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艺术直觉面对古今中外一切作品和创造者，本是我的立论之本，尽管不得不把它埋藏在厚重的史论结构中。这就像不得不在一个自然园林前造一座迎宾大堂。我多么希望有很多读者能够快速地穿过大堂进入园林，但是学术文化界的绝大多数同行都晃悠在大堂中了。第一个出现在园林中的重量级人物，只是胡伟民，因此，他也就成了我难得的知己。
我和他的友情，直接贯通着上海戏剧界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让人评然心动的那些年月。记得一九八六年举办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我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把孙大雨、卞之琳、杨周翰、方平、孙家琇、陆谷孙等先生都请来了，更有大量国际同行参加，真为上海争脸。胡伟民显然是其间最耀眼的明星，那天晚上他刚在九江路人民大舞台的《第十二夜》终场中谢了幕，立即拉着我赶到黄河路的长江剧场，去为《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谢幕，两个剧场都人潮汹涌，我甚至恍惚觉得半个上海都被胡伟民的莎士比亚搅动了。
他推着自行车，我走在他身边，心想，这座城市放逐了他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间这些街市都在折腾些什么呢，而他一回来，立即把这座城市推向了国际艺术的前沿。此刻已经夜深，历来喜欢折腾人的人都入睡了吧？胡伟民只知道，路的两头，有他的观众。
人的一生，陪在一起走路的人很多，但有的路程，只须短短一截，便终生铭记。
后来，他要把白先勇先生的《游园惊梦》搬上大陆的话剧舞台，并让昆曲名旦华文漪女士暂时改行，担纲主演，这个构想本身就出奇制胜。他请当时还健在的俞振飞先生担任昆曲顾问，要我担任文学顾问，结果，组成了不同地域、剧种、行当、年龄的艺术家大聚会，连白先勇先生也从美国飞来加入了我们，连走路已经需要有人搀扶的昆曲泰斗俞振飞老先生也加入了我们，连作为中国古典女性美代的华文漪女士也在我们的蛊惑下穿上了一身牛仔装成天与我们切磋笑闹。
那个年代的艺术活动，还不习惯于聘请顾问。胡伟民聘俞老先生担任昆曲顾问无可非议，但聘请我担任文学顾问却是一个颠倒年龄的惊人行为。他只比我父亲小十岁，间乎两辈之间而更靠近长辈，却一味诚恳地让我行使顾问的实权，不管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都要我提出最严厉的批评。由他领头，后来年龄比他还大的大导演马科先生也来找我了，坦言希望我与他建立一种近似于与胡伟民先生建立过的美好关系。与我父亲同龄的谢晋导演，则也屈尊聘我担任他惟一的艺术顾问。
这几位长辈，名满天下，又嫉恶如仇，根本不需要谁来为他们做摆设，更不会容忍脱离艺术直觉的滔滔高论，他们凭什么长久地信任了我呢？我想，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毫不掩饰的尖锐和坦诚。现在我手边有一本胡伟民的著作《导演的自我超越》，扉页上有他写的一句话：
秋雨兄教正：
请继续鞭打我，让我始终有疼痛感。
胡伟民
后面还注明了日期，是一九八八年十月三日。今天重读这句话，才让我将信将疑地记起，我对这位真正的艺术大师曾经是多么不敬。但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艺术批评者和艺术实践者之间的关系，虽然是真实的“鞭打”，真实的“疼痛感”却有一种情真意切的痛快。
这种友情，如山巔对弈，一步不让，却温煦高迈。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后一时左右，我在院长办公室里呆坐着，他敲门进来了。坐在我对面，一支支地抽着烟，不断摇头、叹气。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掲发而受到文化部的审査，掲发的是新问题，有关重大政治立场，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审査者很同情我。胡伟民看着我，说：“大家都不好受，朋友间你担子最重，管着这么一个学院，带着这么一批学生，千万要保重！”接着他勃然性起，说昨天晚上，他狠狠地骂了一个我们过去共同的朋友。“一个搞艺术的人，怎么可以没有历史人格和文化人格！”他说。
“你要保重！”他再一次叮咛，便站起身来。
我问他去哪里，他说这两天身体不太好，想到华山医院配点药。
“那真要好好检査一下。”我说着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看他下楼。想到他的身体，我又回身到窗口看了一会儿他骑着脚踏车离去的身影。那辆脚踏车很旧，我们都称为“老坦克”。
华山医院在学院东边不远，他把“老坦克”搁在医院门边，锁上，就进去了。
很长时间过去了，“老坦克”周围的其他脚踏车一辆辆骑走了，最后，只剩下它一辆。昏黄的路灯照着它，夜行的路人匆匆从它身边走过。
没有人知道它在此时此刻的特殊含义：它驮载过上海戏剧的一个辉煌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已经结束。
就在这时，我家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平日深夜来电话的只能是他，因此我连“喂”也没喊，就叫“伟民”。
不是他，但有关他。
