的记载比两《唐书》的《张士贵传》有关张士贵的记载要详细得多。这样，就使史书中缺乏证据的结论有了具体内容。例如，《旧唐书·张士贵传》：张士贵“累有战功，赐爵新野县公。”《新唐书·张士贵传》：张士贵“从征伐有功，赐爵新野县公。”唐太宗赞扬他是“以忠报国者不顾身”。更加他死后陪葬昭陵，可见他确是战功卓著的。但这些笼统的结论都缺乏实际事例，令人难以知其究竟。
根据《墓志铭》载，在他被赐爵新野县公之前，战功颇多，除了前面所述，他“肃清”了崤函一带零散的反隋力量，大败王世充的熊州刺史郑仲达以外，其他战功也甚可称道。
“薛举狼据北地，太宗亲总元戎。公先登之，有超恒准。赐奴婢八十口，绢千余段，金一百卅挺。”看来，张士贵参加过平定薛举的战争，因立战功得到奖励。
武德元年（618），“转运粮至于渑池，王（世）充将郭士衡等潜兵而至，公掩击，大破之。”这就是说，为李渊转运粮钱，曾大破王世充所部。
武德二年（619），“有贼苏经，寇掠陕州之界，州将频战不利。高祖（李渊）闻之曰：此贼非猛士无以殄灭。命公讨焉。”此事说明，张士贵的作战能力远在州将之上。
另外，他与王世充进攻熊州的五万之众相遇时，虽然双方众寡悬殊，形势危急，但他仍然镇静自若，军旅有序。故而李渊“赐爵新野开国公，杂上驷并金鞍宝勒。敕曰：卿宜自乘之。丹石之心，上通宸照；青骊之贶，远逮军功。”
以上情况，就是“累有战功，赐爵新野县公”的具体内容。除了赐给爵位以外，还有物质奖励和口头上的赞扬。
后来，张士贵又随李世民平定了刘武周，在翼城（今山西翼城）曾大破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所部。接着，又在进攻东都王世充、大破汜水（今河南荥阳西）的窦建德战役中立了战功。《墓志铭》：“会朝廷将图嵩洛，敕公先督军储。太宗亲总戎麾，龚行吊伐。公投盖先登，挥戈横厉，屠城斩邑，涉血流肠。”由于作战勇敢，“太宗特遣殷开山、杜如晦赉金银四百余挺以赐之，乃以所赐分之麾下。”这次战役结束后，“录其前后战功，以为众军之最，除虢州刺史。”这些内容，当然比《旧唐书·张士贵传》“从平东都，授虢州刺史”的笼统记载详细得多了。
武德四年（621）5月，窦建德战败被俘，7月，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又举兵反唐，屡败唐军。12月，李渊命李世民率军讨伐刘黑闼。张士贵又参加了李世民进击刘黑闼的战争。《墓志铭》：“后黑闼将数万众，密迩军幕。公率其劲勇，截其要津，飞镝星流，委甲鳞下。大憝既夷，懋赏斯及。”接着，他又与淮安王李神通打败徐圆朗。这些事实，在《墓志铭》被发现以前，都未为人知。
两《唐书》的《张士贵传》所缺载的事例还很多，例如，《墓志铭》：贞观十五年（641），“从幸洛阳，会薛延犯塞，奉敕于庆州镇守，后检校夏州都督。”贞观十六年（642），为兰州都督，又迁幽州都督。贞观十八年（644），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贞观十九年（645），“率师渡辽，破玄菟等数城大阵，勋赏居多，拜冠军大将军、行左屯卫将军。銮驾凯旋之日，令公后殿，至并州，转屯卫大将军，仍领屯骑。”这些内容，两《唐书》均不曾涉及。
关于张士贵去世的时间、地点和年龄问题，两《唐书》《张士贵传》仅记为“显庆初卒”。《墓志铭》则详细记载为：显庆二年（657）“六月三日终于河南县之显义里第，春秋七十有二。”由此可以推知，张士贵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由此可见，《墓志铭》的发现对研究张士贵以及唐初的历史，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张士贵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还有一件事情很值得注意。《墓志铭》：“太宗征公于曹州奉见，深用嘉止。太宗居帝子之尊，极天人之望；府僚之选，允归时杰。以公素啖威名，授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南，张士贵与李神通战胜徐圆朗后驻军于此。李世民什么时候召他还京，《墓志铭》未记日期，但应该是在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之变以前。因为李神通奉命进击徐圆朗是武德五年（622）六月，徐圆朗彻底失败是在武德六年（623）二月。这时，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已日益激化。为了压倒对方，双方都在扩充势力，加强力量。张士贵奉召，肯定与这种形势有关。
《墓志铭》在为张士贵歌功颂德的同时，又大肆吹捧李世民有“帝子之尊，极天人之望”，当然是想说明张士贵和李世民有关。由于李世民要选择堪称“时杰”的秦王“府僚”，故而以素有“威名”的张士贵为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过去的新野县开国公、虢州刺史，都是唐高祖李渊赐予的爵位或官职，这次是李世民授予的秦王府将军。勿庸置疑，他由政府官员成为秦王集团的成员了。
