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春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名夷吾，字仲，一作敬仲，齐国颍上人。他少时家贫，青年时从事商业，后辅佐齐桓公施政，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多方予以改革，尤以搞活经济、开发商业以及对利害观的透彻分析纵横于春秋，成为先秦时期著名的商人改革家。
管仲出身寒微，从小就诵读《诗》、《书》，学习礼仪，练习驾车、射箭的武艺。但因为生活贫困，他在年轻时不得不中辍学业，去从事被人看不起的商业，以经商来养家糊口。由于善于把握商机，他总能出其不意地大赚一笔，同时这些经历也促进了他对社会的了解，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知识与经验，对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弊病有了深刻认识。面对社会动乱、国家贫弱、人民困苦的生活现实，他立志要干一番事业。
《管子·禁藏》篇揭示出了商业经营的一个基本谋略：趋利避害。天下这么多事情，大家都是为一些利益所驱使，为利益而奔忙。人之常情是见到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可能不干，见到祸害则不可能不躲避。商人们做买卖，夜以继日地赶路，两步并作一步走，千里行程也不会感到遥远。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努力向前可以获得更多利益！
在经商过程中，“利”与“害”的矛盾更是斗争的焦点。商业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经营目的的，投资是期望财富不断地增长，实力不断地扩展，经济发展不断加速。企业是经济组织而不是慈善机构，因此经商必须旗帜鲜明地追求经济利益。
渔民入海捕鱼，海水深达万仞，逆流而进，冒着生命危险停留于百里之外。日夜操劳而不归，因为多捕到一些鱼，就可以获得更多利润。凡是利益存在的地方，山再高也能爬上去，水再深也能潜下去。善于治理的人，能够看准利益之所在，因势利导地引导大家获得利益，那么人们自然会不待推动而自觉前往，不待牵引而自动过来，不用烦琐扰攘而人民自然富裕，过上美好安定的日子。这就如同禽鸟孵蛋那样，蛋隐藏在羽翼下，见不到形迹，听不见声音，不知不觉地便把雏鸟孵化出来了。
趋利避害的积极意义在于：经商者在能判清“利害”的情况下应有足够的能力化不利为有利，这是现代经营中至高的谋略之一。因为在商场竞争中有些问题是无法闪避的，这时候就需要商人能够“智者之虑，杂于利害”，考虑问题要兼顾利、害两个方面，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在有利情况下看到不利，采取措施避免不利情况出现。而在不利情况下也要能够看到有利，创造条件使不利转化为有利，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创造条件的思想前提是学会全面地考虑问题，而在具体关系上就是因势而变地创造条件，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孙子曰：“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这就是说，要使诸侯屈服，就要用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去威胁它；要役使诸侯，就要用危险的事情去困扰它；要使诸侯归附，就要用利益去引诱它。只要使诸侯害怕、困扰和引诱的条件具备，就能使之屈服、被役使和归附。
商业的成败往往在于利害的转化上，运作得好，商人经营就会蒸蒸日上，运作不好，商业就会不断陷入困境，不能自拔。
如何趋利避害获取利润呢？
作为经商者要有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利与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为了获取利益必然首先向顾客“给予”，这其中包括调查顾客的需求、购买动机，从而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并通过广告宣传把产品信息传递给顾客，同时，还要加强售前、售中、售后各项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需要。在这一阶段，商人进行的是一系列“利他”的行为，这是否有悖于“趋利避害”的原则呢？当然不，如果把商业在市场中的投入也看作“害”的话，那恐怕这位商人就要另投他业了。事实上，只有经过一系列不懈的利他作为，经商才有可能实现“利己”的目的，自身的经济利益才能得以实现。
而几千年前的管仲倾其一生的实践将趋利避害的原则完整地展现在了现代商人的面前。
管仲看似唯利是图的小人，实则不然。他以利观人，得鲍叔牙这一人生知己。后在生死存亡关头，他权衡利弊认为大义在于振兴齐国，而不单单以死效忠，毅然决定返齐为相。在任期间，以利害之变整治齐国内政外交，使齐由弱变强。在春秋天子权威日见萎钝之机，管仲反其道而行之，以尊王攘夷赢得天下大利，终使齐九合诸侯。齐国的辉煌正是管仲商业谋略贯之于政治的最经典的范例。
管仲的商业哲学乃至治国之道均是以“利”为中心的，他在商海中之所以能纵横捭阖，关键在于能够明辨利、害，趋之以利，避之以害，则莫不富也。虽然他后来弃商为官，但他一生没有忘记从商海中学来的这一经世韬略。管仲之事为经商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之处，如不可图小利而至大害，相反可以舍小利而赢取更多利益。利害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商业是一个能动的主体，它应当能够应对时变，在关键时刻创造条件规避风险，获取利润。
生意经：在经商运作中，“利害”关系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商业内部利益的分配直接触及商业内部员工的直接利益。我们要正视“皆为利驱，皆以利往”的利益观，这是经商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