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要收复失地，还会遭遇一个难题：金国扣押着赵构的长兄，前任皇帝宋钦宗。这是一张王牌。试想，金国若在南宋旁边建立一个国家，扶宋钦宗或他的儿子为帝，就像他们扶植刘豫建立齐国一样，天下会出现什么局面？宋徽宗之长子，赵构之长兄，本人又是前任皇帝，竞争者的合法性如此之强，南宋恐怕将成为强磁铁旁边的一网兜铁钉。不得志的人，坚持传统道德的人，企图获得更高待遇的人，都是潜在的倒戈者。那将是赵构的噩梦。事实上，就在皇帝和御史张戒讨论兵权分聚的时候，“金人欲立渊圣（宋钦宗）于南京”的说法已经开始流传。《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二说，传言“以和定而止”。如果南宋没有及时与金国议和，如果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没有占上风，赵构可能碰上大麻烦。
其实，别说金国扶植宋钦宗建立政权，只要把赵构的这位大哥送回来，从赵构的角度说，威胁之大已经不亚于冒出一个敌国。数百年后的明朝，蒙古人就把俘获的明英宗送回来了，不久就发生了英宗复辟。历史事实表明，前任皇帝政变相当容易，就像闹一场家庭纠纷。
总之，对手有许多王牌，而且本来就很强大。自己则有很多弱点。要扭转这种基本局势，需要过人的勇气和才干。
当赵构企图收复失地的时候，他答应给岳飞更大的权力，更多的兵力，也就是说，他准备冒“太阿倒持”或“尾大不掉”的更大风险。后来赵构改了主意，大概是发现收复失地的风险大到他承担不起，或者说，收复失地的诱惑没有大到值得赌命的程度。从边际分析的角度看，收复失地的新增收益主要是荣耀和威势，属于锦上添花；新增成本却是内外交织的致命危险，属于雪中失炭。皇帝不愿用雪中炭换取锦上花。那么，在维持守势的暴力均衡格局中，就无须建立超过金国的军事力量。此意一定，岳家军的前途便暗淡下来。
关于这种计算，《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赵构决心放弃中原了，就舍得杀岳飞了。这是国际关系决定国内关系的观点。李亚平揣摩赵构的心思，提出了国内关系决定国际关系的看法：“与其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养大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武将，还不如与金国讲和更划算。”两位作者的看法都有道理，但都缺少一个过渡环节或中间状态：放弃中原，并不等于立即杀岳飞；杀掉岳飞，并不能保证金国讲和，更不能保证金国遵守和约。岳飞暂时还是有用的，所以岳飞还会活几年。
绍兴八年（1138）岁末，宋金两国议和成功。前边提到，这年二月赵构曾经拒绝扩大岳飞的权力，但五月又拒绝削弱岳飞，不敢自毁长城。现在两国签定了和约，是否意味着内忧大于外患了？为时尚早。首先，和约所划定的边界尚未交割设防完毕。其次，两国之间还没有好好打一场，作为和约基础的暴力均衡并未得到确认。尽管南宋对金国称臣纳贡，但金人总觉得便宜没占够，以兀术为代表的金国主战派还想“赢者通吃”。敌人在磨刀，我们自然也要磨刀，自毁长城的条件并不成熟。
绍兴十年（1140）夏历五月，金国叛盟，四路大军进攻南宋。都元帅兀术一路，在顺昌（今阜阳）被刘锜以少胜多打败。西边的岳家军一路捷报，孤军打到开封附近，苦战得胜后奉诏班师。这一年，赵构对金国的实力有了清晰的判断。赵构说，兀术虽然强大，却专门以杀戮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
反过来，金国连连受挫，也逐渐认清了形势。绍兴十一年（1141）夏历正月，金国再次南侵，三个月打了两次大仗，一胜一负，岳家军并未参战。尽管金强宋弱的局势依旧，但谁也吃不掉谁的战略均势得到确认。主战派兀术也有了讲和的意思。
四、内忧超过外患
绍兴十一年（1141）夏历11月，赵构与金国签订绍兴和议，宋朝皇帝接受金国册封，每年向金国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数量不变。两国以淮河为界。
如前所述，一旦敌国真不想打了，准备裁军了，本国裁军或曰自毁长城的条件就成熟了。这时，赵构终于有了选择空间：他可以恢复传统，改革“家军”体制了。换句话说，国际的暴力均衡确立之后，金国的致命威胁下降之后，内部的异己之患便升格为头号大患。
宰相秦桧的养子秦熺留下的一段记载，可以印证上述计算：“主上圣明，察见兵柄之分，无所统一，乃密与桧谋，消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可见，“太阿倒持”之患已在皇帝心中郁积多年。按照主和派的说法，这种危险随着金人威胁下降而更加突出：“有识之士方惧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
“叵测”二字用得极其精确。岳飞会反叛吗？不一定。那么，岳飞不会反叛吗？也不一定。即使岳飞不想反，他的部下也可能反。当年赵匡胤就未必想反，但他的部下追求富贵，非拥戴他当皇帝不可。闹到没有退路的地步，不想反也得反。更何况，岳飞对皇帝的议和政策是有意见的，对不增加自己的兵权早有不满的表示，一再冲皇帝撂挑子。南宋初期的军事体制缺乏节制手段，主要依赖部下的忠心，岳飞的心中有了不满的影子，这让皇帝如何安心？
