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古往今来，谁曾发现类似这座墓葬所氤氲营造的惊人奇迹：两代孤魂，三种石刻，千年相伴，祸福共存……
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龙骧将军没有想到，100年后，一对恩爱夫妇的骷髅白骨正悄悄接近他的魂灵……
由此开始再过1200年，一位碑帖商人也没有想到，诚心收揽这些远古魂灵有缘杂居的石刻场所，竟然会立即招致如此伤心动魄的无情灾祸……
碑林第三室多排置北朝以至隋、唐名碑，故每为参观者所驻足青睐。但人们在注目该室通道左右前排丰碑大碣之时，却往往对东侧后排中部的隋《孟显达碑》投以小觑。
按《孟显达碑》凿于开皇二十年（600）十月，高250厘米，宽67——唐韦顼夫妇墓出土碑石流变内幕厘米，螭首圭额。原题旧以篆书额题“魏故假节龙骧将军中散大夫泾州刺史孟君之碑”为名，因此又简称《泾州刺史孟显达碑》、《隋孟显达碑》等。是碑碑文书体基本作正楷之式，间有隶意，为有隋一代所通用书体。查碑身存文，碑阴因被凿为屋脊之状，原是否有文字已无从得知，碑阳则前阙一行半、后阙半行，现存36行，行计48字。
检点碑文内容，知碑主孟显达历仕北魏、西魏、北周三代，“年在龆龀，卓然独立。执经庠、序之间，超迈诸生之右。以深识机权妙闲术略，斩将擎旗之勇，六奇八策之谋”，遂至“永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起家蒙授清水公国侍郎。在职恭勤，处事廉洁”。因于大统元年（535）十月“被魏武帝敕使随元帅贺拔太师讨平沙苑、河桥、弘农、豆军、北呈等五处”，尝于“剑色如霜，箭飞若雨”时“执锐挥鞭，身先士卒”。故“锋镝才交，妖氛克殄”。遂以战功迭授豳州长史、内固将军奉车都尉、辅国将军中散大夫都督等职。及魏后二年（558）五月十一日“终于私宅，皇情悼轸，爰加礼赠。……赠假节龙骧将军泾州刺史”。直至隋开皇二十年（600）十月二十八日方葬于“雍州大兴县产洲乡长乐之原”。总计前后逶迤三代四朝，停尸14年后始正式安葬，堪为一奇。
再者，是碑书艺秀劲典雅，浑然古拙，直可膺短祚大隋墨海之冠，惜未遒劲。方若《校碑随笔》称其：“书法休整，开虞、褚先声，较龙藏寺尤谨严”；《陕西金石志》又称其：“秀逸劲拔，在苏孝慈之右，诚隋刻之佳者”。梁启超戊午年（1928）题跋则称其：“端研姿绝，不减苏（孝）慈，但未遒耳”。可为二奇。
其次，是碑背面为人凿成屋脊之状，俨然石构建筑，原委神秘，内蕴难窥，又为三奇。而近人宋联奎（菊坞）《苏杂志》所谓是碑曾与唐卫尉卿扶阳开国公韦顼并妻魏国夫人裴觉墓志、石椁一同问世，“三碣同现”。吴昌绶丙辰（1916）题跋继而称：“（是碑）前（1916）人金石书未之及也”。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又叹其“石不明所在”。1983年出版的《西安碑林书法艺术》则将三种石刻之间的血缘关系轻率割裂，并贸然称韦顼夫妇墓志出土“时地不详”……种种疑团，不一而足，尤可称四奇、五奇……
我们认为，迷茫的历史已经悄然写就，留给后来人们的将是数不清的猜测与幻想。直面这些引人入胜的疑团迷踪，我们尝试凝神聚焦《孟显达碑》及与之一并出土的其他相关碑石背后鲜为人知的坎坷经历，再辅以大量弥足珍贵的文献史料并见证人口述梁启超《孟显达碑》跋语。别看只有十几个汉字，行文潇洒，褒贬有度，可谓一语中的资料去追源溯流，鉴别考证，进而希望复原其盘根错节、氤氲千年的历史面目。
（一）“三碣同现”内幕
关于《孟显达碑》及唐卫尉卿扶阳开国公韦顼并妻魏国夫人裴觉墓志、石椁诸物一并出土等事，目前所见最早史料为陕西先贤宋联奎所撰、成书于民国7年（1918）的《苏杂志》。文云：
