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〇〇〇年初春并不太冷，但我越来越觉得寒气砭骨。
这些地方，当年写《文化苦旅》时都来过，当时为什么不觉得冷呢？看来还是岁月不饶人。
当然，还有心情。
那么艰辛的万里历险，总算全身而返，正有多少憋久了的火热话语需要向国人倾吐，谁知一进国门就遇到了劈头盖脸的大批判浪潮。
掀起这一轮大批判浪潮的，是一个也姓余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正当我穿行在恐怖分子枪口下的时候，他在国内发表耸人听闻的文章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做“石一歌”的写作组，因此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必须忏悔。此外，满篇都是对他不知道的时间和空间近乎梦呓的可笑臆想，包括对我还未结束的万里历险的诬陷。他诽谤的特点，是把凭空捏造的一切说得斩钉截铁、信誓旦旦。
他在文章中一再提到一个所谓“当年同事”，我知道又是金牙齿在捣鬼了。但是，由于这些诬陷实在太离谱，我没有怎么在意，觉得只须轻轻一抬手指就能戳穿，便在行途中找来余某责问了几句。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后来竟是这样一个人，更没有想到，这事已经在海内外引起爆炸性效应。也许是广大读者对我的散文和历险太感兴趣了，这下便加倍地集中起了全社会的负面注意力，他则把这种注意力收纳在自己身上，当作战利品。本来那么多华文报刊天天在连载我的考察日记，转眼全被余某、“石一歌”、“忏悔”，所取代了。
于是知道，这是“智取生辰纲”，正好也在半道上。“石一歌”就是那剂蒙汗药。
还不仅如此。
我在最危险的区域贴地而行，天天抱着日记手稿，准备被匪徒绑架时与自己的文字共存亡。谁知一到国内，这些日记已经被印成了几十万册盗版书在到处倾销。终于还是遭劫了，劫贼不是国外的恐怖主义匪徒，而是“同胞”他们从凤凰网站，从各报连载，做了手脚。本来，盗版集团一直在批判我的那份“反盗版宣言”，今天，他们继续一边盗，一边批，与余某形成合围。一些文人本来心底就憋足了“阶级斗争”的欲望，多年无从发泄，这次突然看到有地方可以施展拳脚了，也完全不问证据何在，都快速参与进来，报刊间一片喧闹。
妻子后来告诉我，她爸爸每次在报纸上看到那些大批判文章，总是立即藏起来，装在一个塑胶袋里，怕我的岳母看到。他自己躲在阳台上一篇篇读，然后抽闷烟，整夜不睡。岳母终于发现真相，于是一天天长吁短叹。他们互相关照，决不能让我妻子看到。
怎么会看不到？这么多报纸的大标题，随处可见。有些大批判文章发表在小一点的报刊上，也会有朋友打电话来通报。妻子实在不想看，又忍不住看几眼，她一再叮嘱自己，见到父母亲时要装出一派轻松，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记得父母亲在“文革”灾难中的表情。
他们就这样在我远行的日子里一次次见面，两方面都在装扮轻松，两方面都在偷偷窥视。
相比之下，更艰难的是妻子，因为她还要向老人隐瞒，我此刻正穿行在什么样的地区。如果看到老人正好在看电视里的国际新闻，而且又正好在播出中东、中亚或南亚，她会借口嫌吵，起身关掉。
对于另一对老人，我的父母亲，她瞒得更严。瞒住了大批判浪潮，又瞒住了最危险地区，瞒得密不透风。
等我终于到达这次万里历险的终点北京，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便对妻子说：“我必须停止写作，离开文坛了。”
“你从来都那么乐观，为什么这次那么消极？”妻子问。
“我感受到了一种令人恐怖的集体遗忘。”我说。
“集体遗忘？”她有点不解。
“首先是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是一条否定‘文革’灾难的历史界限，一个改变中国人命运的生死关键。北京余某写那篇诽谤我的文章，正好离那次会议整整二十年。二十年算一代，因此也是一个天然的集体遗忘点，金牙齿一直苦熬着等足二十年。余某的诽谤来自于他，他自己很快也从幕后走到幕前，宣布他曾经审査过我，于是全国肃静，都听他的。”
妻子等着我说下去。
“大家确实都忘记了，一个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担任过什么审查组的‘党小组副组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狼狈得连工作也找不到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相反，一个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被列为审査对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民意测验和严格考查越级提拔为高校校长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大灾刚过，是非清楚，社会的褒贬与职位的任免紧密相连，一旦脱节就会群情激烈。现在，二十年过去，我已辞职多年，而金牙齿却也慢慢地熬成了一个‘教授’，职位已经不能说明问题；而我又恰恰比较有名，所有遗忘了历史的民众天然地靠近民粹主义，相信名人必有劣迹，于是发言权全在金牙齿一边了。”
