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代表我去领了奖，奖座是一只铜铸的握着电视遥控器的手，上面刻有我的名字。妻子说，这才是大众之手，让那些人嫉恨去。
这一切，使我在接到继续大规模考察欧洲的邀请时，没有推托。我只是请求刘长乐、王纪言先生允许我好好考虑四天。我在考虑，能否在完成电视台考察主题的同时，继续我对中华文明的对比性思考。
第四天，刘长乐先生在凤凰卫视说：“手机打得烫手了，他同意了。”
其实，这是他们给我的机会，使我思考延伸，我不知该怎么感谢他们。他们知道我不会有別的要求，便给予了一个与上次一样的待遇：让妻子在考察开始时陪一段。
直到走完之后统计，这次考察的欧洲城市共有九十六座，路过的不计在内。走得那么全，在欧洲旅行家中也寥寥无几。
我还是像上次那样，每天一篇日记，一段“秋雨录”，总是匆匆写完，来不及修改就立即传出。但那里所写的内容，注重对欧洲的理解，与我自己的对比性思考很不相同。这也正是我在《行者无疆》之后，还要作以下提挈的原因。
4
我这次到欧洲，是专门来寻找中华文明的差距的，以便构成对上次考察的逆向互补。
课题非常宏观。由此想到，我真是命苦，一切宏观的大思考历来总要在脏言恶语的缝隙中进行。只要找到一条缝隙，让我遁入半山，或逃往天涯，总能够俯仰天地、吞吐古今，但这种缝隙中的宏观劳作毕竟太郁闷了，我已身心疲惫。
在欧洲大地上探索中华文明的不足之处，这样的课题就深度和广度而言，在我此生已无法多次承担，于是，我像赶时间一样满地小跑，急急地寻找一个个对比点，赶在他们最后把我灭掉之前。
总括起来，我在九十六座城市间找到了三十多个对比点，其中有八个，印象特别深刻。
这八个对比点中——
有一行字母；
有一片墓地；
有一份图表；
有一个城堡；
有一些座位；
有一群闲人；
有一块巨石；
有一面蓝旗。
看上去，这些对比点都不大，甚至有点琐碎，其实都牵连着两种文明的深层经络系统。我已经习惯于从感性片段来捕捉整体魂魄，因此总在这些对比点面前徘徊良久。
那么，这些点，也成了我个人在欧洲大地上投下的思考路标。
忘掉国内发生的一切吧，我又开始在远处流浪了。
5
先看那一行字母。我由此对中国当前社会转型中文化的地位，作对比性思考。
那行字母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M-E-D-C-I，在街边、门墙、地上都有。这是美第奇家族的拼写。
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门庭，必然是历史前进的障碍，甚至是社会革命的对象。但是，美第奇家族让我们吃惊了。
最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文艺复兴，世界的现代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佛罗伦萨和文艺复兴都是不可设想的。
美第奇家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营造了一个新文化的中心，把财富和权力作为汇聚人文主义艺术大师的背景，构成了一个既有挑战性质，又有示范性质的强大存在。历史，就在这种情况下大踏步地走出了中世纪。哐、哐、哐，脚步很重，脚印很深。但丁的面模供奉在他们家里，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的踪迹处处可见，大卫的雕像骄傲地挺立着，人的光辉已开始照亮那一条条坚硬的小方块石子铺成的狭窄巷道。尽管当时的佛罗伦萨还没有产生深刻的近代思想家，但这座城市却在感性形态上，在骄傲激情上，为近代欧洲奠定了基石。
在中国的历史转型期，总是缺少这种前瞻型的贵族结构，因此也就看不到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良性集结。中国的社会改革者们更多地想到剥夺，这种剥夺即便包含正义，也容易使历史转型在摇摆晃荡中降低了等级。
这中间，最关键的是文化资源。历史转型常常以权力和经济开道，但要让这个转型真正具有足够的高度和重量，不可以没有一大批文化大师的参与。美第奇家族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出色，他们对于一代艺术家的发掘、培养、传扬、保护，使新思想变得感性，使新时代变得美丽，而且，是足以留之于历史的感性和美丽。
这座城市的市民并不是天生具有高超审美水平的，但他们在追随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却在追随艺术大师，这两度追随，时间一长，就成了一种集体提升。
由此明白，欧洲人整体审美水平的提升，尤其在建筑、音乐方面，都与长久追随贵族时尚有关。
这一切，在中国都很难做到。我在《行者无疆》中写道：
由美第奇家族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显贵、官僚、豪绅，一般只沉湎器物享用，把玩琴棋书画，不愿意在公共领域大规模地优化艺术文明，因此常常奢侈在高墙内，毁弃在隔代间，难于积累成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让庶民共享。
另一方面，我还从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心态，作出了反省：