李王村在长安城南。宣统庚戌（1910），有古墓陷，乡人入探，得石椁一具，墓志二方，泥人高五寸者数十，如刍灵之类。邑令培成收其骨，仍封其墓。检视墓志，乃唐卫尉卿扶阳开国公韦顼字厉已与其妻魏国夫人裴氏于开元六年（718）葬于斯土者也。文为泗州刺史苏晋所撰而不详书者姓名。韦子岁为驸马都尉，贵盛可知。惟其椁盖以魏龙骧将军泾州刺史孟显达之碑为之。碑字完好，与卫景武公碑意相类。亚以为盖，故多残缺……一朝墓陷，三石俱出，殊可宝贵。
与宋联奎《苏杂志》所述基本相同，号称“关中淹博士”的张扶万（1867～1943）在民国7年（1918）十一月六日的《在山草堂日记》中亦曾记道：“孟显达碑于宣统二年（1910）出土，在长安南李王村，已于唐时为卫尉卿韦顼墓盖。”无独有偶，民国8年（1919）六月二十三日，与“三碣同现”诸事有着直接关系的西安碑帖商段仲嘉（继谟）又将《孟显达碑》等物昔日出土的详细情况告于友人张扶万，张之《在山草堂日记》因再记道：“宣统辛亥（1911）夏秋间，（长安）城南二十里李王村，居人起土发见石椁一起，视之，有魏国夫人墓志在焉。”“椁上盖一石，则隋时孟显达碑。其两旁之石，已去二行，以符椁式。”
因宋联奎本人其后曾相继参与《续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及《续修陕西通志》等陕西文献的编纂工作，故而成书于1923年的《续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十二《金石考》以及成书于1935年的《续修陕西通志·金石志》等文献针对孟显达碑等物出土情况遂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但1951年《文物参考资料》所载《西北历史文物陈列馆概述·唐韦顼墓中的石椁人物画》一文却称：“一九〇九年，长安城南李王村，因雨冲陷一墓，经前清知县培绎如（成）往勘，发现墓志两方。一为唐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扶阳县开国公护军韦顼墓志；一为赠封魏国夫人裴氏墓志，均有盖。墓道上覆的石块中，有隋龙袭（骧）将军泾州刺史孟显达碑一块，已被琢成脊状，毁字两行。又墓之四周石椁共十块，其中九块均高一公尺二寸，宽六公寸，一块上段残缺八公寸，宽六公寸。每块四周，有参差卷云纹，中间雕刻宫装侍女或宦者，捧盘执笏……”而1990年出版的《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更独辟蹊径，宣称《孟显达碑》“清初年在西安城南韦曲里（李）王村发现”。
以上诸种记载，纷繁冗乱，但涉及长安（西安）城南李王村一墓出土《孟显达碑》及唐卫尉卿扶阳开国公韦顼并妻魏国夫人裴觉墓志、石椁诸物等主要事例时却基本雷同，互无滞碍，差别只在出土时间与发现原委。概括起来，出土时间计有1909、1910、1911、清初年四种说法；发现原委则有“古墓陷，乡人入探”、“居人起土发见”、“因雨冲陷一墓”三种说法。
欲廓清真实内幕，我们须借助西安敏古堂碑帖店经理赵敏生以及翰墨堂法帖局经理段仲嘉之子段绍嘉的一段回忆。据赵、段言，韦顼并夫人裴氏墓确为宣统二年（1910）夏秋间霖雨塌陷发现。至于1911年发现之说，应为1910年霖雨过后塌陷墓葬发现之第二年县令培成前来寻石、收骨、封墓诸事之误记。关于培成其人，《续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二《职官表》有“（清）宣统二年（庚戌年，即1910年），（咸宁县令）培成，满洲镶黄旗人，癸卯（1903）进士，三月到任，五月去任”之记载。由此可知，所谓1911、清初年两说实与真实内幕相去甚远，应即予以排除出局。
