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九日，唐太宗即位。八月二十日，突厥就进攻高陵（今陕西高陵）。八月二十八日，突厥颉利可汗统帅大军直逼渭水便桥（即西渭桥，在今陕西咸阳东南渭河上）。突厥兵临京师城外，自然非同小可。据有关文献记载，唐太宗面对这种险情，毫无惧色，而是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挺身轻出，“与颉利隔水而语，责其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最后是“颉利来请和，诏许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019页。这样看来，好像唐太宗轻而易举地便使突厥退兵了。近读《执失善光墓志铭》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受到启发，突厥退兵的原因并不简单，很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根据《执失善光墓志铭》的有关内容，结合有关文献的记载，对这一问题进行力所能及的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执失善光是什么人呢？据其《墓志铭》载，执失善光字令晖，突厥人。其“曾祖淹，本蕃颉利发”。按照突厥的官制：“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颉利发，次吐屯，次俟斤，并代居其官而无员数，父兄死则子弟承袭。”《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153页。由此看来，执失淹是突厥的中等官员。
执失淹对李渊建唐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据《执失善光墓志铭》载：他于“皇初起太原，领数千骑援接至京，以功拜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仍降特制，以执失永为突厥大姓，新昌县树功政碑。爰从缔构之初，即应义旗之始。”这就是说，执失淹曾率突厥兵数千骑，参加了李渊从太原起兵，进军关中，夺取长安的战争。根据有关文献，突厥确曾帮助李渊进军长安。李渊准备从太原起兵时，为了缓和与突厥的矛盾，遂“遣大将军府司马刘文静聘于始毕，引以为援。始毕遣其特勤康鞘利等献马千匹，会于绛郡，又遣二千骑助军，从平京城。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上》，第5153页。这里没有提到执失淹，但执失淹肯定身在其中。
康鞘利是可汗的特勤（子弟），可汗子弟率军出征，其属下必然还有其他官员。执失淹是中级官吏，隶属于可汗子弟是正常现象。况且，突厥援助李渊向长安进军也只有一次。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八月十五日，当李渊进兵至龙门（今山西河津）时，康鞘利率突厥兵赶到，与李渊大军会合。李渊“喜其兵少而来迟，藉之以关陇”，遂对刘文静道：“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马多人少，甚惬本怀。”《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由此看来，在此以前根本没有突厥援助李渊起兵的问题；后来，也没有这方面的事实。另外，唐太宗还指责执失思力说：“又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并亲从我。”《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上》，第5157页。这说明执失淹及其子和孙都是突厥援唐的成员。
执失善光的祖父是执失武。执失武，“本蕃颉利发，以元勋之子，皇授上大将军、右卫大将军、上柱国、安国公。”由此看来，从执失淹到执失武，他们既是突厥的颉利发，又有唐朝的官爵称号。这种双重身份，正好为唐和突厥都可利用。正是这种原因，执失武的长子执失思力被派遣入唐就成了值得注意的问题。
关于执失思力奉命入唐的问题，有关文献早有记载：“癸未（八月二十八日），颉利可汗进至渭水便桥之北，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见，以观虚实。思力盛称‘颉利与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上让之曰：‘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汝可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于我无愧！汝虽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今先斩汝矣！’思力惧而请命。萧、封德彝请礼遣之。上曰：‘我今遣还，虏谓我畏之，愈肆凭陵。’乃囚思力于门下省。”《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第6019页。这就是说，执失思力入唐是为了观察长安的虚实。因为慑于唐太宗的威力，遂“惧而请命”，结果被囚于门下省。