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我反复自省：为什么自己与美第奇家族无怨无仇，却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排拒他们对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呢？也许与中国的某种传统观念有关。
中国的民间艺术家和文人艺术家历来以蔑视权贵为荣，以出入权门为耻，而与他们同时存在的宫廷艺术家则比较彻底的成了应命的工具，描富吟贵、歌功颂德。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似乎很难想象当年佛罗伦萨的那些艺术大师，出入权门而又未曾成为工具。
可见，我在佛罗伦萨想得更多的并不是艺术，而是社会进步的资源合成，以及历史转型中的文化功能。中国的一次次进步和转型，都容易流于急功近利，还误以为暂时牺牲文化是必要的代价，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成功关键，恰恰在于必须开创一种新文化。
6
再看那一片墓地。我由此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和行为方式，作对比性思考。
我说的是德国柏林费希特、黑格尔的墓地。其实，欧洲可供凭吊和游观的学人墓地很多，随之还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让后人领略一个个智者的灵魂。
其实，那也是欧洲的灵魂。
欧洲觉醒在佛罗伦萨，却又在这些中欧、西欧智者的思考间获得集体灵魂，走向精神的厚实。
德国的这些思想家，我以前在著述和讲课的时候经常提到，这次面对他们的墓地和种种遗迹，产生了一种近似于“全息生态”的冲撞。我在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时已经把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态比较深入地触摸过一遍，因此在面对德国思想家们的遗迹时又隐含着重重对比，感觉更加强烈。
同样是知识分子，德国的同行在整体上远比中国同行纯粹，并因纯粹而走向宏伟。历代中国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连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总是直关社会利义，构不成独立的文化思维；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虽有性灵巧思却难成大气。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热闹和书蠹式的寂寥间徘徊，两方面都不到位，都带有自欺欺人的虚假。
德国学者很少有这种情况，即使像歌德这样在魏玛做大官，也不影响他独立的文化思维和完整的艺术创造，例如完成了《浮士德》。黑格尔庞大的哲学架构和美学体系，更不可能是应时之作。他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算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了，却也坚守大学创始人威廉·洪堡的宗旨，实行充分学术自由，不许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尔的思维更加开阔的是康德，却比黑格尔更加安静，终身静居乡里，思索着宇宙和人类的奥秘。
但是，即便这样，他们也决不伪装出拒绝社会、摆脱大众的清高模样，而事实上，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也确实无远弗届、处处渗透，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欧洲的精神支柱。
在欧洲，经常可以在对比中领悟：多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对权力，对大众，对学问的半推半就、似进似出的全方位矫情，致使中国长期以来缺少宏大的精神建树。
于是，中国文人的墓地和故居，也总是比较冷落。
对于这种历史性的失职，最好不要涂饰。我在黑格尔做过校长的柏林大学（即今天的洪堡大学）看到人家那么平静、从容，连一校之内有二十多人获得过诺贝尔奖这样的成绩，都不事张扬，不能不又一次感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浮躁。我写道：
中国大学的校长们能到这里来看看，回去也许会撤除悬挂在校园里的那自我陶醉的大话，以及官员们来访的照片。外涂的脂粉证明不了身份，涂得太浓，倒会成为反面证明。
7
再说那一份图表。我由此对中国文化缺少创新意识的自满，作对比性思考。
图表在法国里昂的一家博物馆里，列出了这座城市在十九世纪的创造和发明。我细细看了三遍，每一项，都直接推动了全人类的现代化步伐，从纺织机械到电影技术，多达十几项。
这还仅仅是里昂，扩而大之，整个法国会有多少？但我又看到，待到十九世纪结束，无论是法国的各级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沉痛反省：比之于美国和德国的创造发明，法国远远落后了！