最要紧的是，岳飞拥有反叛的实力。岳家军有十万兵马，占全国兵力的四分之一强。而且，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极强，民间声望极高。敌人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熟悉经史，礼贤下士，温和有礼，为人清廉，赏赐一概分给部下。这简直就是活圣人。岳飞死后多年，他的众多部下还聚在一起，联合起来为他申冤，并且哭声震天，场面感人——可见岳家军多么团结。这支军队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联想一下赵构对兀术的评价——虽然强大，专以杀戮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岳飞该有多大的作为？这样的暴力集团不反则已，一反就可能天塌地陷。
此时此地，对皇帝来说，选择变得很简明：或者废掉岳飞，或者不废岳飞。对岳飞来说，选择也很简明：或者服从，或者反抗。对皇帝来说，岳飞将采取什么策略是不可测的——“叵测”。但是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告诉他，历代武将在“叵测”的选项中填空时，只要胜算较大，往往要选“反”。不反的还要后悔。
那么，对皇帝来说，究竟是把自己和帝国的命运寄托在“叵测”之上呢，还是让秦桧出面干一次脏活儿呢？在皇帝眼中，一个好人可能的冤屈，与赵家江山的安全稳定相比，孰轻孰重？这还用问吗？
追问这种问题的恐怕只有“纯儒”。皇帝不会问，法家不会问。按照孟子的说法，“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然而，我们的帝国传统，总是儒表法里、王霸道杂，以“行诈使力”为看家本领，实际决策所依据的是利害计算而不是道德信条。即使考虑道德，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道德里总是包含算术的。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要顾全大局”。比起“天下苍生”来，个人的一点冤屈算得了什么？
哪种老虎最安全？死老虎最安全。是老虎就该死。在这个意义上，岳飞得到的“莫须有”罪名是一个非常贴切的罪名。宋太祖说，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酣睡的是一只猛虎。至于具体手段，究竟是“杯酒释兵权”好，还是流血杀人好，也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面对弱者，皇帝不妨大度一些，赢得仁慈之名。面对岳飞这种级别的强者，皇帝缺少表现大度的实力和自信。他们不敢给对方留下还手反击的机会，不得不采用让皇帝声誉蒙羞的手段。当然，皇帝也有遮羞的办法：一是蒙蔽视听，硬说人家要反；二是转嫁恶名，让秦桧替他背黑锅。
赵构对岳家军的畏惧非同一般。他必须把不仁不义扩充到岳飞之子岳云和亲信将领张宪身上。李亚平写道：1141年农历12月29日，皇帝批准赐岳飞死，同时将张宪和判刑两年的岳云一同处死。
赵构的选择对不对？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岳飞死后，和局维持了二十年。1161年，企图一统天下的金国皇帝完颜亮（海陵王）背盟南侵，在长江防线受挫，引发内乱。再次议和，边界依旧。1206年，金国在蒙古的打击下国力衰弱，宋乘机伐金，失利之后议和，边界依旧。1217年，金国为躲避蒙古大军南迁，与宋开战，互有胜负。宋对金的弱势均衡维持了九十多年，直到到1234年，蒙宋联手灭金。赵构对两国均势的判断并无大错。
从内部关系的角度看，1207年正月，吴家军的世袭将领吴曦反叛，在宋金战争中投敌，向金国求封蜀王，一个月后，被几个奇人矫诏闯宫杀死。1230年，宋朝任命的京东路镇抚使、京东路20余万忠义军首领李全反叛，围困扬州，被守城将士袭杀。宋朝对自家将领的严厉防范，并非无病自灸。
总体说来，南宋存在了一百五十二年，比金国的寿命更长，最后亡于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也不算太丢人了。从年头来看，南宋也比灭掉自己的元朝的寿命长。赵构建立了一个比金国和元朝更长寿的体制，而这个体制的存在与稳定又建立在内外暴力均衡的基础之上。无论暴力均衡的逻辑是否残忍，赵构不过按理出牌罢了。
本文谈论的与其说是岳飞，不如说是“家军”的代表，岳飞只是其人格化身。放眼望去，官军与家军、朝廷与藩镇、流官与土司、统一与割据，直至先秦的郡县制与封建制，官家暴力与私家暴力或地方暴力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题。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作为暴力集团，私家军的效率一般比较高，地方武装其次，官军更次，就好像民营企业的效率通常高于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又高于官办企业一样。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官家追求朝廷安全，收权严管，就难免损害效率；追求效率，又难免损害朝廷安全。内部安全了，外部又不安全。于是，我们看到了南宋统治者在这些要求之间寻求均衡，追求安全最大化的努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六年（1146）九月乙丑引用《中兴圣政》的话说：“绍兴以来，所以为国者有二：金欲战，则分江淮之镇，以援将帅；金欲和，则收将帅之权，以归朝廷。”换成条件加结果的一般格式表达：外患加重，则放权让利，封建藩镇之类具有大包干色彩的暴力激励机制出现；外患减轻，则收权削藩，官家代理人重返主导地位。岳飞的命运，显示出私家军队、地方武装乃至封建藩镇在官家体制下的兴衰规律，尤其是衰亡规律。这种规律，可称“岳飞通则”——虽有例外，惯例如此，通常如此。
2004年10月初稿，2009年11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