《执失善光墓志铭》有关此事的记载则大不相同：“于是颉利可汗率百万之众寇至渭桥，蚁结蜂飞，云屯雾合，祖（执失武）即遣长子思力入朝献策。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遣与李靖计会，内外应接，因擒颉利可汗。贼徒尽获，太宗与思力歃血而盟曰：代代子孙，无相侵扰。”非常明显，执失思力入唐不是探听虚实，而是为唐太宗献策，欲擒颉利可汗。结果，是太宗与执失思力歃血而盟，表示要世世代代，互不侵扰。
对同一件事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必然使人产生疑问，笔者欲对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二事实真相
突厥兵临京师城郊，没有强攻长安，而是派遣执失思力进京观察虚实。这是值得深思的。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突厥并没有灭亡唐朝、占据中原的意思。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十一月，割据在今陕西北部一带的梁师都，为了阻止唐对全国的统一，特派其尚书陆季览去煽动突厥南进说：“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故皆北面归附突厥。今定杨可汗（刘武周）既亡，天下将悉为唐有。师都不辞灰灭，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拓跋）所为，师都请为乡导。”《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三年十一月，第5895页。梁师都劝突厥像鲜卑建魏那样，进据中原，虽然处罗可汗也曾蠢蠢欲动，但他很快死去。从此以后，一直到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继位的颉利可汗始终没有再提效法北魏占据中原的问题。由此看来，突厥对唐根本没有攻城掠地、取而代之的意图。所以，颉利可汗没有急于攻取长安，建国称帝。
颉利可汗兵临渭水便桥的目的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索取物质财富。这是突厥对唐的一贯政策。
当李渊从太原起兵时，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就对突厥实行了物质利诱政策。他向突厥可汗写信道：“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总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信写好后，李渊在信封上用了以下对上的“启”字，有人认为突厥“惟重货财，愿加厚遗”即可，不必从文字上对其过于敬重。李渊表示：“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8—9页。这就是说，李渊掌握了突厥“惟重货财”的贪欲，愿将战争中所得的“子女玉帛”，送给突厥，使其“坐受宝玩”，不要干扰其南进关中，夺取长安。事实说明，这种政策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李渊建唐后，这种政策没有大的改变。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初，为了制止突厥进攻太原，高祖派“右武候将军高静奉币使于突厥，至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南），闻始毕卒，敕纳于所在之库。突厥闻之，怒，欲入寇，丰州总管张长逊遣高静以币出塞为朝廷致赙，突厥乃还”《资治通鉴》卷一八七，武德二年二月，第5847—5848页。非常明显，突厥的动止，决定于唐是否送币。这年六月，突厥遣使来告始毕可汗之丧，高祖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梃吊处罗可汗，赙帛三万段”《资治通鉴》卷一八七，武德二年六月，第5858页。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太宗也承认对突厥“遗赐玉帛多至不可计”《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033页。这一切说明，在突厥和唐的关系方面，突厥是贪得无厌地索要物质财富，并没有像鲜卑人建魏那样，要称雄中原。否则，为什么他们不乘李渊南进之机夺取太原；也没有利用刘武周、梁师都完全依赖突厥而割据一方的有利条件，占领唐的北方领土呢！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安元寿墓志铭》的一段记载：“贞观元年，突厥颉利可汗拥徒卅万众来寇（渭水）便桥，太宗率精兵出讨。颉利遣使乞降，请屏左右，太宗独将公（安元寿）一人于帐中自卫。其所亲信，多类此也。”张沛：《昭陵碑石》。首先，应当弄清事实，颉利可汗率众兵临渭水便桥不是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而是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李世民刚即帝位不久。《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两《唐书》的《突厥传》、《资治通鉴》等文献的有关部分，都是这样记载的。同时，李世民分析突厥敢以大举进兵至渭滨的原因，是突厥“以我国内有难（指玄武门之变），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第6019页。更有力地说明此事是发生在李世民刚即位以后。《墓志铭》把此事误记为贞观元年，很可能是该《墓志铭》的撰者误认为李世民即位就是贞观元年了。
