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生是由许多小选择组成的，但也会遇到大选择。
小选择和大选择的区别，并不完全在于事情的体量和影响。
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天鹅在世界美禽大赛中得了金奖，偶尔放飞时却被无知的猎人射杀，这两件事都够大，但对这只天鹅来说，都不是它自己的选择。相反，它的不起眼的配偶在它被射杀后哀鸣声声、绝食而死，则是大选择。
回想起来，我以前不管是经历灾难，还是获得荣誉，也都是被动的，并不是我的选择。我的种种表现，只是大被动之下的小选择，很多人也会这么做，而且并没有突破我已经形成的人格定势。
真正的人生大选择，是一种缺少参照坐标的自我挑战。
这实在很难。
缺少参照坐标，也就是缺少解释话语，不仅不能被周围理解，也不能被昨天的自己理解。因此，一般人只作小选择，拒绝大选择，包括以前的我。
然而，我有幸遇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期，环顾四周，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勇气。
我的大选择发生在四十岁之后，发生在看起来“运程亨通”的年月，发生在人们的意料之外。
因此，也只有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人生才真正有了一点比较主动的哲学意义。
2
在我国的行政生态中，一个人担任了高等学校的校长，他的首要身份不再是一个学者、教育家，而是一个级别不低的领导干部。高校领导干部的级别，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相同的，与学校大小无关。而且，这个级别可以随时转换成高校之外的职务，全国通用。
这还不算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任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恰恰是中国官场的一个全面腾跃期，类似的时期在历史上很难找到。
原因是，“文革”阻断了原先的行政擢升规程，以造反派和工宣队为选拔主体，而他们又不能沿用于十年之后。因此“文革”结束后只能全面恢复老干部的职位，由他们重掌帅印。但他们毕竟已经老迈，体力渐渐不支，而且在知识结构上也难以应付新时期的发展需要，忙碌几年后不得不集体退居二线，一大批重要的职位都空了出来，等待成群的年轻人去填补。由于高层职位的空缺程度比低层职位还要严重，所以当时干部提拔的速度非常惊人。一位大学毕业生在短短几年之内成为市长、省长都是有可能的，与现在大批干部拥塞在台阶上慢慢熬上几年才挪上半级的情景完全不同。在当时，一个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干部如果进入厅（局）级，那就更是进入了擢升的快车道，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这是历史的大转折所带来的巨大机会，正巧被我遇上了。
除了这个时间上的因素之外，还有地域上的因素。历史的指挥棒常常会在一个时期内频频指向某些地域，例如在战争年代，大批将军总是集中涌现于少数几个地方。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所在的上海，肯定已经成了这样的地域。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我在当时几乎天天都能感受到，自己的“仕途”突然变得非常平整和开阔。总有那么多上级机构一次次来考査，而每一次考查的结果都一样：“非常满意，准备挑更重的担子。”照理，考查的结果是不应该告诉本人的，但是，这种保密的程度，取决于考查的性质是正面还是负面。如果是正面的，下来考査的干部对被考査者没有太大防范，两方面级别相近，今后很可能是被考査者更高，考查者也乐得略略表功，因此保密程度就大大减弱。
上海市委一位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和国家文化部一位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在考查之后悄悄告诉我，厅局级干部再往上升，“硬件障碍”是年龄和文凭，“软件障碍”是人缘和能力，我都不存在。在年龄上，我虽已四十出头，却还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正职负责人，文凭当然更不成问题。人缘已由民意测验证明，他们一次次来考查的是能力，顺便了解一下是否有太多的私心。据说，结果比他们预计的还要好得多。
“注意身体，今后有你忙的了。”这是他们对我的共同告别语。
第二句共同的告别语是：“尽快物色上海戏剧学院的接班人。”
不久，美国一家华人报纸和香港《明报》都刊登消息，我将在北京或上海出任重要的职位。
事情终于越来越紧迫了，我必须作出一个决断。
