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院子里，还有三个小男孩在这里玩。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灰色上衣和裤子，戴着一模一样的帽子，都是圆脸灰眼睛，彼此长得特别相似，我只能根据他们身材的高矮才能区分开他们。
我从篱笆墙缝里观察着他们，他们没有发现我，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发现我。瞧着他们那么开心、那么快活、那么友好地玩着各种我所不熟悉的游戏，我打心眼里喜欢。我还喜欢他们的衣服，喜欢他们相互之间的关心和照料，这种关心和照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对小弟弟的态度上。那个小弟弟要是摔倒了，他们也会发笑，就如同人们常笑一个摔倒的人一样，但他们并不幸灾乐祸，而是赶快把他扶起来，他要是弄脏了手或膝盖，他们就用手帕把他的手和裤子擦干净。
他们从不互相对骂，从不互相欺骗，又团结又快乐。
有一次，我爬到一棵树上，向他们吹口哨，他们听到口哨声就站住了，然后不慌不忙地走到一起，一边打量着我，一边小声商量着什么。我以为他们是准备向我扔石块，便从树上爬下来，往口袋里装满了石块，又爬到树上。可是他们却远远地离开我，跑到院角玩去了。显然，他们把我给忘了，这真叫人心里不舒服。到了中午和晚上，有人会从窗口喊他们：
“孩子们，该回来了！”
他们不慌不忙、俯首帖耳地走了，就像三只温顺驯服的小鹅。
我有好几次坐在围墙旁边的树上，等着他们叫我和他们一起玩，可是他们却一直没有叫我。
有一天，他们兄弟三人玩捉迷藏，轮到老二去找，他跑到库房拐角处，站在那里，诚实地用手捂住眼睛，他的两个兄弟马上去躲藏。老大迅速而敏捷地爬进库房廊檐下的一个宽大雪橇里，小弟弟却手忙脚乱地绕着水井跑来跑去，不知往哪里藏才好。
最后，他跑到井台上，抓住井绳，跳进空水桶里。那个水桶“叮叮哐哐”地碰着井台的墙壁，落了下去。
我看到那个缠得紧紧的辘轳疯狂地旋转起来，惊呆了，但马上又明白过来会发生什么事，就从树上纵身一跃，跳到他们的院子里，喊：
“掉到井里去了！”
老二和我同时跑到井台上，抓住了井绳，没命地往上拉。这时，老大也跑来了，帮助我们一起把水桶往上拉，他一边拉一边说：
“请你轻点儿！”
我们很快就把小孩拉了上来，他也吓坏了，右手上流着血，面颊也碰破了，腰部以下全都湿了。不过他却微笑着，浑身打着哆嗦，眼睛睁得很大，一边笑，一边拉着长调说：
“我——怎么——掉——下——去——了……”
“因为你发疯了。”老二一边说，一边抱住他，用手绢擦他脸上的血，老大则皱着眉头说：
“咱们回去吧，反正也瞒不住……”
“你们会挨打吗？”我问。
他点点头，然后又向我伸过手来说：
“你跑得真快！”
这句夸奖使我感到十分愉快，可我还没来得及和他握手，他就对老二说：
“咱们走吧，要不他会着凉的！咱们就说他摔了一跤，掉井的事可千万别说！”
“对，别说，”小弟弟浑身战栗着表示赞同道，“就说我掉到水洼里了，怎么样？”
他们走了。
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兄弟们没有到院子里玩，后来他们又露面了，而且比以前玩得更热闹了。老大看见我在树上坐着，便亲热地喊了一声：
“到我们这儿来吧！”
我们４个人一起爬到库房廊檐下那个宽大的雪橇里，彼此打量着对方，谈了很长时间。
“你们挨打了吗？”我问。
“挨了。”老大回答。
很难相信这些孩子也会像我一样挨打，真叫人替他们难过。
“你干吗要逮小鸟？”小弟弟问。
“小鸟叫得好听。”
“不，你以后不要逮小鸟了，让它们自由自在地飞吧。”
“好吧，我以后不逮了！”
“不过，你要先逮一只送给我。”
“你要什么样的？”
“叫得好听的，还能装在笼子里。”
