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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二谶纬篇目结构的形成和意义

前引《隋志》说:八十一篇由三部分组成,《河图》、《洛书》有十五篇是“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另有三十篇是“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七经纬》三十六篇则皆“孔子所作”。这当然是东汉定本的篇目结构,但从东汉初年整理谶纬的情况和刘秀对待谶纬的态度看,这一篇目结构应当不是刘秀君臣的创造,而是在他们之前就大体形成了。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尹敏传》:  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同书卷二八《桓谭传》:  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谭复上疏曰:“……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帝省奏,愈不悦。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细细体味这两段记载似可看出,在刘秀亲自干预下,尹敏等人对谶纬所做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删去崔发加入的为王莽服务的那些篇章,而其余部分,包括被尹敏、桓谭指为近人增益和窜改的那些内容,都被保留下来。

桓谭《新论》曰:“谶出《河图》、《洛书》,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后人妄复加增依托,称是孔丘,误之甚也。”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一四引,中华书局影印本,1958年,第544页。胡应麟《四部正讹》说:“谶纬之说,盖起于河洛《图》、《书》。当西汉末……俗儒增益,舛讹日繁。”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886册,第313页。蒋清翊《纬学原流兴废考》以《河洛》开篇,并解释说:“《图》《书》实群纬先河,故首《河》《洛》。”见姜忠奎:《纬史论微》,黄曙辉、印晓峰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399页。陈槃也指出:“谶书之始出,皆称《河图》《洛书》……谶纬之书,断推《河图》《洛书》为领袖。”见氏著:《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第54页。其意皆指谶纬的形成是先有《河图》、《洛书》,而后衍生出其他部分。笔者赞同这样的看法,并认为《河图》、《洛书》本文作为谶纬的核心篇目可能在刘向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刘向父子校书所见《图书秘记》十七篇中可能就有此类文献。及哀平之际,儒生方士们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增益”,伪造新的篇目,关于谶纬与方士的关系,参阅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便形成了《河图》、《洛书》本文若干篇、九圣之所增演若干篇、孔子所作《七经纬》若干篇的篇目结构,和多有“近鄙别字”、“世俗之辞”的粗陋面貌。

平帝元始四年,王莽下令:“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第4069页。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会议,大约按专业的不同又分成了若干分会。《汉书》卷二一《律历志》序记载“钟律”分会的情况说:“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誉,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羲和刘歆等典领条奏,言之最详。”其主要内容都保留在《汉书·律历志》中。许慎《说文序》又记载了“《史篇》文字”分会的情况:“孝平时,征(爰)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篡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第315页。顾颉刚先生说:“《训篡篇》是这次文字方面的‘正乖缪,壹异说’的结果,推之其它方面,当亦如此。”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5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310页。这两个分会各有百余人参加,并都有重要成果问世。又《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地皇四年四月条:“除用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术者,各持图书,受器械,备军吏。”《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这些人可能是参加“兵法”分会的兵家学者。可见这次会议并非虚张声势,徒有形式。“图谶”分会的情形不见记载,想必也有若干学者“记说廷中”之事,哀平之际新出的谶纬可能就在此时被集中起来,并同原有的《图书秘记》编辑在一起。王莽称帝后,又搜集了时人编造的“言莽当代汉有天下”的《符命》四十二篇,《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第4112页。由崔发“著录次比”于谶纬之中。及至尹敏等校定谶纬,将崔发编入的部分剔出,便形成了八十一篇的定本。

由于有上述形成过程,谶纬篇目虽多,内容虽杂,却有一个严整的结构体系。仔细分析这一结构体系,又可隐约看出谶纬作者们最初的意图。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一语的含义。《雒书灵准听》:“建世度者戏,重瞳之新定录图。”郑玄注:“建世度,谓五世之法度,虙戏氏始作八卦,以为后世轩黄帝之表。重瞳定录图,黄帝始受《河图》而定录。”《易纬是类谋》引,《丛书集成初编》0688,中华书局,1985年,第5页。据此,伏羲虽作八卦,但未受《河图》、《洛书》,“始受《河图》”的是黄帝。《续汉书·天文志序》曰:“三皇迈化,协神醇朴,谓五星如连珠,日月若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于书契之兴,五帝是作。轩辕始受《河图斗(闿)苞授》,规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书自黄帝始。”所谓“轩辕始受《河图斗(闿)苞授》”肯定是谶纬的说法,大意和上引《灵准听》相同,也认为《河图》、《洛书》是黄帝以后才有的。从中我们还得知,黄帝所受《河图》本文就是《斗(闿)苞授》。这些材料证明,《隋志》所说《河》、《洛》本文“自黄帝”始“至周文王”止,确是汉代谶纬的原貌。汉人所知道的古代帝王不止于黄帝至周文王,现存谶纬遗文中出现的古代帝王就有隧人、女娲、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河》、《洛》本文的编造者只取“黄帝至周文王”,很可能是受当时流行的“五帝三王”说影响。《尚书璇机钤》:“孔子曰:五帝出,受录图。”《文选》卷四七《汉高祖功臣颂》注引,中华书局影印本,1977年,第662页。明言至“五帝出”才有“受录图”之事。