妻子说：“算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北京的那个余某还是个婴儿啊。”
我说：“对了，这就是金牙齿当时的远见，把自己翻身的希望寄托在一无所知的婴儿身上。不仅北京余某，我曾见到几位为此事来采访的记者，也完全不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就不知从何说起了，只好请他们离开。后来一想，该离开的是我，面对着当年的婴儿和当年的打手，面对着当年的打手和今天的‘教授’，面对着渴望名人出事的民众和记者，我任何一句话都说不明白。”
妻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集体遗忘，成了一堵无理可讲的高墙。除此之外，还有一堵高墙，那就是无视证据。这是中国文化思维的老毛病，也是历来诬陷事件的立足点。全国报刊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但没有人对证据感兴趣，即便少数善良的人对他们的凶狠态度表示不满，也没有人要这个当年婴儿出示证据。好像金牙齿就是证据。现在，我眼前就是‘集体遗忘’这堵高墙，我身后就是‘无视证据’这堵高墙，两堵高墙夹着我，即便高喊也毫无用处。除了逃离，没有其他办法。”
妻子说：“那我也离开，两人一起消失。”
对此我们早有约定，我也深知她身处的环境，但在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考察时，我们又对中华文明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决定试着再度参与。不知道在佩特拉分别之后的几个月，她周围又发生了什么新的情况，便用目光询问。
她摇头，叹一口气。
她在大事上不会屈服，但在待人接物上却又特别谦让、柔和，让她也摇头叹气了，那么，事态一定已经相当乖戾。
2
几年来有一种传言，后来变成一种舆论，好像是说她自己不想演戏了，或者是我不让她演戏了，因此她告别了舞台。
其实，我作为一个戏剧学者，太知道对一个成熟的舞台表演艺术家而言，她现在正处于最好的年龄。演戏和写作不同，必须与剧团合作，好在我早已不在哪一座城市上班，因此一直在她原来工作的城市找房子，至少已经找了五六处，想选准一处长久安家，一点儿不影响我的文学生涯。更何况，我写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为她写戏。
但是，她突然地受到了全方位的排拒。
省里一位已经退休的领导人有一次对她说：“他们已经将‘局’排定了，没有你，不知什么原因。还是走吧！”
我们一直在猜测其中原因，始终没有一个像样的答案。
“可能是好几次北京有领导人来，省里要我出场，我听说是联欢而不是演出，都没有参加。”她说。
“可能是我的原因，《红楼梦》和《秋千架》都没有按照当地惯例，把各级行政领导列为艺术顾问。”我说。
“一直有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在上级耳边递小话，说我不听使唤，迟早要走。”她说。
“也有可能是，你在北京发表声明，从此不再参加任何评奖。得奖是人家的政绩啊。”我说。
…………
即便这样无缘无故地遭到排拒，她还是舍不得剧种。几次与有关方面商量，都没有下文。那就只能真的离开了，却又不准办调离手续，说是如果办了，“全省人民不答应”。结果，既不给活动空间又不让离开，如果自己离开了又没有演出许可证，建私人剧团又没有条件，怎么办？
在国内，同时囊括了舞台剧表演和电视剧表演所有全国最高奖的，至今还只有她一人吧？
多么想好好演戏，但上上下下都在悄悄传言：她不想演了。于是，这位“全国劳动模范”不知如何“劳动”了，这位“全国先进工作者”不知如何“工作”了。
最后一次集中演出在台湾，那是台湾的演出公司早就约定的，演出的时间是二〇〇〇年三月。这个时间，乍一看无甚特别，其实正好是台湾大选的日子，全岛没有一个剧团会在那个时间演出。演出公司借着她的名字开了一个大胆的例外，而且演出的地点正好是处于大选造势活动中心的“国家剧院”。台湾报纸在密密层层的大选新闻中突然冒出一个通栏大标题：“马兰又来了！”
我因有《千年一叹》台湾版的出版事务需要处理，又受到几个有关万里历险的演讲邀请，也一起去了，成了那次演出盛况的见证人。
