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放弃了激进主义，使得一部分人对“贵族”一词产生了另一个方向的“顾名思义”，开始躲躲闪闪地以“贵族血统”或“贵族学校”相标榜。对此，我不客气地写道：
中国历史和英国历史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完全不必去发掘和创造什么贵族。有人说这只不过是说着玩玩而已，而在我看来，这种玩乐包含着很大的损失和危险。把“盗版”来的概念廉价享用，乍一看得了某种便宜，实际上却会损害很多本来应该拥有确切身份的人。例如那些文化人硬要把曾祖父比附成贵族，老人家必然处处露怯，其实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风霜老人，完全可以不加虚饰地成为一个研究典型。
当前一些新型的富裕人群也是如此，本来还会在未知天地中寻找人生目标，一说是贵族，即便是说着玩玩，也会引诱其中不少人装神弄鬼起来。中国很多人富裕起来之后很快陷入生态紊乱，不知怎么过日子了，文化人批评他们缺少文化，其实在我看来，更多的倒是受了那些看起来挺“文化”的概念的毒害。
我认为，中国应该从英国和欧洲其他保留王室的国家学习的，不是“贵族”名号，而是一种精神平衡原则。
这种精神平衡原则主要有两点：
一、传统文化与创新精神并行不悖，共臻极致；
二、个人自由和互相尊重并行不悖，形成公德。
中国恰恰是在这两点上，一再地顾此失彼，偏于一端，甚至你死我活，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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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座位，也成了重要的对比点。我由此对中国文化在近代城市生态上的缺漏，作对比性思考。
记得是在巴黎寻找萨特常去的咖啡馆时，强烈感受到城市生态的特殊风韵，并由生态联想到心态的。
我这样描述他们的聚集心态——
他们可以如此地不关顾别人的存在，其实恰恰是对别人存在状态的尊重。
尊重别人正在从事的工作的正当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别人工作的不可干扰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别人工作时必然会固守的文明底线，因此不作提防。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已经习惯成自然。
其实，他们的气场之墙是半透明的。他们并不是对周围的一切无知无觉，只不过已经把这种知觉泛化，泛化为对热闹人世的领会，对城市神韵的把握。
我们的惯常生态却正好相反：
我们早已习惯，不管站在何处，坐在哪里，首先察看周围形势，注意身边动静，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
中国文人历来主张“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是最讲独立，但是，虽散，却远远窥探，虽散，却单一趋同。法国文人即便相隔三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国文人即便迢迢千里、素昧平生，也要探隐索微、如数家珍。
这些对比所包含着的文明差异，非常丰富。
一种集体的生态和心态，是由共同规则长期训练出来的。这样的共同规则，便是城市文明的基石，比楼房和街道还要重要，但在我们中国的城市间，形成不多。即便后来有了一系列规定，也往往缺少周致的理性衡定，更来不及沉淀为心照不宣的约定俗成。
在卢森堡，我在一系列观察中集中地思考了中华文明在都市逻辑上的薄弱，觉得这很可能是目前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软件障碍。我写道：
康德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是让理性渗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国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启蒙运动在内，总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远的概念上，很少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结果，他们所传播的理性原则往往空洞干涩，无益于具体生活，也无法受到生活的检验；同时，他们自己所过的生活又往往失去理性控制，甚至非常不合逻辑。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集体行为需要跋通逻辑，有太多的行业性逻辑需要获得整体协调，这本是文化人应该站立的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也不希望别人来做，反而乐于在一些最不合乎逻辑的情绪中异想天开。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上很少有机会让文化人来参与都市逻辑的构建，也许那时的历史不在乎都市，也许那时的都市不在乎逻辑，也许那时的逻辑不在乎文化。这种情景所产生的恶果，现在由都市来承担。
在我的幻想中，最好的情形是，在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学人中，居然有几个静下心来，细细研究国际间和我国历史上的文明行为规范，对照现实社会的反面例证，写出一本本诸如《行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约》这样的书来。
