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郡国属吏到属县或附近郡国公干需要使用传舍外，官吏承担“外繇”或曰“吏繇”时亦要到郡国以外的地区，此时亦离不开传舍。对此《尹湾汉简》同样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尹湾汉简》五号木牍正面记录了西汉某年东海郡官员不在位的情况，其中十三人注明“繇”，具体情况如下： 郯狱丞司马敞正月十三日送罚戍上谷
郯左尉孙严九月廿一日送罚戍上谷
朐邑丞杨明十月五日上邑计
费长孙敞十月五日送卫士
开阳丞家圣九月廿一日市鱼就财物河南
即丘丞周喜九月廿一日市□就□□
况其邑左尉宗良九月廿三日守丞上邑计
厚丘丞王恁十月廿？日□□邑□
厚丘右尉周并三月五日市材
平曲丞胡毋钦十月七日送徒民敦？煌？
司吾丞北宫宪十月五日送罚戍上谷
建阳相唐汤十一月三日送保宫□
山乡侯相□□十月……
·右十三人繇在“繇”之前另有九位官员“输钱都内或齐服官”： 郯右尉郎？延年九月十三日输钱都内
海西丞周便亲七月七日输钱齐服官
兰陵右尉梁樊于九月十二日输钱都内
曲阳丞朱博七月廿五日输钱都内
承丞庄戍九月十二日输钱都内
良成丞宣圣九月廿一日输钱都内
南城丞张良九月廿一日输钱都内
干乡丞□□九月十二日输钱都内
南城尉陈顺九月廿一日输钱都内
·右九人输钱都内前引《尹湾汉墓简牍》图版，第16页，释文，第96—97页。官吏的“繇”与“输钱都内”属于“吏繇”，学者已经做了不少研究，如邢义田前引1997年文，第7—8页；高敏：《尹湾汉简〈考绩簿〉所载给我们的启示——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三》，原刊《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收入所著《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第109—114页；廖伯源：《〈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释证》，原刊《简帛研究2001》，后收入所著《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增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1—206页；《汉代县丞尉掌杂考》，收入前引《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38—448页。关于秦汉吏役问题，早期的研究见高敏：《试论汉代“吏”的阶级地位和历史演变》，收入所著《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226—228页；王新邦：《论秦汉的吏役制》，《贵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第34—37页；金秉骏：《汉代小吏的吏徭及充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学国际论坛论文，北京：2006年11月；广濑熏雄：《更徭辨》，同上，第7—9页。简言之，繇包括送各类服兵役人员、到外地购买物品、向都城的邑主汇报年度工作（上邑计），郡每年向朝廷的上计亦属于此类，悬泉汉简有“阳朔二年十一月丁卯，遣行丞事守部候疆奉上阳朔元（年）计最行在所，以令为驾乘传，载卒史吏所奉上者。敦煌太守贤、长史谭，以次为驾，如律令。五月／”（Ⅱ90DXT0112②：108），何双全：《简牍》，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40页引，可参。只是此处无载。唯“繇”中四次提到“送罚戍上谷”，前人多以为相当于秦的“赀戍”或秦汉的“谪戍”，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官员失职以及百姓有违反律令的行为而不属于刑事犯罪的，常常罚“戍边二岁”，《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捕律”简143、144，第28页；“杂律”简186，第33页；“置吏律”简210，第36页；“户律”简323，第53页。悬泉汉简所出《兵令十三》云“当占缗钱，匿不自占，（占）不以实，罚及家长戍边一岁”，《释粹》Ⅱ90DXT0114③：54，第11页。实亦属于违法而非犯罪的行为，上述“罚戍上谷”或许与此类人员有关。简中提到的“繇”属于官吏的公差，输钱都内其实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种公差。官吏为郡县出公差同样要利用沿途的传舍，《尹湾汉简》无载，西北出土的汉简则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
悬泉汉简中所保存的“传”文书抄件就有几份涉及类似的工作。如下面四简： 1.神爵四年十一月癸未，丞相史李尊送护神爵六年戍卒河东、南阳、颍川、上党、东郡、济阴、魏郡、淮阳国诣敦煌郡、酒泉郡，因迎罢卒送致河东、南阳、颍川、东郡、魏郡、淮阳国，并督死卒传（槥），为驾一封轺传。御史大夫望之谓高陵，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I 90DXT0309③：237
2.建始二年三月戊子朔乙巳，池长延寿移过所，遣传舍佐普就为诏送徒民敦煌郡，乘轺车一乘，马一匹，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掾长、令史临、佐光。四月乙亥过西 I 90DXT0210①：63
3.河平元年八月戊辰朔壬午，敦煌太守贤、丞信德谓过所县道，遣广至司空啬夫尹猛收流民东海、泰山，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八月庚寅过东Ⅱ 90DXT0315②：36A
4.永始四年九月辛丑朔戊辰，平阴阴虞侯守丞行丞事，移过所，丞庆辅为郡输钱敦煌，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 I 90DXT0114①：1分见《释粹》第38、42、44、45页。这四件“传”所注明的官吏公务的内容分别为接送戍卒、送徒民至敦煌、接收流民与输钱至敦煌，与上举东海郡官吏的“繇”与“输钱都内”活动颇为类似， 时间则从神爵四年（前58）至永始四年（前13）。尤其是例2为送徒民敦煌，而尹湾简的“繇”中亦有送徒民敦煌，目的基本一致；例4亦为“输钱”，与尹湾简“输钱都内”性质一致，时间也颇为接近，唯从河南郡送到敦煌，“输钱”目的地不同。自池送徒民至敦煌与河南输钱敦煌要“舍传舍”，自东海郡送徙民敦煌与输钱都内或齐服官亦应如此。据此，尹湾简中所见服各种“繇”的官吏一旦到郡以外地区，自然也会持有“传”文书，亦需要在沿途传舍食宿。