台湾朋友都知道，在大选期间的“国家剧院”演出能做到场场爆满，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每天夜晚，剧院门口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几万、十几万的选举造势人群，看戏的观众要在人群中推推搡搡地好半天才能挤到门口，但在剧场里边，仍然是座无虚席、一片喝彩。台湾观众最常用的喝彩语是：“一级棒！”谢幕时，鞠躬多少次还是掌声不息，很久很久。
《红楼梦》以前来过台湾，这次依然大受欢迎，但是，最受欢迎的是《秋千架》。我构思此剧，是想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来处置民间传说，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已经创造了票房纪录，演出时连剧场过道和后台都站满了买不到票的大学生，这次在台湾，更是获得观众的充分理解。
记得当时台湾有一位大选的“总统”候选人在电视里拿着报纸幽默地说：“我是候选人，报纸上报道我的消息只有豆腐干那么大；余秋雨先生和马兰女士并不是候选人，却每天整版整版都是他们！”
这种少有的成功状况，仍然给妻子带来了不好的后果。他们那里传出消息说，台湾报纸只报道我们夫妻，却不宣传一起去的剧团组织和集体。演出结束后我因约定的演讲还要停留三天，妻子想陪我一起回来，有关方面说，不可以，于是我也只好推掉演讲。
妻子说：“我在台上天天累死累活，最后反倒是处处不是了。”
她的反抗，就是沉默。
正好，他们也希望她沉默，并在沉默中被观众忘却。
但是，这次在台湾也有收获，那就是，无论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师范大学、政治大学组织的一次次演讲，还是诸多电视台邀请的谈话节目，我都以“万里归来重相认”为总题，倾谈我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识，受到广大台湾听众的欢迎。而且，当他们听到我有可能不再写作，都纷纷劝说，并一次次以笔相赠，使我想“搁笔”也不知搁哪一支了。回来时，行李里的笔有一大把。
3
妻子看到这种情景，笑了：“说是一起离开，看架势，你还要写一会儿，至少把欧洲文明考察完。我先在阴影里等你吧。”
我说：“我写不写，还要再看。但从台湾的演出情况看，我还要想办法让你在舞台上再逗留一会儿。”
都是“一会儿”。看来，先要打发的，是我的“一会儿”。因为除了台湾，国际华文界对我的万里历险和写出的日记《千年一叹》也同样反应热烈，一下子冷却不了。
香港的青年本来对中华文明比较淡漠，这下，香港大学、城市大学、浸会大学都应学生们的要求来邀请我演讲了。在浸会大学的演讲，向校外市民开放，延续了整整一个月。题目也拓展为“中华文化的时空解读”。
《香港经济日报》记者罗展凤小姐写道，香港的年轻人喜欢听我讲中华文化，只是因为他们从行为上看出我是一个“铁汉子”。
香港电台宣布，市民投票，把《千年一叹》评为“最受欢迎的书”。
由于《朝日新闻》对我历险考察的报道，日本的广岛市长邀请我担任“广岛原子弹祭”的主讲嘉宾。另外三位主讲嘉宾，一位是美国当年投原子弹部队的代表，一位是法国世界和平组织的代表，一位是经历了原子弹灾难的广岛作家。我演讲的内容，仍然是围着自己在历险考察过程中对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对比性思考，其中又加入了被侵略民族一员的身份。我对日本听众说，战争必遭报复，侵略必遭惩罚，这是历史因果，千古血泪，希望能阻断在二十一世纪。同时，我又分析了中华文明始终没有陷入军国主义的原因。
新加坡大学、马来西亚华人总商会、《南洋商报》，都来邀请我演讲通过历险所获得的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识。每次演讲，还有不少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闻讯赶来的华人。
凤凰卫视也实在是覆盖广远，有一天我和妻子到离吉隆坡六十公里的一个小镇去用餐，那里所有的服务员都认出了我，他们都是我们万里历险的关注者。
只是中国内地的报刊间还是一片骂声。对此我实在不想再说什么，惟一的态度是，任何有关重新体验中华文明的演讲，只要是内地的邀请，都一概拒绝。因为我的生命能面对凶险，不能面对恶浊。
后来有件事使我明白，即使在中国内地，那些大批判干将也未必能代表多少人。国内目前影响最大的杂志《新周刊》与几家网络合作评选跨世纪的“中国电视年度榜”，我被广大网友投票评为“最佳嘉宾主持人”，投票的人数很多，我有幸名列第一。综合各方评语，给予我的颁奖词为：
在陌生的文化现场，通过电视媒介的影响同步传播文化，利用文化的力量提升电视节目的品质，扩大观众的精神视野，堪称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