太宗与安元寿在前方的帐中单独接见颉利可汗的“乞降”使者，显然是秘密谈判。所谓“乞降”，只能是太宗对外的言词。如果真的是“乞降”，太宗应该大肆宣扬自己的威力和胜利，何必掩人耳目，秘密谈判呢！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唐必须对突厥付出相当的代价，是一种屈辱的条件，不便张扬。
联系与此有关的事件，更可以这样理解。当太宗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亲临渭水之上时，曾“与颉利隔津而语”，后来，“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麾诸军却而阵焉”《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上》，第5157页。太宗为什么“独与颉利临水交言”？当然是窃窃私议，不愿他人知道。双方首领在战争前沿单独会见，窃窃私议，必然与战争有关。如果说太宗与颉利窃窃私议的内容是怎样结束渭水便桥的剑拨弩张局面，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正像一家住所失火一样，主人只能首先千方百计灭火，不能考虑其他。
如果太宗与颉利单独面议的是如何结束渭水便桥的紧张局面，他们也只能是达成原则协议，不可能商定实施原则协议的具体办法。这就是说，实施原则协议的具体办法需要另外商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必然停止军事行动，进行谈判。按照这种逻辑，“是日，颉利来请和，诏许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第6019页。无疑就是必然的过程了。所谓“请和”，实际上和《安元寿墓志铭》所载的“颉利遣使乞降”是一回事。因为安元寿是绝对忠于太宗的得力干将，死后陪葬昭陵。在其《墓志铭》中记载“颉利遣使乞降”，自然是对安元寿及其主子的崇敬。所以，“请和”与“乞降”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
颉利使者“请屏左右”，与太宗单独会谈，被太宗所接受，很可能是太宗与颉利在前线亲自“临水交言”所议定的停战步骤。如果真的是对方“乞降”或“请和”，太宗为什么不宣扬自己的胜利呢？再者，双方谈判的结果是“车驾即日还宫”《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上》。第5157页。由此看来，原来谈判的“帐中”，是前方的统帅部，“还宫”是回到宫城。从前方回到宫城，自然是谈判成功了，战争的威胁即将解除。
八月三十日，太宗又到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战争的威胁解除了。
概括以上情况，在突厥大军进逼渭水便桥时，太宗亲自出马，与颉利可汗相会于阵前，双方同意，议和罢兵。然后，颉利可汗遣使到唐帐中商谈具体条件。谈判成功，突厥兵退，太宗还宫。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太宗究竟答应了突厥什么条件。这个问题，可以从太宗与萧的对话中找到答案。
萧曾问太宗道：“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请战，陛下不许，臣等亦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太宗答道：“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幽（豳）州以待之，虏若奔归，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第6020页。这段记载有四点意思。其一，突厥兵临渭水便桥的目的是“惟贿是求”；其二，唐已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其三，因太宗刚刚即位，地位尚不巩固，欲尽量避免战争；其四，对突厥送以金帛，使之得其所欲，然后自动退兵。既然突厥自动退兵，说明太宗完全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也可以说，太宗完全掌握了突厥进逼京师的目的，故而采取了有效措施，就是满足突厥索取物质财富的要求，解除了京师的战争危机。简单说，太宗与突厥的议和条件，是以物质财富换取颉利可汗的撤军。
三执失思力发挥了什么作用