为选择另外两说之正确者，笔者曾在80年代末两赴长安县南里（李）王村进行实地调查，蒙该村老人热情指点，查勘了韦顼夫妇墓葬所在地段，见其适在今长安区韦曲镇以北塬坡上。据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所获得的钻探发掘资料，韦曲镇北塬直至今长安区郭杜镇一带，在有唐一代都曾是韦氏家族的祖茔范围，建国后于此陆续发现的韦氏墓葬至少有百余座之多。著名者除韦顼夫妇墓葬外，还有韦孝宽、韦慎名、韦本立、韦逸、韦讽等人。以此询及当年出土三种石刻诸事，该村老人一致回忆前辈老人所云，谓先是麦子收后天下霪雨古墓塌陷，为茹、王二姓村人挖土发现，遂好奇查看，除见有三种石刻外，还见到精美的壁画以及随葬陶俑数十件，惜已为人破毁，自此遂有石刻发现之说。至于咸宁县令前来寻石、收骨、封墓之事，实因石刻买卖双方因款项纠纷引起诉讼所致，事当在石刻发现后的第二年麦收之前。
我们将李王村村民所言之凿凿的回忆资料来比勘相关文献的记载，彼此之间在关键问题上是不谋而合的。因此，可以断定三种石刻之发现时间当在1910年夏秋之间。至于发现原委，实与霪雨过后古墓塌陷，乡人起土有关。而邑令培成前来寻石、收骨、封墓诸事，则应在1911年3至5月之间。
廓清“三碣同现”之时、地、内容等相关诸事后，有关韦顼夫妇死葬顺序以及三种石刻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椁盖借用前代名士墓碑诸事，则不能不辨析清楚。
查阅韦顼夫妇两方墓志拓本，知裴氏死于景龙三年（709）二月二十六日，旋被诏赠“魏国夫人”并于同年七月十九日葬于“万年县御宿川大韦曲”。韦顼则死于开元四年（716）四月十日，至开元六年（718）七月二十九日由其后人“奉公之神驾，合葬于魏国夫人之旧茔”。
需要提及的是，共享一座石椁的韦顼夫妇究竟哪一位是这块阴间领地的正朔之主？精美华贵的石椁雕造时间，又究竟步趋了韦顼夫妇哪一位死者入土安葬的历史时限？
众所周知，韦顼夫妇所生活的盛唐时代，一派人欲横流、纸醉金迷之奢华景象。就野心勃勃，不断欲问鼎宫闱的韦氏一族而言，虽曾一度“离天尺五”，权倾朝野，凡出宰相16人，宦者无数。“议者云自唐以来，氏族之盛，无于韦氏”。但就韦顼夫妇二人而言，裴氏其人之实际地位却终不能超越韦顼而独领至尊，况“大唐制，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户牖栏槛”。裴氏位卑，固不能享用石椁，“雕镂彩画，施户牖栏槛”。因此，葬埋裴氏时，使用精美石椁的可能性较小。但裴氏殁后，韦顼虽仅仅只是一个管理宫廷仓储的小小官吏，但他凭藉其子韦贵为驸马都尉之炙热气焰，却不断获得人生超限的功名利禄。他之葬事，势必极显隆重。这一点，从韦顼夫妇墓葬所出有“僭越”违制之嫌的精美的石椁以及泗州刺史亲撰墓志等微妙现象可作以说明。
不难看出，在韦顼葬时，其妻裴氏已死葬黄泉漫漫9年，尸身已腐，容颜不再。于此时此处安放精美华贵之线刻石椁来合葬韦顼夫妇，是十分合乎逻辑推理的。问题在于，身世显赫的韦顼夫妇既然敢于享用如此精美华贵的线刻石椁四围，却为何无力再雕凿同样精美的殿式椁盖，而偏偏要借用附近茔域的前代故人墓碑来草草封顶、简陋雕凿呢？
对于如此有悖于汉民族传统文化习惯以及封建礼制之反常举动，宋联奎在写作《苏杂志·三碣同现》一文时即曾发出“韦子为驸马都尉，贵盛可知。惟其椁盖以魏龙骧将军泾州刺史孟显达之碑为之”等有趣疑问。
不足的是，宋氏在唏嘘感慨之后，却未能正确援引历史文献予以认真考究，他之所谓“邑志谓宋代天圣中（1023～1031）诏营浮图，姜遵取汉唐碑之坚好者以代瓴甓。其后韩缜修灞桥工急，民又磨石碑已应。韦公之椁殆亦此类。然则唐时以石刻毁作他用者，已自不少，不待至宋时始然矣”等娓娓阔论，显有牵强附会之嫌，难以折服于人。
平心而论，最有可能接近于历史真相者，应与其后韦氏失势官诏发掘破坏有关。有关这一点，《旧唐书·外戚韦温传》已经作了明确的答复。其文故谓：“睿宗夷玄贞、洵墓，天宝九载（750），复诏发掘……”
诚如此，如笔者“官诏发掘破坏”的推测论断准确无误的话，那么，韦顼夫妇石椁顶盖很可能为某次官诏发掘破坏后韦氏家族仓促无奈的草葬所致。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释精美华贵的石椁四围与简陋草率的石椁顶盖之间的明显差异。
