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诞生，以夏朝的建立为标志，因此可称为“华夏文明”，其诞生地为中国的中原，亦即黄河中游，时间是公元前21世纪。
华夏文明虽然诞生于中原，但其起源却是多元的。这是因为，在中国，由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转变，并不仅仅发生于中原。到公元前6000年，当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来时，根据考古学提供的资料，以农业为主的文化遗址就不限于中原。例如，在黄河流域，有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斐李岗文化、后李文化；在长江流域，有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在辽河流域，有兴隆洼文化，等等。且各地文化均有自己的特色，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农业中心。黄河流域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而长江流域以稻作农业为主，差异很大。这时虽然尚不见文明因素出现，但已为多元文明的起源准备了物质基础。
大约到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进入晚期，中华文明的因素经历了一个由孕育到萌生的过程。在其孕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在黄河流域有仰韶文化（半坡期）、北辛—大汶口文化（早期）；在长江流域有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在辽河流域则有红山文化（早期）等。一方面，在这些文化中，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已经出现，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有了较多的剩余，甚至私有制的现象也已出现，作为记事的刻画符号广泛采用，只是今天的人们难于弄懂；另一方面，这时的社会尚未真正发生分化，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仍是社会的细胞，平等和民主仍是人们崇尚的最高原则，这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聚落遗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仰韶文化由半坡期发展到庙底沟期，大汶口文化由早期发展到晚期，大溪文化发展为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发展为崧泽文化，而红山文化也由早期发展到晚期。这时，不仅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进一步扩大，甚至手工业内部也有了新的分工，制玉和金属冶铸成为新兴的生产部门，储藏粮食的窑穴的增多表明财富积累加快了，氏族公墓中大型墓葬与小型墓葬的对比更加鲜明，在红山文化晚期出现了坛、庙、冢等礼制建筑，在屈家岭文化中发掘出城堡式建筑。所有这些都表明，一种新的因素，即文明的因素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终于产生了。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中华文明的“萌芽时期”或“曙光时期”。
公元前3000年之后，在大约一千来年的时间里，中华文明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种进展以山东的龙山文化为代表，但又不仅限于山东地区。属于“龙山时代”的文化，还有黄河流域的齐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遍及河南、陕西、山东、河北、湖北、江苏、辽宁、甘肃、内蒙。“城堡”的大量发掘是这一考古学文化的一大特色，最大的湖北石家河古城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其他如山东龙山城子崖为20万平方米，河南辉县孟庄古城为16万平方米，山东丁公古城为12万平方米，其规模都相当宏大。城堡作为政治中心，它的广泛出现意味着酋邦的初兴。龙山文化的另一大特色是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兴建。这类建筑目前在中原尚未发现，但在良渚文化中已不只一处，如上海的福泉山、余杭的反山，以及反山西面不远的汇观山和反山东南的大观山果园。其中，大观山果园是一座土台子，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且土台子上还有三座小土台子。考古学家在土台子上发现了红烧土，说明三座小土台子上原建有房子，它原是一座祭坛遗址。专家认为，这样大规模的礼制建筑，其意义决不亚于城堡的出现。大量玉器的制作和使用是龙山文化的第三大特色，其中以琮和璧最为突出，为什么这时琮和璧如此突出？《周礼·大宗伯》曰：“以苍天璧礼天，以黄琮礼地。”这说明，这时大量玉器特别是琮、璧的制作是与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出现相配合的，均是贵族祭司权力提升的表现。龙山文化中的最大成就是文字的发明和应用，虽然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过许多类似图画的刻画，但因均属单个发现，尚无法判断它们是否为表意又表音的文字。而这次在山东邹平丁公山遗址中，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包括5行11字的陶文，这些陶文排列有序，烧刻于“盆底”而不是盆的边缘或两壁，既可排除它是胡写乱划，也可排除它是供欣赏的图画，虽然其含义目前尚无一致看法，但很有可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古的文字，是中华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虽然在龙山文化中，尚难判断社会结构的演变情况，但龙山文化显示了由原始社会向国家制度演变的许多过渡性特征。