那一夜，我在拒绝、惊叫和麻木中，体验了人生的撕裂。几天后，我在他的追思会上说：“仅仅一个人的去世，居然会使另一个人改变与一个行业的基本关系。从今以后，除了家里人的业务之外，我将不再与上海和外地的戏剧界来往，因为，我的朋友已经死在那个地方。”
十年后，戏剧界纪念伟民，我应该去，但一去又成了“来往”，便请现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荣广润先生带去一篇祭文，祭文最后说：“伟民，还记得你刚离开时我的那个诺言吗？今天可以告诉你，我用整整十年时间，做到了。”
我的这篇祭文在纪念会上被朗读。伟民的儿子，当今的优秀电影导演胡雪桦后来每次遇到我都说：“大家都看到，您确实做到了。在现代，找不到您这样的人了。”
我说过，泉眼既已堵塞，那就不再是我的山寨。
5
不想再与戏剧界来往，除了胡伟民去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所敬爱的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真的老了。
本来，说黄佐临先生老了有点多此一举，他不仅是我的前辈，也是胡伟民的前辈，甚至在年龄上，还算得上是我爸爸的前辈，因为他比我爸爸大了整整十六岁。“文革”之前他早已是一代泰斗，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学生，当然无缘拜识；等到“文革”结束，他已七十多岁，我才与他进行没大没小的交往，几乎把他的年龄忘记了。无数事实证明，整个八十年代，前后十年时间，就活跃的思维、天真的心态、创造的激情而论，这位古稀老人全都超越了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但到九十年代，他终于病倒了。我不得不经常小心翼翼地向我所熟识的他的女儿黄蜀芹、黄小芹那里打听消息，并由他的健康，为上海戏剧界，乃至整个上海文化界担忧起来。
黄佐临先生对我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前辈学者。其他前辈学者对我有很多学理上的帮助、风范上的启迪，而黄佐临先生则以他全方位的人格魅力左右了我在三十岁之后的人格重建。我曾写过一篇论述他的文化人格的论文，但他对我影响最深的两项人格特征，当时却不便发表。他在学术刊物上看完我的那篇论文后对他的女儿们说：“真是神了，说得都对。”我听说后立即前去禀报，说还有最重要的两项暂不公开。他仔细听我说完，几乎是顽皮地朝我一笑，又用手指点点我，满脸愉悦。
当时没有发表的有关他的第一项人格特征是：剥除资历迷思，回归生命的真实和创造的轻松。
这里所说的资历迷思，也可以称之为文化身段、权威架势、名校光环、职称冠冕、师从辈份，这一切，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学术文化界都在着急编织、慌乱拼凑、苦心营造，连极左时代毕业于北京某校、在大教室听过某位教授报告都成了永不离口的资格，因此如果我当时指出这一点，就会得罪绝大多数同行。黄佐临先生完全不在乎这一系列资历迷思，一味孩子气地提出一个又一个有趣的创作计划，还像大学生似的不断向我们报告新读到的外国学术新动向。对于我新出版的每一部学术著作，他都像普通读者一样写读后感给我看。知道我的烹调技术不错，他居然认真地谋划开一家“余教授餐厅”，他为我“坐台”一星期……
事实上，最有资历的就是他。前辈学者中，像他这样在三十年代前期就毕业于伯明翰大学、剑桥大学的还能找到，但作为萧伯纳嫡传弟子的还有谁呢？记得钱钟书先生收然同意由黄蜀芹导演来拍摄电视剧《围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知道她是谁的女儿。据回忆录记载，当年黄佐临先生从英国回来执掌上海剧坛，刚从南通来到上海的青年赵丹简直不敢仰视这位萧伯纳弟子的熠熠光辉，赵丹住在黄佐临先生家里第一次见到冰箱，每次好奇地偷偷打开，总发现里边的灯一直亮着，整夜都为如何关闭冰箱里的灯而暗暗着急。几十年过去，谁曾在赵丹主演的电影里演过一个群众角色都成了一种无上的资历，而黄佐临先生还一如既往，似乎从来不知道有谁动过他的冰箱。
我因为早就习惯了一个“没有资历”的黄佐临先生，因此那年与他一起在新加坡访问也着实惊讶了一番。新加坡外交部长与我年岁相仿，见了黄佐临先生便礼貌地询问是不是第一次到访，黄佐临先生说：“六十年前来过”，外交部长以为是说“六十年代来过”一算也二十多年了，连声感叹黄佐临先生来得早。黄佐临先生立即更正，让他再往前多算四十年。
这样一位资历惊人的大师，平常只是轻松度日、畅快说笑、随心创造，这实在是对社会上越陷越深的资历迷思的最彻底的挑战。他让我看轻了那些早已被大家供奉为堂皇的虚假，这对我后来的文化选择关系重大。一切名号、头衔、机构，既不能诱惑我，也不能吓着我，只要想到黄佐临先生，我总能穿越种种迷雾，去把握自身的轻松和自由。
当时没有发表的有关他的第二项人格特征是：剥除政治迷思，回归文化的本位和艺术的本位。
这里所说的政治迷思，是中国文化人长久以来的一种人格错位，很少有人能够摆脱，但黄佐临先生摆脱了。一九三七年从英国回来参加抗战，当然是出于一种反法西斯的爱国热情，然而他又明白，自己的岗位在文化。直到他年迈，还有一些文化史研究者责怪他当时既没有靠近国民党，又没有靠近共产党，政治态度不够鲜明。为此他曾写过一份很长的材料给我看，说明当时的自我定位。有趣的是，我后来看到了音乐家李德伦先生的一个相关的回忆录。李先生当时已是地下共产党员，被秘密委派到黄佐临先生的剧团里去做工作，结果，真正被“改造”的反倒是他，他被黄佐临先生所代表的国际文明和上海文明融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