根据太宗与突厥议和的全部过程，来看执失思力入唐的目的就比较容易了。执失思力进入长安，究竟是有关文献中记载的“以观虚实”，还是《执失善光墓志铭》所载的向太宗“献策”，这个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与太宗和突厥的议和密切相关。不解决这一问题，是不能深刻理解太宗怎样促使突厥从渭滨退兵的。
按照《执失善光墓志铭》所载，太宗对执失思力的“献策”非常满意。所谓“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实际上就是太宗赞扬思力的真心诚意，采纳了他的“献策”。既然太宗还“与思力歃血而盟”，同时表示“代代子孙，无相侵扰”，这当然是罢兵议和的意思。按照以上所述双方议和的过程，正是这种罢兵议和意向的具体实施。由于执失思力“献策”有功，太宗“即赐金券，因尚九江公主，驸马都尉，赠武辅国大将军”。从太宗对执失思力的赞赏，充分显示了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发挥了对唐有利的作用。
执失思力入唐，既然发挥了对唐有利的作用，为什么有关文献还记载太宗严厉斥责了他，而且还表示要“先斩汝矣”！最后，又“囚思力于门下省”。同时，还有“思力惧而请命”的情节。这与唐的国力发展以及高祖、太宗对突厥态度的转变密切相关。
早在李渊从太原起兵时，为了防止突厥南进，解除后顾之忧，对突厥实行了以屈求伸的政策，在给突厥可汗的信封上用了“启”字。启有以下对上的意思，故而太宗对此深感耻辱。后来，李靖打败了突厥，太宗非常高兴地说：“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李渊）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突厥），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8页。不难看出，太宗对高祖的以屈求伸政策颇为不满。按照太宗的心理状态，在对待突厥的政策方面，必然改弦更张，不再走其父的老路。
从客观形势的发展看来，唐也必然改变对突厥的政策。随着唐的建立与统一战争的成功，唐的国力日益强大，与突厥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昔日李渊从太原起兵时仅有三万之众，不仅对突厥需要以屈求伸，而且对瓦岗军的首领李密也是“卑辞推奖，以骄其志”《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25页。其目的，都是为了早日夺取长安，取隋而代之，成为名正言顺的最高统治者。现在不同了，夺取政权的任务完成了。在统一战争中，显示出唐的军事力量相当强大。直接受突厥扶植的刘武周，被唐军打得落花流水，土崩瓦解；拥有十万之众的窦建德也全军覆没；其他各割据势力都望风披靡，非败即降。在这种形势下，智勇兼备、久经战争锻炼的唐太宗，决不会失去至高无上者的尊严，再对突厥卑躬屈膝了。其实，太宗对突厥的政策是高祖对突厥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高祖在打败了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以后，随着国力的增强，对突厥的态度也就逐步有所改变了。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四月，突厥扣留了唐的使节郑元寿，后来又扣留了李、长孙顺德。高祖立即采取报复措施，也扣留了突厥的使节。八月，突厥进攻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唐军据城自守，坚决抵抗。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高祖接受了封德彝的建议，明确了对突厥战而后和的政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六月，高祖更表明态度说：“突厥贪婪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八年六月，第5996页。显而易见，高祖对突厥逐步放弃了以屈求伸、以下对上的政策，进而采取以战求和、以上对下的政策了。这样一来，继承高祖帝位的太宗，对待突厥的态度只能是更为强硬，不可能再走令人“痛心疾首”的老路了。
基于以上原因，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后，虽然如实向太宗报告了突厥兵临渭水便桥的情况，使其心中有数，便于应敌；但太宗还是摆出了大国皇帝的架势，在公开场合对其怒加斥责。其实，这是演戏。这和颉利可汗一样，都是以虚张声势的现象掩盖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颉利可汗的目的是索取物质财富，太宗的目的是迫使突厥退兵，巩固其刚取得两个月的政权。既然双方都无意真正打仗，自然有殊途同归的可能。于是，太宗根据执失思力所提供的情况，“挺身轻出，军容甚盛”，单独与颉利可汗交谈。难怪萧认为他轻敌，为其担心，“叩马回谏”。太宗则胸有成竹地说：“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第6019页。