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航运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深知航运公司要发展，必须要有现代的航运设备；而要掌握这些航运设备，必须要有的驾驭这些先进设备的内行，也就是说要有一批航运方面的人才。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航运停顿，许多爱国的技术人员撤退到四川，卢作孚趁机会把他们招揽到民生公司。如留学英国的船舶设计专家张文治，被聘请担任总工程师，锅炉专家李永成被请来担任技术顾问，一些富有驾驶经验的老船主和上海商船学校毕业的许多驾驶人员来到重庆，民生公司都很好地给予安置。民生公司成了旧中国航运事上的“聚贤馆”。
虽然当时有些从事海运方面的专门人才，民生公司根本用不着，并且遭到公司内一些目光短浅的人反对，认为得不偿失，可卢作孚却坚持己见。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渔运发展很快。其它一些公司由于缺乏经济、技术实力，根本无法应对局势的发展。
民生公司却利用抗战时期蓄积起来的这批人才，很快在航运方面打开了局面，成为海上航运的一支主要力量。
“事在人为，得人者兴，失人者衰。”我国传统商人深谙用人之道。他们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总结出了识人经典九招：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会识人，还要会用人；会用人，还要能留住人。
山西票号业兴起时，祁县最有实力的富商乔致庸眼看着财源滚滚流向他人，他却因缺乏票号经营管理人才，无法开办自己的票号而暗暗着急。乔致庸心里十分清楚，虽然票号赢利丰厚，但是没有精通业务的人才是万万不能的。
就在这时，蔚长厚票号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原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祁县籍人阎维藩，因给年轻军官恩寿垫支银10万两作为其升官活动费，受到总号的责难，并准备查处阎氏。不想恩寿官运亨通，不久将擢升汉口将军，以后给票号带来的好处自在不言中，总号查处阎氏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但阎氏从此心中不快，决心离开蔚长厚，另谋高就。
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位经营票号业务的能手，当他千方百计获悉阎氏有离开蔚长厚的心事时，就拿定主意要将阎氏拉过来为己所用。恰在这时，阎氏要返乡。乔致庸认为时机已到，便命其子乔景仪在途中迎接阎氏。地点定在子洪口，子洪口为交通要道，是阎氏返乡必经之地。乔景仪等人在子洪口一连住了几天，才等到阎氏。阎氏见乔景仪迎接他的盛况，先是一惊。当乔景仪将其父乔致庸请他相见之意转达后，阎氏感动不已，心想：“自己在蔚长厚受到冷遇，乔家财势赫赫，富名远扬，能如此待己，可谓三生有幸”。乔景仪遵从父命又请阎氏乘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阎氏感到乔家如此敬他，十分难得，自己也应自谦，不能让年长的乔公子骑马。二人你谦我让，最后阎氏只好把衣帽放在轿内，算是代他坐轿，本人则与少东家乔景仪并马而行。
这下可便宜了抬轿子的，16人轿夫换抬一空轿，抬起轿来如脚下生风。接到下人报信的乔致庸早已在家门口等候多时，迎入屋内，嘘寒问暖，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又摆下丰盛的宴席款待阎维藩，极尽东家之谊。乔致庸暗中察看阎氏，见他仪表堂堂，举止有度，谈吐有节，精明而不失稳健，自信而不失谦逊，谈起票号业务，真知灼见，如数家珍。当乔致庸得知阎维藩年仅36岁时，更是赞不绝口。两人越谈越投机，乔家当场聘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总经理。
可以说，乔致庸给了阎氏天大的面子。阎氏也决心报答乔家知遇之恩，愿为乔家商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阎维藩主持大德恒票号26年间，大德恒票号业务繁荣昌盛，每逢账期，每股分红达到一万两左右。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事件、辛亥革命中，由于社会动荡，有不少商号、票号遭受影响而倒闭，而大德恒票号由于阎氏主持有方，每逢变故均能及时采取措施化险为夷。
生意经：商场上的竞争与其他任何行业的竞争一样，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智力的竞争。请到高明的人才，你在竞争中才能占据主动地位。而真正的人才一般都有傲骨，他们是不会随随便便屈尊于人的，他们也在选择能够认识到自己价值的“明主”，选择能够给自己面子的人。因此，能识人，还要会请人、留人，真正做到一流人才一流对待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