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卧儿帝国由阿克巴大帝开创安定、兴盛局面，中经贾汉吉尔、沙·贾汉时期的守成，到奥朗泽布统治时就已由盛转衰。奥朗泽布是帝国最后一位有实力和有纵横捭阖能力的君主。他在位时期通过不断的征服，使帝国版图达到最大规模。然而，在他去世（1707年）不久，帝国便走向解体，印度重又陷入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中。
这样一个大帝国怎么会如此迅速就解体了呢？
帝国解体的根源深藏于17世纪至18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变动之中。17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封建主的贪欲，导致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上自皇帝、大臣，下到地方的大小封建主，都竞相挥霍享乐，奢侈靡费。国家有许多官营作坊，专为朝廷和王公大臣制作镶珍珠的服饰和各种奢侈品。每年从国外进口大量珠宝奇石供封建主赏玩。沙·贾汉令匠人为他制作了一个孔雀宝座。“这个宝座的形态像个吊床架，由金制的脚支撑。彩色的华盖由12根绿宝石柱子撑持，每根柱子有两只用宝石镶嵌的孔雀。每对孔雀间矗立着一棵树，它的枝叶上披满了钻石、绿宝石、红宝石和珍珠。”制作这个宝座用了七年时间，其价值有人估计为800万卢比。沙·贾汉还大兴土木，在阿格拉、德里、拉合尔等几个大城市修建宫殿、城堡、花园、清真寺，总开支达数亿卢比。为纪念他死去的妻子穆姆塔兹·玛哈尔，在阿格拉修建了堂皇富丽的泰姬陵，每日用工22000人，历时22年，耗费4000万卢比。奥朗泽布连年发动征服德干的战争，每次出征，随军的都有数以百千计的仆人、乐师、鹰师、舞女。军队扎营就像建起一座城市，费用开支之大可想而知。
封建主奢侈花费的激增导致封建剥削加重，对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榨取勒索变本加厉。阿克巴时土地税率为总产量的1/3，沙·贾汉时已提高到1/2，到奥朗泽布时期超过1/2.德里省的税收1594年是1500万卢比，1700年增加到3000万卢比。耕地面积扩大固然是税收增加的主要因素，税率的提高也是重要原因。17世纪以后越来越普遍地实行包税制。包税人一旦权力在手，便任意加征各种杂税，更加重了农民负担。对手工业者的加重剥削表现为各地官吏、札吉达尔和柴明达尔都肆无忌惮地勒索，非法征收过境税和杂捐。据奥朗泽布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家哈菲汗记载说，苛捐杂税数量之大往往使商品价格增加数倍。奥朗泽布即位时，曾宣布废除近80种杂税，其中包括向手工业者和商人非法征收的许多种，但地方官吏阳奉阴违，大部分照征不误。商人们害怕在官员面前露富，很多人不得不把大量钱财深窖地下。苛重的剥削引起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的强烈不满，17世纪60—70年代开始不断爆发下层人民起义。
封建主奢侈花费的激增还导致中央和各地封建主之间争夺经济利益斗争的加剧。土地的封建国有制是莫卧儿帝国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依托。17世纪以来封建土地私有倾向的发展，导致札吉达尔、柴明达尔都千方百计逃避对国家的义务，该纳贡的不纳贡，该缴税的不缴税。札吉尔一旦分封出去，国库就难以再收回。封建主的这些行动肥了自己却损害了国家，造成中央财政拮据。莫卧儿皇帝欲压不能，就想从对外征服中获得补偿。奥朗泽布连年对德干的比贾普尔、高康达两国用兵，一则为扩展疆域，另一方面的用意是增加国家控制的土地。战争旷日持久，靡费巨大，使国库负担更为加重。不仅如此，每次征服得到土地后，在将军、贵族们的压力下，又不得不把征服土地的大部分以札吉尔形式分封出去。新札吉达尔一旦土地在握，又总是竭力规避义务，把札吉尔变成世袭领地。扩大征服的结果只是扩大再生产着中央和各地封建主争夺利益的矛盾。中央权力和利益不是得到维护而是越来越削弱。封建土地私有倾向的发展埋伏下了封建分立主义的种子。
札吉尔制即军事采邑制是莫卧儿帝国军事实力的基础。皇帝出征时，兵员的相当部分是从札吉达尔征召而来。如今札吉达尔不按规定数量养兵，遇征召时提供不出兵员或临时从市场上雇人顶替。这样帝国军事实力便被蛀空，既无力镇压人民起义，对封建主的抗命也无力讨伐了。
