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发生的内在逻辑是人的因素对自然的介入。在第一个人工石制工具诞生之前，世界上的一切可以说都是自然的，包括“人类”本身在内，也完全属于自然。当第一个人工石器诞生后，世界便开始不完全属于自然了，因为人在制造工具时赋予它以人文因素，这石器便属于文化范畴了。如果我们不那么严格划分“文明”与“文化”的界限，当第一个人工石制工具诞生的时候，也就有了“文明”的萌芽。所以，本书在讲文明的起源时，首先要讲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与艺术。但这种文化建立在狩猎采集的基础上，并没有坚实的经济和社会的基础，因此真正的人类文明的建立还要呼唤新的变革，这个革命终于在公元前9000年之际发生了，这就是人类学家常说的“农业革命”。由于种植和畜牧都要受环境、气候和条件的限制，文明在它诞生之际就显示出多样性来。几千年来，文明的兴衰和冲突、传播和融合，波涛起伏、连绵不绝，对此可能会做出许多现实的和历史的解释，但追根溯源，皆缘于文明的这种多样性。
自能人诞生以后，人类总共已存在了大约250万年，其中99.6%的时间都用在自身的进化上。在此期间，人类的体质经历了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四个阶段，但总的来看都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由于体质和智力水平的限制，当时人类所使用的工具都还是石制的，且其制作方法主要采用打制法，在学术上被称为“旧石器时代”。但石制工具的出现意义重大，当第一件石器工具被制造出来之时，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发生了，因为它在物质中注入了精神的因素，在自然中注入了人文因素。
工具的石器性质是与人类当时的进化水平和生活方式一致的。在由猿转化为人的过程中，由于人类还没有完全脱离动物界，也由于人类所具有的智力水平还较低，其生活资料主要靠狩猎和采集来提供，其食物构成主要是野生动、植物。据人类学家研究，在周口店“北京猿人”的遗物中，至少可以清理出96种动物的遗骨；而原始人遗址中，虽然由于植物容易腐烂难以留下，但各地原始人食用过的植物亦不下几十种。这可从人类学家对当今生活于南非的孔桑人的食物的研究得到佐证，据说孔桑人所知道的可食植物不下85种。人类学家相信，虽然各地原始人遗址中清理出的遗存以动物居多，但大多数原始人的生存更多依赖于采集，而不是狩猎。当然，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因各地环境和条件而异。虽然同属石制工具，但随着人类体质的不断进化，人类因分布而引起的环境的改变，以及因智力提高所形成的应付环境能力的增强，制造石器的原料、质量和目的都有所不同，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文化韵味。
“能人”作为“能干的人”，首先是会制造工具。其早期代表是发现于肯尼亚图卡纳湖东岸科比福拉地区的编号为Fxji50的遗址，其年代至少在180万年以前，或许还要长久一些。因为在该遗址中发现过一些砍砸器、刮削器和边缘锋利的石片，那显然是人工打制的产物。但能人石器文化的主要代表，是存在于200万—170万年前的奥杜韦文化，它首先发现于坦桑尼亚。这个文化的典型石器是砍砸器，其数量占全部石器的51%，砍砸器有拳头大小，以卵形砾石为原料制成，所以也称“砾石文化”。其主要制作方法，是用一块石头打击另一块石头，因而还比较粗糙，难于对它们进行分类。但当时的打击方法已非一种，既有单面打击的也有双面打击的，其形制已可分出盘状器、多面体、刮削器，甚至原始手斧等。可见，这些原始人在制造这些工具时，已对其功能和作用有所考虑。
当能人进化到直立人后，石器制作中的文化因素就更为明显和丰富，其典型表现是阿舍利文化。这个遗址1847年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利，其地质年代在更新世中期，距今约40万—30万年。手斧虽然不是最早出现于阿舍利，但是阿舍利文化的主要特点。与奥杜韦文化粗糙的砍砸器一样，阿舍利文化中的手斧是一种有聚合刃口的工具，即其两边的刃口聚合在一点上，说明其制造者事先必须想到制品的形状，不能随便敲打而成。该遗址的手斧尺寸各异，从几英寸的卵形手斧到1英尺多长的不等，可用于挖掘根茎、加工木头、宰杀猎物、刮兽皮等，其功用是多样的。人类学家发现，手斧与直立人的发展过程相始终，从150万年前一直延续到20万年前。这一点在奥杜韦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文化可分为四个地层，在每个地层都发现了手斧，年代大约为180万年前至70万年前之间。但手斧在世界各地直立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一样，在阿舍利文化中手斧特别突出，但在中国蓝田猿人、北京猿人中和东南亚、中欧某些地区以及不列颠，砍砸器则比手斧重要得多；在英国东部，还发现了包括数以百计的砍砸器、石片、石核而没有手斧的直立人遗址。如年代大约为20万年前的伦敦附近的克拉克顿遗址，就是如此。不过，无论在何地，从奥杜韦峡谷到泰晤士河流域及印度半岛，其手斧形状都十分相似，并且均为直立人所有。