我们知道,儒家的古史系统原本由帝尧、帝舜、夏、商、周组成。大约在战国后期,又形成了五帝之说,于是古史系统变成了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商、周。参阅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5册,第267页。《大戴礼记·五帝德》载宰我“问黄帝”、“问帝颛顼”、“问帝喾”、“问帝尧”、“问帝舜”、“问禹”,孔子一一作了回答。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第117—125页。同书《帝系》又详细记载了黄帝至禹的世系:“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黄帝产玄嚣,玄嚣产极,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牛,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同上书,第126页。司马迁作《史记·五帝本纪》即用此说。董仲舒所说周代的五帝三王也与此相同。《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及周文王受命而王,“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第198—199页。《河》、《洛》本文“自黄帝”始“至周文王”止,与此说法正合。由此推测,“受本文”者当是“五帝”和“三王”,除黄帝和周文王之外,还应有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商汤。

《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颖达疏引《春秋纬》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82页。《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何晏注引孔安国曰:“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同上书,第2490页。《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曰:“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向,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根据这些说法,《河图》、《洛书》是圣帝明王建立新王朝的受命之符,也是天地神明赐给圣帝明王用来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谶纬的作者让五帝三王获得《河图》、《洛书》,从而为他们加上了神圣的光环,使他们的问世及其王朝的建立都成了上天的安排。

再看“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一语。可以肯定的是,“九圣”中最后一位是孔子。那么孔子之前的八位圣人又是谁呢?《抱朴子内篇·释滞》有“九圣共成《易经》”之语,王明先生认为此处“九圣”除孔子外还有“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3—154、161页。《汉语大词典》“九圣”条则无商汤而有周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1册,第749页。钟肇鹏先生说与此同。钟肇鹏:《谶纬论略》,第70页。但《抱朴子》所谓“九圣”是《易经》的作者,《隋志》所谓“九圣”则是《河图》、《洛书》的增演者,二者不同。《隋志》明言这“九圣之所增演”的三十篇是“以广其意”的,“其”字指《河》、《洛》本文。本文只有黄帝以后的,伏羲、神农在黄帝前,怎能对本文加以“增演”并“广其意”呢?看来,这里的“九圣”也应自黄帝算起,“初起”二字当指居五帝三王之首的黄帝,也就是说,此语中的“自初起”与前面一语中的“自黄帝”同义。根据上面的分析,“自黄帝至周文王”系指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八人,“九圣”中的前八位应当就是他们。陈槃说:“《隋志》谓,《河》《洛》之作出于黄帝、周文王、孔子等九圣。”似乎也将黄帝至周文王视为九圣中的前八位。见氏著:《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第33页。他们作为圣帝明王,都获得了天地神明赐与的《河图》、《洛书》,又对所受《河》、《洛》本文加以“增演”,“以广其意”。如此解释,似更合情理。

顺此思路再往下推,一个重要现象便出现了。“九圣”中自黄帝至周文王八人同时又是受命帝王。作为受命帝王,他们获得了《河图》、《洛书》;作为圣人,他们又对《河》、《洛》中的神意进行了解释和发挥,以指导其治理天下之实践。唯独孔子,虽是圣人,却不是受命帝王。而据谶纬说,孔子不仅对《河图》、《洛书》有所“增演”,《易纬》中留下了孔子增演《洛书》的痕迹。如《易纬是类谋》开篇引《雒书灵准听》之辞,继而有“孔子演曰”云云;(《丛书集成初编》0688,第1、10页)《易纬通卦验》有“孔子《表洛书摘亡辟》曰”云云。(《丛书集成初编》0689,第12页)还作了《七经纬》三十六篇,全部谶纬八十一篇也是经他整理而成的。那么,孔子所做的这些工作又是为谁服务的?第九位圣人所对应的第九代王朝又是哪一朝呢?答案十分明确:汉朝。而这显然是从“《春秋》为汉制法”说发展而来的。