北京大雅宝的空军招待所里，我被一个领导部门的官员约谈。有两个显赫的职位可供选择，我委婉的拒绝使他产生误会，以为我只是不想再接受与文化相关的职务。他略作迟疑便提出了另一番建议，并且很知心地首肯我刚才的拒绝，认为在官场升迁的大盘子上，文化方面的职位近似于“盲肠”，最容易导致边缘化滞塞。当我告诉他，我连文化之外的职位也不想担任，他沉默了。他凭经验判断我还有更加深沉的要求，便很老练地不再谈下去。而我，实际上并没有这种要求，却必须花时间把思路理清，再找一个有说服力的表述方式。
我知道不管哪一个表述方式都不会有说服力，因为当时全国几乎还找不出一个这样级别的官员在无缘无故、无病无灾的情况下彻底辞职的先例。在中国，没有先例就没有说服力。
但是，我必须先说服自己。因此，需要好好想一想。
3
想的地方，是离家不远的龙华寺。
那些日子，上午在学院处理好一天的工作，吃过中饭就对几位副院长和办公室主任说，我要回家写点东西，便提早走了。至于写什么东西，那是不必给他们说的，这就是做院长和副院长的区别。如果是副院长，少不了要告诉院长自己回家要去写什么，带有一点“请假”的性质。正是这种细节性的差异，我想，我是只能做师长而不能做副军长的，或者说小一点，是只能做村长而不能做副乡长的。
半天时间能写什么东西？我全去了龙华寺。一天又一天，断断续续去了好几个月。
庙宇对我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亲切，估计前世必是佛家中人。回想我出生之时，外寇方逐，内战已炽，民生凋敝，土匪横行，乡间能够维持最终精神底线的，只有佛教。我的祖母和她的老姐妹们，是一个立足灾难的信仰者群体，她们并不能读懂佛经，却处处行善，天天互助，心态平和，遇事无惧。
现在我重进庙宇，闻着从小就熟悉的香烛气味，霎时剥去了从乡间小庙到龙华寺之间的种种加入，发觉自己原来没走多远，绕了几步又回来了。
朝拜完大雄宝殿往南，不远处有一条小小的横路向西，穿过一个门，就可看到一片茂密的树木，这便是当时被称作“龙华公园”的所在了。龙华素以桃花闻名远近，这个公园是欣赏桃花的好地方，但在几十年前，却是刑场，很多革命者在这里被杀，包括一些年轻的革命作家。记得鲁迅曾在一封书信里告诉日本朋友，龙华是看桃花的好地方，但他决不会去看，因为自己的很多青年朋友死在那里。
那天我坐在一把长椅上。这把长椅藏在树丛里边，对着一个杂草众生的小池塘。我想，坐在这佛寺和刑场间的最大好处，是能够让一些问题超越种种世俗的坐标、现实的迷误、自欺的借口，直问简单的真实。那就自问一句：如果我要放弃仕途，将会寻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
做官的好处有两点，一是受人尊重，二是能够有效地在公共事务中实现自己的良好意愿。这两点加在一起，能够产生很大的优越感，使生命获得某种满足。这便是很多好人也想做官的原因。但是，这种优越感中包含着很多虚假的成分，已经被我触摸到了。
说起尊重，在全院三次民意测验都首选我的时候，还是真实和纯净的，但当任命一下，性质就变了。以前的尊重，已经被这个任命收纳、化解、了断，以后的尊重，主要是投向这个职位了。我曾经努力地想模糊此间的区别，但只要稍加留意，什么也模糊不了。
例如，我陈述着一个又一个的观点，属下的干部和教师都频频点头，在很长时间内我以为是完成了一次次“精神对接”，但后来有大量的细微末节告诉我，大家主要是出于行政服从，而不是观念皈依。这个行政职位，以前很多人做过，以后还有很多人做，我与他们不同的，是我的观念，但大家服从的主要是职位，那么，我的意义何在呢？再进一步想，如果大家皈依了我的办学观念，这个观念也并不是我的，而只是对国内外些既有办学经验的选择和挪用。我的意义，仍然微乎其微。
这种微乎其微，能够支撑得起他人的尊重和自己的优越感吗？显然不行。
我的惶恐在于，原以为自我发挥最好的时期，却发现了自我的最大失落。
想到了西方现代哲学家论述生命与死亡。任何人都不可能对自己生命的产生获得主动权，惟一能主动把握的，是生命的离去。最大的主动是自杀，因此自杀成了具有重大哲学意义的生命行为。海德格尔说，惟一能把捤牛命的机会，是放弃生命。
如果把问题的等级降低，那么也可以推衍出这样一个逻辑结构来了：似乎是尽显自我，其实是失去自我；要找回，只有辞去。有人说：这么年轻就辞职，可惜了。
我说：再晚辞，可惜了。
如果把自我剥离出来的时候已经年老，那就没有力量处置这个名叫“自我”的不速之客了。
4
促成这个决心的，还有一些具体动因。
例如，我的朋友胡伟民之死。
因为失去一个朋友而离开一个地方，这有可能吗？有。这就像，我们会因为一口泉眼的堵塞而离开一座山寨。
胡伟民比我大十四岁，一代著名导演。他二十岁时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留校任教，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服苦役，后又流落到其他一些地方，一九七九年上海戏剧学院为他平反，那时候他已经四十七岁。他一回来就出手不凡，导演莎士比亚、奥尼尔、萨特，每台戏都引起巨大轰动，成了上海这座城市重新获得人文启蒙的艺术闯将。
胡伟民的这种超越灾难、问鼎经典、着力启蒙、投身创造的生存状态，让我产生了一种全方位的认同感，而他，似乎也从我当时接连出版的一本本学术著作中获得了认同。我的那些学术著作篇幅很大，并不好读，但出版后第一个读完的总是他，感想最多的也总是他。在社会上的众多评论中，我觉得，惟有他的评论看透了我所有学术著作背后的诗学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