在古人看来，宣泄对已死政敌刻骨仇恨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掘墓剖棺，戮尸扬灰之举。此种示例，历史上曾屡见不鲜。细心查勘韦顼夫妇石椁现状，见其四围上部存在有明显破痕，其旁复有人为击打痕迹，对照1959年清理发掘韦墓时曾于第一天井上部发现人为破坏痕迹，则韦顼夫妇墓葬石椁缺陷痕迹绝非仅仅出自偶然，它似乎已经给予我们某种有益的昭示。值得思考的是，近年张岩、王建荣先生发表的《隋孟显达碑初探》一文虽曾以敏锐视觉注意到唐时人为破坏有关墓葬的历史现象，但其最终认为“孟碑在唐代被用作韦顼石椁盖的可能性不大，应是离隋之世更晚的唐代晚期”的结论却未免空旷纤弱，似乎还应有进一步商榷研究之必要。
（二）祸起萧墙
1910年夏秋之际韦顼夫妇墓葬出土石刻的消息传开后，西安古玩、碑帖商人闻讯纷纷前往李王村与发现者茹、王二姓议价。在众多的古玩、碑帖商人之中，尤以翰墨堂法帖局经理段仲嘉最为活跃。
关于段仲嘉亲赴李王村购买韦顼夫妇墓葬出土石刻诸事，民国8年（1919）六月二十三日的《在山草堂日记》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早八钟段仲嘉来访，翰墨堂帖肆主人也。谈裴染翰翻刻九成宫碑、皇甫君碑最有名。皇甫碑裱成售银十两，转售者有得价五六十金者，以为元、明拓本也。裴氏业衰，以石售于同州李姓，同治回乱，石毁于火。又有山阳傅氏翻刻虞恭公碑亦佳，今闻石亦毁。又云宣统辛亥夏秋间城南二十里李王村居人起土发见石椁一起，视之，有魏国夫人墓志在焉。石今存图书馆，椁上盖一石，则隋时孟显达碑。其两旁之石，已去二行，以符椁式。仲嘉闻之，亲往议价，出银二百七两购得之，旋以士人索钱未遂，言于咸宁县令培绎如，以石归陈列所，原价至今缺数十金不付。而石当时将买之，石匠琢为他用，幸得保全至今也。
除《在山草堂日记》之记载以外，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一书另有以下记载：
此石椁（等物）出土后，原想卖于古董商而盗运上海转卖洋人。后发现者两人发生了争执，告到长安县，乃以国家文物不许盗卖为理，没收归公，乃未作善后处理，即发生辛亥革命。
上述两条资料前者称“旋以士人索钱未遂，”而引起诉讼，后者则称因“盗运上海转卖洋人。后发现者两人发生了争执，告到长安县（应为咸宁县）”。彼此之间差异较大，其支离破碎的信息很难使人完整勾画当时导致轩然大波的真正原委。欣慰的是，这一缺陷在以下几位知情者的回忆中得到了有益的补充：
据民国时期曾长期担任陕西省教育厅督学的刘安国先生回忆，关于发生诉讼的原因与经过，依咸宁县令培成（绎如）事后与关中道尹毛昌杰（俊臣）所谈诸语，谓翰墨堂所出二百两银子只是议价，实付定金不过百两。原定全部石刻运至翰墨堂后，即付余金，但翰墨堂获取石刻后，却以欲将其售予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协议未定为虑，迟迟未能兑付原售物者余金，而致引起诉讼。
对于刘安国的回忆，段仲嘉之子段绍嘉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议价二百两银子已先付一半定金，双方约定先将《孟显达碑》与韦顼夫妇墓志运至西安，余十三块椁石待余金交付后再从事搬运。但售卖者得钱之后，却因分利不均引起争吵，其后竟双双奔赴翰墨堂前庭吵闹纠缠，一味声称此前售价过低，其意旨在强索钱财，却不言再运剩余之物。家父因不愿付冤枉之钱，遂与来人大动干戈。后售卖者受人挑唆，乃告状于县衙，诬陷翰墨堂曾将石刻售于洋人，遂致引起一场官司。其实始终并无与洋人议价之事，不过只是借口索钱而已。
与刘安国回忆基本相同，世居碑林府学巷、并与翰墨堂过从甚密的翁维谦先生宣称，引起官司的原委，盖因长安县农民数来西安索要余金不果，故一怒而告县衙。至于与洋人秘密议价之事，只是传说，并无实据。但清末以来，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日本的早崎梗吉氏（1874～956）、丹麦的何尔漠（Ho Im）等外籍人士确实都曾在翰墨堂购买过碑帖善本等物，与该店经理段仲嘉的关系也颇为熟稔，不敢随意否定翰墨堂与古董商以及洋人没有秘密议价之事。
