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很早就开始了。最先起来进行斗争的是封建主和下层人民。19世纪20年代，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出现后，又开始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后发展为政治改良运动。在很长一段时期，下层人民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运动是平行发展的，两者没有直接联系，但相互影响是存在的。总的趋势是，下层人民的前仆后继的斗争逐渐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发展开辟道路。后者赖前者的推动和帮助，力量逐渐发展，并在19世纪下半期终于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
英国对印度的残酷的殖民剥削和压迫激起了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接二连三的反英起义。这些起义最初是对英国商业资本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的反抗，在1813年英国对印度的剥削进入第二时期后，则是对英国工业资本剥削和本国地主压迫的反抗。
18世纪后半期19世纪上半期的起义总起来看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封建王公领导的起义。在对英国征服的抵抗失败后，封建王公的大多数已倒向征服者，俯首贴耳，甘做傀儡。但也有少数人不甘心接受英国摆布而起来反抗，如1763年孟加拉纳瓦布米尔·卡西姆领导起义，1781年贝拿勒斯土邦封建上层领导起义，1799年奥德被废黜的纳瓦布瓦济尔·阿里领导起义，1808年特拉凡柯尔土邦首相韦卢·坦皮领导起义等。这些起义都是因为殖民统治者的无限勒索逼得封建主走投无路。例如，英国侵占孟加拉后，用种种名目勒索，纳瓦布的国库早就空空如也，只有加征税收填补。内地贸易税是纳瓦布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东印度公司连这个来源也想剥夺掉。它不但自己不缴纳内地贸易税，它的职员私人经营贸易也冒充公司名义拒不缴税，甚至职员的印度代理人也从公司买到通行证逃避纳税。印度商人则必须照章缴纳，因此无力与英商竞争，渐渐被排挤掉。纳瓦布的商业税收几乎断绝。米尔·卡西姆上台后多次与殖民当局交涉，没有结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宣布对所有印度商人一律豁免内地贸易税。英国商人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特权，首先发起武装骚乱。米尔·卡西姆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举兵起义。起义得到许多农民手工业者参加，很多商人也予支持。贝拿勒斯起义也是由英国殖民者贪得无厌的榨取造成的。贝拿勒斯王公按规定每年应缴一笔固定贡赋给公司，但公司为了弄到更多钱从事对马拉特联盟的战争，一再额外勒索。起初，是以“特需”为由，要求罗（王公）提供50万卢比的战争贡赋，说是只此一次，下不为例。罗如数支付。可是以后公司又不止一次提出同样要求，罗又都被迫支付。最后一次当总督又提出50万卢比的要求时，罗已无力支付，请求先缴20万卢比，余容缓筹。总督就亲赴贝拿勒斯，以“抗令”为由再罚款50万卢比。贝拿勒斯土邦每年财政收入只有400—460万卢比，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总督就下令逮捕罗。其实这是他事先策划好的步骤。他自己后来供认道：所以这样做是要“利用他的罪过找到解救东印度公司灾难的办法”。贝拿勒斯封建上层和军队领导人在罗被捕后立即发动起义，有很多群众参加。奥德瓦济尔·阿里起义是因为英国殖民者废黜他而承认他的竞争者为纳瓦布。新纳瓦布上台的条件是答应把公司驻军的军费补助金提高两倍，并割让一大片土地给公司。这是用“换马”的办法加强榨取。特拉凡柯尔土邦首相领导起义也是由英殖民当局勒索直接引起。特拉凡柯尔原是英国人的盟友，是支持他们进攻迈索尔的，当时自愿缴给英国人一笔钱作为战争捐款。谁知在打败迈索尔后，英国殖民者却把它缴的这笔钱看做固定贡献，规定年年缴纳，甚至派兵征收。特拉凡柯尔土邦举国上下莫不感到愤慨，首相韦卢·坦皮在这种情况下起兵反英，得到群众热烈支持。这些起义由于都有下层群众参加而颇具声势。它们都以恢复独立，赶走英国人为目标。但是恢复独立在此时只被设想为恢复原来的封建王公的独立，并没有人想到恢复整个印度的独立。各个王公的起义都是在自己领地的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从别的王公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这样，尽管从一个个地区来看起义轰轰烈烈，它的四周却是冷冷清清，这就使殖民当局不难集中兵力加以镇压。