在欧洲考察过程中，城市文明的问题想得最多，到了比利时的布吕赫（台湾译布鲁日）栖息几日，还査阅了近来国际间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资料，作了一次归结性思考。这次思考的脉络，后来也写入了考察日记，发表时加了一个奇特的标题：《与平庸一起栖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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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面对的另一个对比点，是沿途处处可见的一群群闲人了。我由此对当代中国民众在忙碌的经济奋斗中缺少人文目标的盲目性，作对比性思考。
在欧洲各地，总能看到大量手握一杯啤酒或咖啡，悠闲地坐在路旁一张张小桌子边的闲人。他们吃得不多，却坐得很久，有的聊天，有的看报，偶尔抬头打量街市，目光平静，安然自得，十分体面。
这又与我们中国人的生态构成了明显对比。
记得在意大利时曾通过翻译与当地的一些朋友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移民特别是我们浙江移民在欧洲谋生，意大利朋友对他们既钦佩又纳闷。佩服的是，他们通过自己日以继夜的辛劳，快速地克服了地域、语言和文化背景上的巨大障碍，不仅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而且还积累了可观的财富；纳闷的是，他们几乎没有闲暇，没有休假，让人看不到他们辛劳的目的。说是为了子女，子女一长大又重复这种忙碌。
平心而论，我比外国朋友更能理解我们同胞的行为方式。以前长期处于贫困，后来即便摆脱了贫困也没有能够进入欧洲式的福利社会，对自己家庭今后的日子缺少安全感，不能不以埋头苦干来积累财富，争取比较长久的安逸。
但是，问题在于，当这种苦干扩大为一种群体行为，又由群体行为演变成心理惯性，在一个个目的达到之后还在无休止地延续，那就陷入了盲目。
我在罗马时，惊叹因绝大多数市民休假而几乎空城的景象，并由此想到了他们与中国人在文明生态上的重大差异。休假，牵涉到人与自然、艺术、体育的关系，所以这种差异在内涵上相当深刻。我写道：
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息，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亦即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融化了西方诸如个人权利、回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广泛普及，深入人心……
中华文明注重实用理性，绌于终极思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较少关心人文理想。这一点，欧洲常常使我清醒。例如北欧有些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不太快，其中大半原因，就是由于实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
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写下了一段话：
更值得我们留心的，是经济背后的文化理念。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以人类尊严和社会公平的标准来评价经济关系的原则，令人感动。
我学着概括了他们那里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社会安全靠共同福利来实现；
共同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
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
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
正常秩序靠社会责任来实现；
社会责任靠公民义务来实现。
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为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为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其实，这已触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
我说，想到这里，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很值得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关注。
那么，缩小了看，那些在欧洲很多街边可以看到的休闲人群，也值得我们进一步读解。正在快速积聚财富的中国人，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后的生态模式呢？财富无限而生命有限，当人生的黄昏终于降临，你们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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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那块巨石。我由此对中国文化历来看重老式荣誉、轻视法律意识的传统，作对比性思考。
从瑞典出发到冰岛，就一定要去看看辛格韦德利火山岩间的那块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时那里非常寒冷，却咬牙忍冻站了很久。初一听，那是北欧海盗和他们的后裔们自发地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是出于好奇。但我对着法律石却想到了中华文明的一大隐脉，后来回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花几天时间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