所谓“《春秋》为汉制法”是汉代《公羊》家最重要的说法之一。《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春:“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十三经注疏》影印本,第2354页。文中“君子”指修《春秋》的孔子,“后圣”则被汉代《公羊》家解释为继周之后的“新王”即汉朝。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曰:“《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何休注“以俟后圣”曰:“待圣汉之王以为法。”谶纬对此有更直白的说明。如《春秋演孔图》:“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春何休注引,见《十三经注疏》影印本,第2354页。《孝经援神契》:“丘制命,帝卯行。”丘指孔子,卯(卯金刀)即刘字,指汉朝。《尚书考灵耀》:“丘生仓际,触期稽度,为赤制,故作《春秋》。”《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引,见《金石萃编》卷13,中国书店,1985年。仓,木德之色,指周朝。赤,火德之色,指汉朝。不仅如此,经过谶纬作者们的“增益”,孔子为汉制法之作又增加了《孝经》和谶纬。《公羊传》何休序:“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据徐彦疏,此语出《孝经钩命决》。同书隐公条徐彦疏引《春秋说》:“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十三经注疏》影印本,第2190、2195页。《图录》即谶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春何休注:“夫子素案《图录》,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见《十三经注疏》影印本,第2353页。《宋书》卷二七《符瑞志》说得最全面:“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斋戒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此处疑脱卷数。《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766页。据《北堂书钞》卷八五、《太平御览》卷五四二,此为《孝经纬》文。参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第1001页。

在谶纬中,孔子是为汉立法的圣人,刘邦则是汉朝的受命帝王。上引《宋书·符瑞志》说:孔子告备于天后,“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明指刘邦(字季)就是周之后即将受命的新王。《河图》:“汉高祖观汶水,见一黄釜,惊却反,化为一翁,责言曰:‘刘季何不受河图’。”《太平御览》卷七五七引,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3359页。照此说法,刘邦也曾受《河图》。《诗含神雾》:“赤龙感女媪,刘季兴。”《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索隐》引,第342页。刘邦虽有父,却是神龙与其母所生。类似的故事在其他圣帝明王身上也都发生过。《河图》:“帝刘季,日角戴胜,斗胸龙股,长七尺八寸。”《后汉书》卷四〇《班固传》李善注引,第1337页。这种异常风貌也是其他圣帝明王都有的。这些内容进一步强调了刘邦具有同黄帝、周文王等一样的神性和权威。参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第74页。谶纬描述刘邦受命时,还多次提到张良。如《河图》:“天授图,地出道,予张兵钤,刘季起。”《后汉书》卷四〇《班固传》李善注引,第1337页。《诗含神雾》:“圣人受命必顺斗,张握命图授汉宝。”宋均注曰:“圣人,谓高祖也。受天命而王,必顺旋衡法。故张良受兵钤之图命,以授汉为珍宝也。”《太平御览》卷八〇二引,第3558页。此说当是从张良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的传说引申而来。至于上引《宋书·符瑞志》中“卯金刀,在轸北”一语,则指刘邦受命的星气之瑞。同样内容还见于其他谶纬,如《尚书考灵曜》:“卯金出轸,握命孔符,赤用藏,龙吐珠也。”同上书,第3561页。《河图》:“昌光出轸,五星聚井,……刘季起。”《后汉书》卷四〇《班固传》李善注引,第1337页。轸是星名,二十八宿之一。《汉书》卷二六《天文志》曰:“轸为车,主风。……若五星入轸中,兵大起。”又曰:“轸,荆州。”是轸在占星术中有特定意义,所对应的人间区域是荆州,即楚地。昌光则是一种瑞气。《晋书》卷一二《天文志》瑞气条:“昌光,赤,如龙状,圣人起,帝受终,则见。”昌光出现于轸宿,预示着楚地将有圣帝受命而起。刘邦受命的星气之瑞,原来只有“五星聚井”。《汉书》卷一《高帝纪》:“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同书卷二六《天文志》解释说:“五星聚于东井,……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到谶纬中又多了“昌光出轸”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