第二种情况是柴明达尔领导的暴动。孟加拉发生的最多。在实行永久地税制后，许多柴明达尔因欠税土地被拍卖。到1815年，柴明达尔土地被拍卖的已近半数。这些被剥夺了地产的柴明达尔许多人是老封建主。他们对税制的苛刻不满，把商人高利贷者新地主视为篡夺者，十分嫉恨，所以时常聚众暴动，撵走新地主，收回丧失的土地，或要求当局撤销拍卖，归还土地所有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暴动一般都得到耕种这些土地的佃农的支持和参加。这是因为新地主通常在兼并土地后提高地租变本加厉剥削农民，佃农恨他们甚于老地主。这些起义都是零星的，规模不大，并没有什么政治目标。有时由于农民卷入的面比较大，当局被迫把一些土地归还原来的地主，暴动也就自行停止。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暴动总是受到当局镇压，没有什么结果。
第三种情况是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起义。这些起义一般说持续时间较久，较有力量。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实行几种正规的税制之前，敲骨吸髓的短期包税制是激起农民不断反抗的主要原因。1783年孟加拉迪纳吉普尔县发生的农民起义是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反英起义，直接原因是包税人迪比·辛格为加倍捞回投资，用拷打的办法夺去农民的一切收入甚至一切财产，农民向当局申诉，得到的却是镇压。起义首先在兰格浦尔开始，领导人是迪尔吉·纳拉扬，他的父亲曾参加米尔·卡西姆起义，是一支农民军的领导人。起义农民提出减税缓税要求，得到全县农民响应，附近各县也受到影响。英国人承认：“这是孟加拉发生的一次最大最严重的骚动。”英国人只是调了很多兵力，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18世纪末19世纪初实行正规税制后，由于税额苛重，由于许多农民对土地的世袭占有使用权被剥夺，农民的境况没有好转。起义继续在许多地区发生。孟加拉米德纳普尔起义（1799—1800年）、孟买管区的库尔格农民起义（1802—1805）、北印度的巴雷利地区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1835—1848年）等是到40年代止规模较大的。那格浦尔地区起义还推举萨达·马拉做“农民罗”。不过，所有这些起义，其目标都只限于减免地税和其他捐税一类的要求，并且没有什么组织，很容易被镇压。
50年代发生的最主要的农民起义是桑塔尔人起义（1855—1856年）。桑塔尔人居住在比哈尔达曼-埃-科赫山区，是一个非雅利安人部族，务农为生。在孟加拉管区实行永久地税制后，他们耕种的土地被确定为柴明达尔所有。不愿受柴明达尔剥削，他们迁到拉吉马哈尔山脚开垦荒地。然而，又有柴明达尔声称对这片地区拥有所有权，要求缴租，并一再提高地租。许多商人高利贷者也从外地涌来。1851年这片地区的中心巴拉海特有50家孟加拉商人，他们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兼放高利贷，利息高达50%—100%。桑塔尔人终年辛勤劳作，所得不足以缴租还债，他们的些许财物常常被催租催债者抄得精光。
1811年、1820年、1831年桑塔尔人曾数次起义，都遭镇压。1854年有些桑塔尔人又开始袭击高利贷者和柴明达尔，受到迫害。1855年6月30日来自400多个农村的1万多桑塔尔人在巴格纳底西集会，决定一致起来斗争，摆脱压迫者。根据会议决议，给政府官员和柴明达尔写信，宣布不再受柴明达尔和政府管辖，要建立自己的政府。在击溃了前来镇压的警察力量后，以刀斧弓箭武装的起义者向巴拉海特进发，柴明达尔、高利贷者纷纷逃遁。起义者宣布英国在这里的统治已经结束，桑塔尔人自己的治理开始。殖民政权派来大量军队镇压，宣布实行战时状态。柴明达尔、蓝靛种植园主都向当局提供金钱支持，或者提供大象帮助镇压。桑塔尔人与政府军展开激战，有36个村庄被政府军夷成平地，百姓遭到血腥屠杀。到8月中旬，起义者尚有30000人的武装力量。殖民当局调集的军队达到数万人。在接着发生的战斗中，起义者牺牲过半（15000—25000人）。1856年2月，起义领导人坎胡等被捕遇难，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桑塔尔人起义是农民起义中斗争最顽强的一次。
