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梵社、圣社的改革路线未能继续发展下去。70年代，孟加拉出现了新毗湿奴运动，它比梵社、圣社更快为群众接受。相形之下，梵社、圣社在群众中的影响逐渐减弱。
新毗湿奴派出现的背景是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增长。其主张的特点是基本保留印度教原来形式而给予新的解释，把宗教改革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最早转到这个倾向上来的是真梵社的一些有较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成员，首先是拉基拉兰·鲍斯。他受过西方教育，怀着振兴国家的决心参加了德·泰戈尔领导的梵社，多次和基督教传教士展开辩论，反击他们的进攻。基督教传教士不但攻击传统的印度教，也攻击梵社运动，如说“枯朽的树木开不出好花来”，“改革是徒劳的”等，表明他们不愿看到印度教的改革复兴。拉·鲍斯对这种攻击的回答，是郑重宣布“印度的宗教和文化比欧洲基督教的神学和文化更优越”。这是从梵社成员中第一次提出这种说法，和梵社的观点有明显的不同。梵社领导人在同基督教传教士辩论中坚持的观点是，印度教、基督教各有优缺点，印度教不比基督教差。在拉·鲍斯那里变成了印度教更优越。这表明出于民族主义情绪，一种提高印度教地位的新趋向开始萌生。从这时起，拉·鲍斯便主要在梵社之外活动，并把自己的精力用在发掘印度文明的优点，发扬民族传统上。1866年他曾倡议建立一个“促进孟加拉知识界民族感情协会”，得到泰戈尔家族一些活动家和拉·米拉特的赞同，虽未能实现，但他们共同发起，从1867年起在孟加拉一年一度举行“印度教集会”。振兴宗教问题的讨论是这个集会的内容广泛的活动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活动梵社成员和非梵社成员都参加了，表明振兴印度教已成为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气氛推动下，一些改革家希望找到一种更易于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改革办法，也即尽量少触动传统宗教形式的改革办法。这种思潮不久就在邦基姆·钱德拉·恰特尔吉的学说中形成为一套体系，这就是新毗湿奴派学说。在孟加拉，流行的印度教派是毗湿奴派和霞克提派。邦基姆出身于婆罗门种姓，在宗教上属毗湿奴派。
他主张印度教实行改革，但不赞成梵社的改革主张，对凯沙布的世界宗教思想更是反对。他说，真正的宗教改革必须导源于印度教传统内部，西方的宗教哲学思想只能作为帮助重新发现印度教的价值和理想的工具。他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薄伽梵歌》等典籍，较少来自吠檀多。他的学说综合了毗湿奴派和霞克提派的教义，也吸收了西方的平等、博爱思想以及梵社的一些观点。他不赞成一神论，主张崇拜有形体有特性的诸神，如毗湿奴、迦里女神、克里希那等，认为只有这样具体的神才可以成为人的榜样，而梵社主张的无形体的一神不可捉摸。不过对僧侣婆罗门以达摩名义规定的清规戒律和繁琐的宗教仪式他也是反对的。邦基姆重新解释了毗湿奴派教义，其主要特点是把民族主义思想引进宗教，把宗教看成是一个伦理体系和生活准则。他说：“我并不认为信一神或多神、信仰未来存在或任何其他不可能证明的东西就是宗教。但是，当这样的信仰或任何别的信仰提供了一个人们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的行动基础时……它就是宗教……这样的宗教在理论上是生活哲学，在实践上是生活准则”。他提出，构成毗湿奴派的宗教信仰的基础是爱，爱又有不同梯级，标志着人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首先是爱自己，然后是爱家庭，爱祖国，爱人类。爱的真正含义是使自己、家庭、祖国、人类摆脱弊端和邪恶。爱有多种形式，包括必要时使用暴力来对付邪恶。他还认为，这“四爱”是由浅入深，由低级而高级的过程。爱家庭的意义大于自爱，爱祖国的意义又大于爱家庭，“由于爱人类和虔敬神是同义语，所以可以说，除了虔敬神以外，爱祖国就成了所有人的最重要的义务”。这样，他用宗教改革为民族斗争服务的目的性就跃然纸上。为了实现爱祖国和虔敬神的目标，他强烈反对弃世遁世的禁欲主义观念，主张充分发挥人的能力。他对人的正确行为标准也做了新的解释，说正确行为就是爱神的行动，表现在爱自己的同胞、爱自己的祖国，并说这也就是作业的真正含义。这里，他对被罗易摒弃了的作业观念是肯定的，但和传统的解释已迥然不同。他强调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形式主义地执行各种繁琐仪式，充分发挥人的创造能力而不是弃世遁世。邦基姆的宗教学说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还表现在，在他那里，各种神都被赋予政治意义。把女神称为母亲—女神，视作印度的象征就是从他开始的。他还以不同的女神作为印度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象征，如把迦里女神作为印度民族受难的象征和变革的力量源泉，把多尔迦视为未来建立在爱人类基础上的复兴的民族的象征。此外，他把克里希那树为勇敢无畏、大公无私、热心为社会服务等品格的完善的典型，号召所有人都向他学习。孟加拉后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人比·帕尔就曾说：邦基姆“令人惊奇地赋予各种老的神癨以新的含义，把新的民族主义信息带到这个国家的广大群众中。”这样，毗湿奴派教义在邦基姆那里从内容到形式上都被做了重新解释。这种解释既符合印度人民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要求，又比较能适应群众长期形成的观念，所以它比梵社、圣社更易为群众了解和接受。以邦基姆学说为代表的新的改革思潮的出现，把启蒙运动的目标之一即提高民族主义觉悟提到首位，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然而这一新思潮既然赞成保留旧形式，就把梵社、圣社摒弃和革除的弊端大量保存下来，社会改革也被降为次要任务。这样，启蒙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也就是梵社较强调的目标——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封建观念就受到削弱。这些都对印度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造成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