进入公元前21世纪以后，中华文明的兴起进入了决定性阶段，其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为“二里头文化”。这一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河南偃师县城西南约9公里的二里头遗址而命名。但属于这一考古学文化的遗址在全国许多地方多有发现，形成中原、山东苏北、北方和甘、青四大文化区。1959年发现的二里头遗址，面积达375万平方米，其文化可以明显分为四期。到目前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文字遗存，但已发现的青铜器很多，包括青铜工具刀、锥、锯、锛、凿、鱼钩，青铜武器戈、戚、镞和青铜容器爵、斝、斝、鼎、觚等，而且发现了冶铸青铜器的作坊遗址，说明生产力发展的水准高于龙山文化。大型宫殿建筑是二里头文化中最重要的发现。据考古发掘报告，二里头遗址中心部位存在多座宫殿建筑基址，已对两座基址进行了发掘，其中一号基址为一大型夯土台基，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1万平方米。其殿堂位于台基中部偏北，东西长约30.4米，南北宽约11.4米。从存在檐柱和挑檐柱构造看，此殿屋顶可能是四坡出檐式，规模和结构相当宏伟，显然是最高统治者活动之所在。位于二号宫殿以北不远的墓葬M1，仅墓口就东西长5.35米、南北宽4.25米，且发现了陶龙头、漆皮、蚌饰片以及置于一红漆木匣内的狗骨架，被认为是王墓无疑，与上述宫殿遗址是呼应的。这样，上述所说的专门青铜武器，当是已存在国家机器的支柱——常备军的证据。据有关文献推算，夏代约始于公元前23—前21世纪，而二里头一期文化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世纪，且其分布范围与文献记载夏族活动地域基本一致。因此二里头文化很可能就是夏文化，尽管目前尚未找到直接证明二里头类型族属的文字。
无论将来能否找到有关的文字证据，从地域和时间的吻合看，二里头文化都可以构成夏王朝建立的基础。《史记·夏本纪》记载，夏原是一部落联盟的名字，由夏后氏、有扈氏等12个姒姓氏族部落组成，该族兴起于崇山，建都于阳城。在伊水和洛水两岸“有夏之居”，洛水与伊水的交汇处，即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所在地。但古书另有两说：一说，禹曾都于安邑、平阳，此地在今山西南部，西周初年仍被称为夏墟；另一说，夏后相曾都于帝丘，而帝丘位于今河南与河北、山东的交界处。但仍是以中原为中心。按《竹书纪年》，夏王朝自禹至桀，前后共17君，历时472年。从历史发展上看，夏的立国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即古书上说的“启代益作后”，启是夏禹的儿子；二是制定刑法以治理国家，即《左传》所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三是划公田为私田以征收贡赋，即《孟子·滕文公》所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换言之，如果说在尧舜禹时还属氏族制度的话，那么自启执政始夏就在经济政治和立法上，变成一个贵族君主制的国家了。国家是文明的概括，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建立应是华夏文明兴起的标志。
《论语·宪问》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说明夏王朝是以农立国的。但这个“农”已不再是“天下为公”时代的集体耕作者，而是耕种着大约50亩私田的小农了。中国的农业似乎自古就很发达，从《论语·泰伯》所说禹“尽力乎沟洫”来看，从夏王朝起就已很注重水利和灌溉了，这和西亚是类似的。农耕最重要的是掌握时令，中国古代如此发达的农业不可能不重视这一点，春秋战国时就流行的历书《夏小正》，从其名称看可能就起源于夏朝。
自夏王朝建立以来，经商周而秦汉，中华的版图由中原扩大到江南、长城内外，终于在秦汉时一统天下，但从其文明起源看却是多元的，可谓“多元一体”。不过，这种一体化的过程为什么仍是以“中原文化”为中心来统一呢？其原因有三：第一，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客观上有利于吸收各方文化的优点。如山东龙山文化中鼎、豆、壶、斝、壶、斝、觚、斝等陶礼器，良渚文化中的琮、璧、钺等玉器及玉琮上的兽面纹，都被融入二里头文化并成为它的重要特征；第二，中原文化居中的地理位置，使之面临来自多方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争，为此二里头人必须加强自己的组织和力量，这在组织上就表现为王权的集中，在军事上就表现为戈、戚等专门青铜武器的发明；第三，据文献记载，尧、舜、禹时代中原地区洪水泛滥成灾，治洪的需要促进了组织的日益严密和绝对权威的形成，成为国家机器及其管理职能演变的动力。作为夏王朝缔造者的禹，如果不是因为他治水有功是不可能将权力传子，以确立王位世袭制的。
关于夏朝，有些人把它列入传说时代，其实世界各文明均有自己的传说时代，但有关夏朝的历史并不只是传说，也有大量文字记载。《史记·夏本纪》说：自禹至桀，17君、14世，且有名有姓。《大戴礼记·少间篇》说：“禹崩十七世，有末孙桀。”《国语·周语》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均与《史记》相合。钱穆认为：“自汤以前先公，正与自禹以下年世相当。史记所载商先王公已有甲骨文为证，史记载夏事，自可不必证而信。”此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