在大约20万—4万年前，人类由直立人进化为早期智人，其石器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而以法国莫斯特文化为典型，其遗址发现于多尔多涅地区的莫斯特洞穴，是古代尼安德特人的遗存。与以往各类文化不一样，莫斯特石器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类型上，都更为复杂和先进，其特点有三：其一，预先准备好的石核技术，即“勒瓦卢瓦”和盘状石核的生产方法是先按标准尺寸打成毛坯，再进一步加工成别的工具；其二，出现了以前没有的“复合工具”，即用几个部分组合而成的产品，如矛头、矛杆和将它们捆在一起的绳组成的矛，有了细致修整的尖状器和刮削器；其三，埋葬习俗、宗教信仰的起源，如在尼安德特人遗址中不仅发现了墓穴，而且还在墓葬旁边发现了完整的熊的骨架，说明当时人类已有了某种关于死后去向的迷信或宗教观念的萌芽。
4万—1万年前，是人类加速进化的时期，早期智人演化为晚期智人，即完全形成的人或现代人。与此同时，由于智力的提高，石器文化也达到新的高度，使旧石器文化达于顶点。其主要特征是石叶工具占据首要地位，出现标枪、长矛、骨针、鱼叉、枪矛等新工具，骨制品明显增多，还产生了绘画、雕刻等艺术品。石叶工具虽也以石片打制而成，但长度是宽度的至少两倍以上，石器的两条边几成平行。存在于1.9万—1.7万年之间的梭鲁特期的桂叶形石器，其器壁之薄几乎呈透明之状。以兽骨、鹿骨、象牙制成的工具或武器，其特点是规格大小变化自如，由于骨质坚韧不易折损断裂，还可根据需要刻成不同形状，与其他构件连接或拆开，构成“复合工具”，如鱼叉、枪矛等。这不仅增加了工具的品种和类型，也提高了工具和武器的性能和作用，以致有人估计石叶工具的利用率，高出能人的砾石工具200多倍。这是不难想象的。
顾名思义，“旧石器文化”是以石器为主，但也有木制、骨制和陶制工具。另外还要加上火的使用。树木作为工具自古猿起就已有使用，在由猿到人的整个演变中不可或缺。旧石器时代早期使用的木制工具在东南亚的适宜环境中被保存下来，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明的弓箭，就更不用提了。骨器在石器时代到来之前就已存在，P。达特在对南方古猿使用的工具进行研究后发现，羚羊角就被南方古猿修理后用作打击工具，且重现率很高。火也是一种工具，其使用不晚于直立人，使用火的最早遗迹发现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其灰烬厚达几层、共几米。在匈牙利的韦尔特斯泽勒斯，也发现了原始人使用火的灰烬。陶器是伴随着火的使用而诞生的，在捷克多尔尼·维斯托尼发现的窑坑和烧制的人和动物陶像，存在于2.8万年之前，说明人类此时已开始有了制陶技术。
旧石器时代文化，并不仅仅限于上述石器等工具的制造，还表现在雕刻和绘画上。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在匈牙利塔塔发掘出的莫斯特文化中，就发现过一块约10万年前的猛犸象牙板，被雕刻成舌形椭圆状，被认为是供佩戴的随身护符，表明一定的审美意识的出现。但雕刻和绘画的真正产生，还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其主要表现是大批岩壁雕像和洞穴壁画的出现，这类雕刻和绘画遍布于从乌拉尔到大西洋的广大地区，有壁画的洞穴在法国就不下70处，其中心在法国和西班牙。乳房小、体态丰满的女性小雕像，是这个时期雕刻艺术的典型形象，研究者把它们比附于希腊文化中的“维纳斯”，一般认为这是母系社会的象征。但这个时期造型艺术的最高表现，不是岩壁雕像而是洞穴壁画，重要遗址有法国的拉斯科克斯洞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这类壁画各有千秋，但所画题材都是野牛、野马，以及其他早已绝灭的猛犸、毛犀等动物。据勒鲁依—古朗对法国65个洞穴壁画的研究，野牛、野马几乎占绘画动物的一半，且往往是野牛位于洞穴中央处的主要壁面，而野马则遍见于其他各处，布局呈现出某种规律。他猜测，这既与原始人可能萌发的世界阴阳两极的思维有关，也与当时社会以女性为中心的结构有关，是旧石器时代宗教信仰仅有的残留。
但作为原始艺术，它们表现的主要形象是牛、马等动物而不是人、植物，即使几十匹马、牛画在一起也是单个排列，说明它们还不存在构图和情节，只不过是当时某种宗教活动的“道具”，与日后人类“美化生活”的艺术品不可相提并论。总之，虽然它们标志着艺术的诞生，但在性质上还是原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