“你说的一定是黄雀。”
我答应了他。
“你们有妈妈吗？”
“没有。”老大说。
老二纠正他说：
“有，不过是另外一个，不是亲的，亲妈妈死了。”
“不是亲的叫继母。”我说。
老大点点头：
“是的。”
兄弟三人都默默地沉思起来，显得闷闷不乐。
看他们不高兴，我便兴致勃勃地给他们讲起外祖母曾经讲过的童话故事。老大听了只是“嘿嘿”地发笑，后来低声说：
“这我们知道，这是童话。”
他的两个弟弟则聚精会神地听着，小弟弟紧闭嘴唇，绷着脸，二弟将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向我探过身来，伸出另一只胳膊勾着小弟弟的脖子。
天色已经黑了。这时，一个白胡子老头悄悄地出现在我们身旁。他穿着一件神甫常穿的棕色长袍，头戴一顶毛茸茸的皮帽子。
“这是谁？”他指着我问道。
老大站起来，冲着我外祖父的房子点点头：
“他是那一家的。”
“是谁把他叫来的？”
３个孩子马上一声不吭地从大雪橇里爬出来，回家去了，就像３只驯服听话的小鹅。
那个老头抓住我的肩膀，领着我穿过院子向大门口走去。我吓得直想哭，但他步子迈得又大又快，我还没来得及哭出声来，就被他扔到了大街上。他在篱笆门口停下来，用手指着我吓唬说：
“以后不许再到我这里来！”
我恼怒了。
“我根本就不是来找你的，老鬼！”
他又把我抓住，一边走一边问我：
“你外祖父在家吗？”
活该我倒霉，外祖父恰好在家。他站在这位威严的老头面前，神色紧张地说：
“他母亲出门去了，我很忙，没有时间照看他。请您原谅，上校！”
那位上校像鸭子叫似的干咳了几声，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玩，我爬上彼得大伯的马车。
“又闯祸了吧，小爷子？”他一边卸车一边问，“为什么挨打呀？”
我对他讲了挨打的经过，他一听就恼怒了，恶狠狠地低声说：
“你干吗要和他们一块玩？他们都是小少爷，是毒蛇。瞧你为了他们被打成这个样子！你现在就该去揍他们一顿，还等什么！”
他恶声恶气地说了半天，那皱皱巴巴的小脸蛋哆嗦个不停，越发引起我的反感。
“揍他们？没有必要，他们都是好孩子，你说的是谎话。”我说。
他瞪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突然大声喊起来：
“你给我从马车上滚下去！”
“你是坏蛋！”我喊了一声，便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从那一天起，我们两个人之间就爆发了无言的、凶恶的战争：他往往装出不在意的样子，或者推我一下，或者用缰绳抡我一下，或者放走我的小鸟，有一次还把我的小鸟喂了猫；他还寻找各种借口向外祖父告我的状，而且总是添油加醋地瞎编一番。我拆开他的草鞋，悄悄地把草鞋上的绳子弄松或者剪断，等他穿在脚上时，草鞋就会散开；有一次，我还在他帽子上撒了好多胡椒面，使他一连打了一个钟头的喷嚏。总之，我想尽一切办法，使出全身的本领，对他进行报复。
我仍然跟小少爷们来往，和他们一起玩，这使我感到高兴。在外祖父的院墙和奥夫相尼科夫上校的围墙之间，长着一片榆树、菩提树，我在树丛下的围墙上挖了一个小圆洞，三兄弟轮流或者每次两个来到小洞前，我们坐着、蹲着或跪着悄悄地谈话。他们当中总有一个人在外面放哨，以防那位上校突然闯到这里来。
他们讲述自己的苦闷生活，我听了以后往往很伤心。他们讲他们怎样喂养我送给他们的那只小鸟，还讲了许多他们小时候的事情，但对他们的父亲和继母却只字不提。
他们常常让我讲童话故事。我认认真真地把外祖母讲过的故事再重复一遍，要是哪个地方忘记了，就请他们稍等一会儿，我跑到外祖母那里去问。我这样问她，使她很高兴。
常常有这样的时候，我正全神贯注地跟他们讲话，彼得大伯却冷不防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单调乏味的呼喊：