中华文明的这一大隐脉，就是武侠精神。以家族复仇为起点，神奇、痛快、亮丽、壮烈，充满了官方史记之外的世俗人格崇拜，成为诸多叙事艺术的不衰题材。
然而，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法律石前，我发现了当年北欧的好汉们如何花费几百年时间，痛苦地更换荣誉坐标，改写英雄情怀。
更换和改写的结果，是放下长剑和毒誓，去倾听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钟声。这就与中国好汉们遇到的招安还是不招安的问题判然有别了。如果说他们也被“招安”了，那也不是被朝廷和官府，而是被法律和宗教。这之间的区别很大，却又异中有同。我写道：
北欧的海盗凭着两只乌鸦的指引到达冰岛是九世纪前期，一百年后已陆续来了约两万人，他们多数已经是和平的拓殖定居者了，但控制着他们的还是让人热血沸腾又毛骨悚然的人生观念。
按年代比照，这是中国历史上相当于关汉卿、王实甫他们在吟咏着赵匡胤到李后主的故事。
很多好人本来是为了求一个社会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给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
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别注意的，是北欧的好汉们通过这个精神险关时的挣扎过程，以及《萨迦》对于这个挣扎过程的细致描述。相比之下，中国好汉们心中的“社会公平”，一直是主观的，单向的，复仇式的，因此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冲撞的，不屈服的。
《萨迦》记载，“好汉中的好汉”尼雅尔和贡纳尔等人既看到了以复仇为基础的老荣誉，又看到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新荣誉，而且，还看到了当时法律的代表者是一个小人，但他们还是愿意为新荣誉和法律，献出生命，并忍受讥笑。我在狂风卷窗的冰岛旅舍里写道：
这两个男人的关系已使人们看到，在当时的冰岛，男人们的终极追求是荣誉，而荣誉的主要标志是不计成败的复仇……
在复仇的血泊边，也有一些智者在开始构建另一种荣誉，这种荣誉属于理性与和平，属于克制和秩序，但一旦构建却处处与老式荣誉对立。尼雅尔和贡纳尔就长期在这两个荣誉系统间挣扎。他们眼前有亲属的哭诉、真实的尸体和雄辩的怂恿，他们都忍下了，同时也忍下了众人的讥笑和内心的煎熬。
他们已经意识到，只要稍有不忍，就会回到老式荣誉一边，个人受到欢呼，天下再无宁日；而如果能忍，贝有可能进入一个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新天地，但此刻却要忍气呑声。
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同时代的中国故事中找不到，于是后来也就更难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当作了一个重要的对比点。
这里发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非常兴奋，但是，由于海险地荒，他们都未能到冰岛来看看。我来了，并在这里想着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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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主要对比点，是一面蓝旗。我由此对中国文化中越演越烈的民族主义偏执，作对比性思考。
这是在八个主要对比点中最现代的，因此可以作为归结。
这面蓝旗，就是欧盟的旗帜，在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却更权威地飘扬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堂门口。离欧盟总部仅四十公里，便是改写了欧洲近代史的滑铁卢战场。这种近距离的对接，让我不无震撼。
历史的话题、不朽的伟业、成败的英雄，总是维系在滑铁卢和其他许多战场上。永久的目光，总是注视着在炮火硝烟间最后升起的那面胜利者的旗帜。然而，欧洲终于告诉我们，最后升起的旗帜无关胜负，无关国家，无关民族，而是那面联合的旗，与蓝天同色。
我们中国人已经关注到了这个现实，但对这个现实中所包含着的深意，却还比较漠然。
就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而言，欧洲是最有声有色的。从古代到近代，世界历史上最英勇、最传奇、最残酷的篇章，大半发生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而其中突现而出的民族精神、爱国热情、感人言行、大将气魄，也都作为全人类的正面财富，深入人心。对此，欧洲居然有更宏伟的良知，提出了反证。
中华文明具有一种开阔无垠的天下意识。民族国家的概念，则兴盛于真正面临国破家亡的年月，例如宋末、明末和清代后期，而且一时成为文人官吏的人格操守，楔入中华文明的显赫部位。到了近代，又因列强入侵而重新调集，隆重谱写。这一些，都是合理的，但如果在早已不同的时代环境中仍然作为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显然不合适了。
人类社会存在着远远高于民族国家的普遍原则，每个个人也存在着超乎国家公民之上的人权身份，当代世界更存在着大量任何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共同课题。我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考察时已经感觉到，一种民族文化如果过度地夸张了自卫敏感，就会把自己的体量削尖，进入仇仇相报的永久轮回。目前，当中国终于大踏步走向国际社会的时候，既有可能因视野的打开而更显气度，又有可能因竞争的激烈而倒退回狭隘，两种可能都已呈现为大量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