正是这份图表，促使我在里昂的一座大桥上对着电视镜头发表了一长段谈话，中心意思是：我们再也不要躺在遥远的“四大发明”上沾沾自喜了。
中国由于长期封闭，不仅基本上没有参与近代文明的创造，而且对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创造态势也知之甚少。结果，直到今天，组成现代生活各个侧面的主要部件，几乎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我们的下一代并不能感受此间疼痛，仍在“四大发明”和其他零星“国粹”中深深沉醉。这种情形，使文化保守主义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的步伐。
西方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早期发明的高度评价，常常会被我们误读。因此，我在牛津大学时曾借英国李约瑟先生的著述来提醒同胞：
历史总是以成果来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顿和达尔文，以后，几乎整个近代的科学发展，每一个环节都很难离得开牛津和剑桥。地球被“称量”了，电磁波被“预言”了，电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DNA 的结构被发现了……
身在大学城，有时会产生一种误会，以为人类文明的步伐全然由此踏出。正是在这种误会下，站出来一位让中国人感到温暖的李约瑟先生，他花费几十年时间细细考订，用切实材料提醒人们不要一味陶醉在英国和西方，忘记了辽阔的东方、神秘的中国。
但愿中国读者不要抽去他著作产生的环境，只从他那里寻找单向安慰，以为人类的进步全部笼罩在中国古代那几项发明之下。须知就在他写下这部书的同时，英国仍在不断地创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个电子管，第一台雷达，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视机……即便在最近，他们还相继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消息。英国人在这样的创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整理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完整，实在是一种气派。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气。
8
那一座城堡。我由此对中国文化在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选择，作对比性思考。
我是指英国皇家的温莎堡，以及不远处的伊顿公学。
中国近代，受法国激进主义影响较深，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激情如火、慷慨陈词、铁血拼杀、摧枯拉朽、翻天覆地，感染了无数试图拯救中国的改革者们。相比之下，对英国的温和、渐进、改良道路，反而隔膜。
后来，连法国社会最终安定在什么样的体制下也不关心了，关起门来激进得无以复加，信赖“不破不立”、“以破代立”、“只破不立”的革命逻辑，甚至在和平年月里仍然崇拜暴力，包括语言暴力。
很容易把这种激进主义当作理想主义加以歌颂，即便是在经历“文革”这样的极端激进主义灾难之后，还有不少人把一针见血、刺刀见红、剑剑封喉、穷批猛打作为基本的文化行为方式，却没有引起人们警觉。而事实上，这种激进主义对社会元气的损伤、民间礼义的破坏、人权人道的剥夺，业已酿成巨大的恶果，不仅祸及当代，还会贻害子孙。
对此我早已切身感受，又读过李泽厚、刘再复、甘阳等学者的相关论述，深以为然，但在深秋季节进入温莎堡和伊顿公学东张西望地漫步长久，才在感性上被充分说服。
我把自己在温莎堡和伊顿公学里产生的感想写到考察日记里发表了：
英国也许因为温和渐进，容易被人批评为不深刻。但是，社会发展该做的事人家都做了，该跨的坎人家都跨了，该具备的观念也——具备了，你还能说什么呢？
较少腥风血雨，较少声色俱厉，……只是一路随和，一路感觉，顺着经验走，绕过障碍走，怎么消耗少就怎么走，怎么发展快就怎么走，这种社会行为方式，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可圏可点的道路。
由英国出发，我还认真地考察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王室和贵族集团，产生的感觉也与过去的成见有很大不同：
贵族集团在整体上因不适应现代社会变得保守和脆弱，但其中也有一批优秀人物审时度势，把自己当作现代规则和贵族风度的结合体，果然产生独特的优势，受到尊重。现在欧洲的一些开明王室如西班牙王室、丹麦王室、瑞典王室便是如此，他们有时甚至还奇迹般地成为捍卫民主、恢复安定的力量。因此我这一路曾多次听那些国家的民众说，如果改为总统制，他们也极有可能当选。
这种情景使我明白，中国在实行激进主义的时候，还常常犯有“顾名思义”的毛病。一个名号，一个称呼，一个头衔，一顶帽子，成了毁灭或争夺的全部理由，结果使社会步伐一直晃动在浮表层次上，而无视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