值得注意的还有官员“繇”与“输钱都内”的时间。上述22位官员外出执行公务，其中17位是在九、十月，余下七月2位，正月、三月与十一月各1位。输钱的9人中九月占7位，七月2位，简中记载的时间应是出发时间，具体考证见廖伯源：《简牍与制度》，第192页。而上引悬泉汉简例4亦是九月自河南郡向敦煌输钱。通常以为汉代的财政年度是以九月底为断的，参张荣强：《从计断九月到岁终为断——汉唐间财政年度的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80—84页。在财政年度即将结束时从郡县征调钱，或许与邻近年底，开支出现亏空有关。《续汉书·百官志三》“大司农”条本注云“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此虽为东汉制度，应是袭自西汉。据此，朝廷随时掌握郡国钱物动态，一旦个别郡国或朝廷钱物不足，便可及时调拨。上述九月输钱诸例应与此制有关。
必须指出的是，汉代“吏繇”并非偶见差使，而是相当频繁的日常事务。如学者所指出的，当时各郡应上缴朝廷的钱物一部分上交朝廷，余下的都存放在各县，郡府根据朝廷指示安排属县运送到指定地点。关于汉代物资调运的一般情况，参渡边信一郎：《汉代的财政运作和国家物流》，徐世虹译，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89、392—396页；东海郡的情况参廖伯源前引《简牍与制度》，第193页。 各县运送钱财物资依然是以郡的名义进行，上引悬泉简I 90DXT0114①：1就是“为郡输钱敦煌”，可为证。朝廷需要不断从各地郡国调运钱币与各类物资，以维持朝廷开支，包括中朝官的俸禄，以及经济上无法自给的郡国的开销（如居延地区）——陈梦家在研究汉简中的官吏俸禄问题时便指出边郡屯戍官吏的月奉，来自内地的赋钱，因内郡财政支绌，赋钱有时不到，不能发俸，并举出若干例子，见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收入《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143页；佐原康夫《居延汉简月俸考》，徐世虹译，收入刘俊文前引书，第563页持同样观点。即是证据。前引例4则是从内郡向边郡运送钱的直接证据。边地屯戍长期存在，相应地自内郡“输钱”的工作频繁而持续进行。为完成这些任务，官吏均需要时常远赴本郡本县以外的地区。
其实，如果看看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内容，不难发现，晚至孙吴初年，官府依然沿用这种调运物资的方式。黄龙、嘉禾年间，孙吴政权派潘濬率兵五万攻打武陵蛮，军队所需粮食便是就近由长沙郡临湘县调运去的，而临湘的州中仓贮存的不止是临湘县的米，还包括附近连道县的米，可能是郡级仓。参侯旭东：《吴简所见“折咸米”补释——兼论仓米的转运与吏的职务行为过失补偿》，收入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9月，第176—185页。每年这种运送钱物的工作应不少，特别是那些富庶的郡国。此外，每年征发戍卒与卫士亦要差遣官吏送至服役地，顺带再接回以前的戍卒，这亦是年年不可少的工作。其他临时性的外出亦会有一些。一些临时或突发性的情况亦需要官吏外出。西汉武帝时动用十多万人修建并戍守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21—1422页）；元帝初元元年（前48），关东十一个郡国大水，朝廷“转旁郡钱谷以相救”（《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80页），自然也要差发官吏押送。西汉中期成书的《盐铁论》中贤良指出： 今小吏禄薄，郡国繇役，远至三辅，粟米贵，不足相赡，常居则匮于衣食，有故则卖畜粥业。非徒是也，繇使相遣，官庭摄追，小计权吏，行施乞贷，长吏侵渔，上府下求之县，县求之乡，乡安取之哉？桓宽：《盐铁论·疾贪》，王利器校注（定本），中华书局，1992年，第415页。文中提到的“上府”指的应是郡府。严耕望前引书，第216页。根据这段描述，至西汉中叶，原本是郡的工作，摊派给县，县则下派给乡，如此逐级摊派，小吏的繇使就变得相当沉重。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外出公务常常肩负押运人员或物资的重任，责任很重，费力不讨好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外出长途旅行是件艰苦且充满危险的事情，秦汉《日书》类文献中关于出行的宜忌规定、仪式相当多，正体现了此点。一般论述见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5页；睡虎地秦简《日书》425枚简中内容为行归宜忌的多达151枚，参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行归宜忌》，《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第45—49页；刘增贵：《秦简〈日书〉中的出行礼俗与信仰》，《史语所集刊》第72本第3分，2001年，第532页。西汉长沙马王堆帛书中亦有“出行占”，江苏尹湾汉简中亦有“行道吉凶”，均与出行宜忌有关，可参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有关章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长吏因此多半会将这类苦差使转嫁到属吏头上。
这些官吏一旦公务外出都需要使用传舍，不难想见，汉帝国道路上来往运送物资的队伍一定络绎不绝，特别是每年九、十月，相应地，通往京城的各条道路沿线的传舍中也挤满了负责押运的各地官吏。各地官吏押运的人员、物资关系到帝国正常运转，因而“传舍”在维持官府间联系、帝国生存上的作用与价值不容小视。
此外，为执行皇帝诏书所要求的临时性工作，如抓捕罪犯、送施刑、送徒民、买马等等，郡县官吏亦可使用传舍。县道如果有急事，如追捕杀人贼或其他罪犯，至县外的地区，或向朝廷上书言变事，亦可使用传舍。敦煌悬泉发现的汉简中有因此类事由而签发的“传”，并注明“当舍传舍”。这些临时性的任务未必算是繇使，兹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