17世纪以来因经济变动而引起的上述矛盾使奥朗泽布陷入困境。为了找到出路，他采取了一系列紧迫的措施，其指导思想是用牺牲印度教徒利益的办法来讨好伊斯兰教大封建主，加强其地位，这样来巩固帝国的支柱。之所以采取这种方针，不仅因为他是一位穆斯林皇帝，还因为他是个狭隘偏执的正统宗教徒。他素来认为，作为一个穆斯林皇帝，其使命不仅在于按伊斯兰教利益的要求治理国家，还在于传播和发扬光大伊斯兰教，为此，就必须严格按伊斯兰教的原则施政和规范社会生活。他把这作为平生职志，认为当时国内政治和社会领域出现的种种矛盾都是阿克巴执政以来偏离伊斯兰教原则造成的。偏离既表现在对印度教过于宽容，也表现在穆斯林上层追求享乐之风盛行，丢掉了伊斯兰的初衷和本色。在继承王位后，他立志要进行彻底的整顿，重新树立伊斯兰的治国原则和社会风尚。在宫廷内部，他带头过清淡俭朴的生活；禁止宫廷音乐和绘画，把以往请来的乐师和画师尽行撵走；也不再大兴土木。这些行动主要是用来整顿穆斯林内部，多少带有自律性质，当然，他更关注的是通过制定新的政策，削弱印度教势力。1669年，他令各省省督拆毁异教徒的寺庙和学校。虽然不是每个地方都执行了，执行的地方也不少，仅拉其普他那地区被拆毁的印度教神庙就达186座。贝拿勒斯的维斯瓦纳特神庙，马土腊的凯夏夫·德夫神庙，巴特那的萨姆纳特神庙这些著名的大庙都被拆毁，在其废墟上建起了清真寺。印度教神像被埋于阿格拉大清真寺，让伊斯兰教徒践踏。许多印度教神庙享有的免税土地也被没收。奥朗泽布又下令把担任高级官职的印度教徒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出去，1671年下令将王室领地税务机关中的印度教徒工作人员尽行裁撤。鉴于札吉达尔（多为穆斯林）大量向商人高利贷者（多为印度教徒）借贷，欠债甚重，奥朗泽布颁令所有债务取消。1665年又颁布了歧视性的税收法令：穆斯林商人缴纳关卡税为商品总值的2.5%，印度教商人则需缴5%，两年后又下令免除穆斯林商人的关卡税，对印度教商人照样征收。影响更大的是，1679年下令对异教徒重征人头税，这项为广大非穆斯林群众深恶痛绝的税收是被阿克巴大帝特意废除的。奥朗泽布还把宗教压迫扩大到习俗领域，1688年禁止印度教徒（除拉其普特人外）骑马坐轿，同年，颁令禁止举行洒红节等印度教节庆，并对印度教徒朝圣征税。这一系列措施，从政治上说，重新树起宗教壁垒，与阿克巴大帝的宗教容忍与团结的立国原则背道而驰；从经济上说，损害商人利益，破坏商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新趋向严重抵触。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策引起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的强烈反对。1679年4月21日，德里印度教徒数千人集合于大清真寺前，抗议重征人头税。奥朗泽布下令镇压，出动战马战象驱散人群，伤亡甚众。这种暴行对当时已经激化的矛盾只能起火上加油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7世纪下半期印度各地爆发了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和封建主反叛，并都带有反对宗教压迫的内容。主要有：贾特人起义（1669—1670年，1685—1691年，1705—1723年）、锡克教徒起义（1675—1708年，1710—1715年）、马拉特人起义（1665年起）、拉其普特战争（1678—1709年）等。贾特人居住于朱木拿河以南阿格拉、马土腊一带，马拉特人分布于德干西部沿海及其腹地马哈拉施特拉，拉其普特人在今拉贾斯坦，三者都是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居住在旁遮普。就起义性质说，贾特人起义是农民起义，锡克教徒起义是打着宗教旗帜的下层人民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马拉特人起义是小封建主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拉其普特战争则是拉其普特诸王公要摆脱莫卧儿帝国的统治，恢复王公的主权。贾特人起义和锡克教徒起义被暂时镇压下去，马拉特人起义却在一度受挫后得到更大发展，拉其普特诸王公也在事实上得到独立。莫卧儿帝国在这些连绵不断的起义和反叛打击下，风雨飘摇，一蹶不振。奥朗泽布加强伊斯兰教大封建主地位的政策也未能赢得他们的忠诚，在封建土地私有倾向日益发展的情况下，札吉尔领地扩大只能加强他们的分立倾向。1707年奥朗泽布病逝德干军营。各省省督纷纷拥兵自立，坐地为王。统一的帝国很快走向分崩离析。
莫卧儿帝国解体就经济根源说，是封建社会内部经济发展的新趋向与旧的统治形式发生矛盾的结果。新趋向要求对现有统治体制和政策中不适应的一面进行调整和改革，以促进经济发展。奥朗泽布不但不能审时度势，采取顺应潮流的方针，反而倒行逆施，竭力维护旧形式。结果不但对新趋向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也招致了帝国本身的解体。本来是经济发展的好形势，由于统治者的昏庸和政策错误，结果竟变成了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