在农民和下层人民起义中，有一些带有宗教色彩，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兰教瓦哈比派领导的起义。印度瓦哈比派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德里的伊斯兰教复兴主义思想家沙·瓦利拉，故又被称为瓦利拉派。这一派作为一个有战斗性的教派始于19世纪20年代，创始人是雷巴雷利的赛义德·阿赫迈德（1786—1831）。这个教派认为印度既被英国统治就不再是“伊斯兰教土地”，而是“异教徒的土地”，因而，伊斯兰教徒必须进行圣战赶走英国征服者。瓦哈比派不仅号召反英，还要求建立社会正义，提出要公平地、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保证所有生产者都能得到安全和幸福，对压迫者和暴虐者要进行抵抗。这些要求得到伊斯兰教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1820年赛义德·阿赫迈德以比哈尔为基地，派人到北印度各地宣传教义，建立组织网。英国当局感到不安，把他驱逐出比哈尔。在他被驱逐后，留下来的他的弟子提图·米尔成了新的领袖。1831年在加尔各答附近，他领导农民起义，号召把英国人赶出印度。英国官方报告说，参加起义的有成千上万人，都来自下层。起义者宣布所有人平等，除袭击英国官吏外，还袭击地主（不论是印度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惩治高利贷者，并建立法庭来审判他们，深得人民群众拥护。只是在殖民当局调来大量军队（包括炮兵）后，经过激战，起义才被镇压，但瓦哈比派在各地的组织此后仍继续活动，后来成了1857—1859年大起义的中坚力量之一。
上述三种起义，前两种主要反映了封建主和殖民统治者的矛盾。起义反英的封建主只是少数，他们虽然是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但其反殖行动是进步的，是顺应民心的。不过他们只看到自己的小地盘，只想到恢复自己以往的地位。这种有限的目标和孤立的行动，是不可能使印度得到自由和进步的。第三种反映了下层人民和殖民者、封建剥削者之间的矛盾，是人民不满的爆发。瓦哈比派起义便是典型。他们宣布英国为敌人，殖民掠夺和压迫使他们无法生存；他们攻击柴明达尔和高利贷者，反映了贫苦手工业者和在柴明达尔地税制下被剥夺了传统的土地世袭使用权的农民对地主、高利贷者压迫的痛恨。但瓦哈比起义还是旧式的农民起义。他们的反英思想主要出于宗教观念而不是民族观念。他们的反封，在理论上是平均主义空想，在实践上也只是企图减轻封建压迫。这一切都没有超越中世纪农民起义的范畴。瓦哈比起义在近代印度史上是第一次试图把反殖反封任务结合起来的起义，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它反映了广大下层群众出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本能地要求反抗外国统治和封建压迫。这种要求和历史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像这种兼有反殖反封目标的起义，19世纪30—40年代前是不多见的。50年代起增多，反封主要是反对新地主，桑塔尔人起义是典型。但是怎样反殖反封？印度应向什么方向发展？这都是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任何其他农民起义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小生产者的地位束缚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不可能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趋势，不可能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这一任务的解决历史地落到了资产阶级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