“又——凑到——一起了？”
我们马上散开。
我看得出来，彼得大伯的心情越来越糟了。
他的那个哑巴侄子到乡下结婚去了。彼得大伯每天晚上赶车回来就把自己关在那个低矮的窝棚里。
如今他遇见任何人，不知为什么都不敢正眼去看，而且早就不来参加外祖母的晚会了，也不再请人吃果酱。他的脸干枯了，皱纹更深了，走起路来慢慢腾腾，像个病人似的拖着两条腿。
这一天，早晨起来，我跟外祖父在院子里扫雪。突然，门“咣当”一声开了。一位警察走进院子里，他又粗又白的手指勾了勾，招呼外祖父过去。外祖父走了过去，他们谈了几句。外祖父急忙回答说：
“他就住在这里！什么时候？让我想一想……”
突然，他滑稽可笑地往上一跳，大声喊道：
“上帝保佑，这是真的吗？”
“小声一点儿！”警察严肃地说。
外祖父四周张望了一下，看见了我，说：
“收起铁锹，回家去吧！”
我躲在一个角落里看着他们。他们向彼得大伯的住处走去，警察说：
“他扔掉马，自己躲藏了起来……”
我跑进厨房，把这件事告诉了外祖母，她听完我的话，神色安详地说：
“看来，一定是他偷什么东西了——你玩去吧，没你的事！”
当我又跑进院里时，外祖父正在篱笆门口站着，他满脸怒容，连头发都竖立起来了，一条腿直打哆嗦。
“我不是说过叫你回家去吗？”他把脚一跺，冲着我喊道。
他自己也跟我一块儿回家了，一进厨房，就喊外祖母：
“到这里来，老婆子！”
他们走进隔壁房间里，在那里小声嘀咕了半天。我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整整一天，家里的人都提心吊胆，心事重重的。
傍晚时分，警察又来了，不过又换了一个，这个人头发火红，身体肥胖，他坐在厨房里一个条凳上，低着头“呼噜呼噜”地打盹。
突然，过道里响起吵吵嚷嚷的声音，房门猛地被打开了，彼得罗芙娜在门口用震耳的声音喊道：
“快去看看你们后院里发生了什么事！”
她一看见警察，就又急忙掉头往回跑，不过警察已经抓住了她的衣裙，大声喊起来：
“站住。你是什么人？你要去看什么？”
她在门槛上绊了一跤，跪倒在地，开始气喘吁吁地叫嚷起来：
“我去挤牛奶，忽然看见华西里家花园里有个像长筒靴子似的东西……”
这时，外祖父跺着脚，非常气愤地喊道：
“你放屁，傻女人！花园里的东西你什么也看不见，围墙那么高，墙上又没有缝，你能看得见什么？”
“哎呀，老爷子，瞧你说的！”彼得罗芙娜号啕大哭起来，“这是真的，老爷子，我绝不是撒谎！我看见一串脚印通到你们的围墙下，有个地方的雪还被人踩过——哎呀，看见他躺在那里……”
突然间，大家都像发了疯似的，推推搡搡地冲出厨房，向花园跑去。在花园里，只见彼得在那个蒙着一层厚雪的土坑里躺着，背靠着烧焦的木头，脑袋瓜低垂在胸前。他的右耳下面有一条很深的伤口，像另一张红红的大嘴巴。他赤裸的胸脯上，有一个铜十字架，浸在血里。顿时，七嘴八舌的吵闹声搅得人脑袋发晕，彼得罗芙娜不停地叫喊着，警察也在叫喊，外祖父大声喊道：
“你们别毁了脚印，保护现场！”
可他突然又皱起眉头，一边瞧着脚下的雪地，一边庄重地对警察说：
“你们喊什么呀，老总，这儿不关你们的事，懂吗？这儿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法庭……”
大家立刻不吭声了，都把目光集中在死者身上，又是叹息又是画十字。
直到深夜，厨房和隔壁的房间里都挤满了陌生的人，警察手忙脚乱地指挥着，大家忙碌着。
外祖母在房间里请大家喝茶，一个身体又胖又圆，满脸麻子的警察叙述道：
“此人真实姓名不清楚，只知道他是耶拉吉马人。那个哑巴一点也不哑，他招了。参加作案的还有一个人，也招了。他们已经抢劫了好几所教堂，这是他们的主要招数……”
“哦，我的天哪！”彼得罗芙娜叹息道，她那湿漉漉的脸蛋涨得通红。
我躺在吊床上朝下望着，我隐约觉得所有的人都变得那么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