与上文紧接着的是，李世民做了太子以后，又命张士贵为太子内率。从行文上下紧接看来，张士贵奉召进京，是李世民为夺取太子地位聚集力量的一个方面。从张士贵为官的途径来看，从秦王府的将军到太子内率，显然他是李世民的亲信。太子内率的职位非常重要，因为“左、右内率府率之职，掌东宫千牛、备身侍奉之事，而主其兵仗，总具府事；而副率为二。”《唐六典》卷二十八。其官阶是正四品。
李世民刚刚做了太子，张士贵就据有这样重要的地位，而且他又不是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秦王府原有的骨干分子，所以，他必然是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才能如此。这样一来，《旧唐书·太宗纪上》：“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建成、元吉，应当是可信的了。另外，《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所载，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人员名单与此稍有差别，其中没有张士贵，另有刘师立等人。这很可能是参与者在事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如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是赤膊上阵，拼命厮杀者；张士贵、刘师立等人，可能是外围策应者或待命的预备队。不可否认，他们都是参与者。正因为张士贵没有赤膊上阵之功，故而《墓志铭》没有在这方面对他大加赞扬。
从玄武门之变以后到贞观元年（627）的半年时间里，张士贵地位日益显要，更能说明他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墓志铭》：“太宗遣公与将军刘师立召募壮士，曾未浃旬，归公者万有余计。”把张士贵和刘师立相提并论，可能是他们二人在玄武门之变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接着：“贞观元年，诏公于玄武门长上统率屯兵，俄转右卫将军，还委北军之任。”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埋伏亲兵，杀害了建成、元吉，夺取了太子地位的。可见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北军，是保卫宫城的军队。张士贵奉命屯兵于玄武门并负责北军的重任，他必然是李世民的亲信。能够成为这样重要的亲信，肯定是经过了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考验。
关于“破反獠”
关于“破反獠”的事件，对张士贵来说，非常重要。《旧唐书·张士贵传》：贞观七年（633），张士贵“破反獠还”，李世民慰劳他道：“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朕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新唐书·张士贵传》的有关记载与此意思略同。《资治通鉴》也载：贞观七年五月，“雅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击反獠，破之。”既然李世民在这件事情上对张士贵大加赞扬，正说明张士贵在破獠之战中确有战功，特别值得重视。
《墓志铭》有关此事的记载与上述文献颇有出入。《墓志铭》记载的张士贵破獠是两次，第一次是贞观七年，第二次是贞观十九年。
第一次，贞观六年（632），张士贵除右武候将军。接着就记：“无何，獠又翻动，围龚、二州（这里记载有误，因龚、实际上是一州，先称州，后改为龚州，治所在今广西平南）。敕公使持节龚州道行军总管。途次衡阳，夷獠逋窜，乃授右屯卫大将军，改封虢国公，检校桂州都督，龚州道行军总管如故。悬旌五岭，立功百越。”既然在贞观六年以后又记“无何”，可以理解为贞观七年。这次对反唐的獠人作战胜利，很快就奉召还京，仍为“右屯卫大将军，北门上下。”
第二次，贞观十九年（645），张士贵随李世民征辽回京后，“雅、邛等州山獠为乱，以为雅州道行军总管……事平，拜金紫光禄大夫、扬州都督府长史。”金紫光禄大夫，是文散官，有官阶（正三品），无职务；扬州都督府长史，是僚属之吏。由此可见，这次战争之后张士贵就离开京师到扬州去了。
根据以上情况，两《唐书》所记的“破反獠”事件，应是第一次。首先，二者记载的时间一致，都是贞观七年。其次，这次“破反獠”功绩突出，值得称道，故而李世民备加赞扬。再者，李世民对其慰劳，显然是亲宠之意。这次还京，他仍然负责保卫宫城的任务，处于李世民身边，慰劳的表示，更符合实际。
至于《资治通鉴》的记载，肯定是把两次“破反獠”混为一谈了。根据《墓志铭》，张士贵为雅州道行军总管是在贞观十九年，所以，贞观七年五月，张士贵根本不可能以雅州道行军总管的职务去“击反獠”。另外，两次“击反獠”的地点也相距甚远。第一次是在龚州，即在今广西平南一带；第二次是在雅州，即今四川雅安一带。不难看出，司马光所记的张士贵破獠的职务和地点是指第二次；所记破獠的时间是指第一次，二者不可混淆。这更充分说明，《墓志铭》的发现，对纠正文献记载的失误是有重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