这说明太宗与颉利可汗单独于前线交谈，是执失思力对双方进行联络的结果。如果没有人于事前沟通，双方首领直接见面不可能有共同话题，更不可能有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因此，如果说执失思力为双方议和罢兵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综上所述，关于太宗使突厥从渭滨退兵的问题，有关文献的记载和《执失善光墓志铭》的记载大不相同，是有其原因的。有关文献，如两《唐书》的《突厥传》、《资治通鉴》等，其史料来源都是“国史”的唐代官方文书。据《贞观政要》记载，《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是由“国史”删略而成，太宗曾亲自过目《贞观政要》卷七《文史第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房玄龄等人之所以删略“国史”而成为《实录》，主要是为了满足太宗的要求。因为太宗非常担心史官在写玄武门之变时可能有损他的形象。这样一来，太宗的亲信房玄龄等人，必然在《实录》中大肆赞扬太宗也就不言而喻了。根据《实录》而成的有关文献，在这个问题上极力叙述太宗的大智大勇，完全是一个强大国家君主的形象，也决不是无中生有。从表面现象看，基本属实，无可非议。但在这些文献中看不到执失思力的作用，从而难以理解事实真相。
《执失善光墓志铭》所载，肯定了执失思力的作用。故而太宗对其“即赐铁券，因尚九江公主、驸马都尉，赠武辅国大将军”。后来，执失思力又多次来往于唐和突厥之间，充当使节。贞观四年正月，他“护送隋萧后入朝，授左领军将军。”颉利可汗被唐军打败后，“太宗令思力谕降浑、斛萨部落，稍亲近”《新唐书》卷一一〇《执失思力传》，第4116页。颉利可汗还曾“遣执失思力入见，谢罪，请举国内附，身自入朝”《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二月，第6072页。这一切说明，执失思力在唐和突厥之间确实发挥了穿针引线、互相沟通的作用。
《执失善光墓志铭》主要是表彰执失家族有功于唐的事迹，其内容涉及执失善光的曾祖执失淹、祖父执失武、伯父执失思力、父执失莫诃友等四代人，时间范围上自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下至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前后105年。执失家族四代，都被唐皇帝封官加爵，足证他们对唐的建立与发展确有贡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执失善光陪葬昭陵。太宗死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70多年后，在经历了高宗、中宗、睿宗、武则天直到玄宗几代皇帝以后，陪葬昭陵，必然有其原因。这意味着执失家族与太宗的关系最为密切。其中执失思力的作用最不容忽视。在突厥兵临渭滨时，执失思力所发挥的互相沟通作用，太宗是念念不忘的。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三月，颉利可汗与唐作战被俘，太宗既批评又称赞说：“凡有功于我者，必不能忘，有恶于我者，终亦不记。论尔之罪状，诚为不小，但自渭水曾面为盟，从此以来，未有深犯，所以录此，不相责耳。”《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上》第5159页。所谓“渭水曾面为盟”，无疑是执失思力穿针引线的结果。既然太宗对“渭水曾面为盟”的后果非常满足，当然意味着执失思力劳苦功高。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将军执失思力败吐谷浑于居茹川”《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九年五月，第6112页。后来，薛延陀“深入至夏州”，执失思力“乃整阵击败之，追蹑六百里”《新唐书》一一〇《执失思力传》，第4117页。还曾参与平吐谷浑。由此可见，执失思力对太宗在军事政治上的成功是有重要贡献的。同时，执失思力之弟执失莫诃友，也“从破辽还，拜左威卫大将军、左羽林军上下、使持节、执失等四州诸军事、执失州刺史、上柱国、歌礼县开国子”《执失善光墓志铭》，见张沛《昭陵碑石》。不难看出，在贞观年间，执失家族对唐的贡献颇为显著。所以，在太宗去世后70多年，执失善光又陪葬昭陵。
在《执失善光墓志铭》中，透露了执失思力对唐的贡献，特别是透露了执失思力在唐与突厥在渭滨罢兵议和事件中的作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该《墓志铭》主要是赞颂执失家族有功于唐的事迹，而且是放在墓中又不公诸于世，故而不提太宗大国君主的英雄气概，并非有意掩盖太宗的功绩。
总而言之，关于太宗与颉利可汗在渭滨罢兵议和的问题，有关文献记载了表面现象，《执失善光墓志铭》和《安元寿墓志铭》透露了事实真相。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认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