我们对以上诸种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暂行排除具有明显矛盾的诸种因素，可大致勾画事情发展的基本轮廓，亦即购物原价当为207两白银，实际已先付一部分定金，后引起诉讼的原因确系售物者其后数次索钱不得所致。至于翰墨堂到底预付多少定金？售物者又因为何种缘故前来索钱？是否曾有与洋人议价售物之事？在缺乏可靠资料的前提下，倏忽之间我们似不能贸然做出结论。
值得玩味的是，刘安国声称咸宁县令培成在过堂审问时，确以售价未清且欲将石刻售于外人之罪而大肆训斥翰墨堂经理段仲嘉。除判决翰墨堂当堂画押交付已得碑石，原售物者应及时退还翰墨堂定金之外，还亲率随从多人，赶赴李王村查勘现场。忽而焚香祭奠，“收其骨，仍封其墓”，忽而又“舁三石于城中图书馆”，晓谕百姓以此为戒，尔后不得再有掘墓取物之事发生。但乡人诡秘，仅交付十二块椁石，另一块最精美者则隐匿于地窖之中……
我们慎重聚焦咸宁县令申斥翰墨堂欲将石刻售于外人之“罪”并对照王子云所谓“原想卖于古董商而盗运上海转卖洋人”一说以及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记载清光、宣之际，伯希和赴敦煌途中曾在西安碑林府学巷段氏翰墨堂中购得清代著名学者张澍（介侯）不少著作与未刊稿本，后皆携归法国，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中等不争事实，认为翰墨堂涉足欲将石刻售于古董商以及外人一案当事出有因，绝非仅仅只是空穴来风。
不管如何，在这场天外飞来的横祸中，付出最大代价者，仍是最先奔赴李王村议价购买三种石刻的翰墨堂。依据翰墨堂主人段仲嘉的耿耿话语，此事结果段家不仅未能得到一件石刻，而且还导致“原价至今缺数十金不付”，又白白遭受咸宁县令培成的申斥侮辱。至详细经过，熟稔内情的翁维谦、刘安国等人则一致认为，由于段仲嘉不服判决，当堂申辩，咸宁县令培成即恼羞成怒，立命衙役跟班乱棍齐上，将其打得遍体鳞伤，致使段家人不得不用板床将伤者抬回家中。满怀郁愤的段绍嘉据此回忆，由于这场令人辛酸的官司，父亲最终生了一场大病，而事过境迁余金一直不付，也导致翰墨堂差一点关门歇业。
（三）离散与聚合
前文所述1911年3、5月间，李王村村人状告翰墨堂一案完结后，三种石刻被全部充公，置于咸宁县衙附近湘子庙街的县学内。至于所欠翰墨堂余金，县令培成亦曾信誓旦旦地声明负责。但数月之后，培成去职，省城西安又接踵发生辛亥反正起义，局势大乱，所谓声明负责退还翰墨堂余金之诺言实际已成泡影。
鼎革之后，原置放韦顼夫妇墓葬石刻的县学更易为“长安劝学所”，旋又名为“陈列所”。因此民国7年（1918）十月初三日的《在山草堂日记》称：“孟显达碑于宣统二年（1910）出土，在长安南李王村，已于唐时亚为卫尉卿韦顼墓盖，韦墓志今在长安劝学所。”民国8年（1919）六月二十三日的《在山草堂日记》又称“石归陈列所”。民国7年（1918）成书的《苏杂志》则记述韦顼夫妇墓志在西安“城内湘子庙，椁亦存”。诸说虽纷纭杂乱，实际指一地而言。至1920年前后，长安劝学所旧地易为长安县教育局，但三种石刻仍未离开原地，只是石椁已为附近居民随意挪用铺作台阶并作为厕所围墙。故而成书于1923年的《续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金石考》在述及《孟显达碑》及韦顼夫妇墓志时一概记作“今存县教育局”。至于前述“舁三石于城中图书馆”一说，盖源自1935年成书的《陕西金石志》，时因裴氏墓志已单独运至陕西省图书馆，故有连带误记之举。
由于咸宁县令审问翰墨堂一案在1910年后曾沸沸扬扬传遍西安，加之《孟显达碑》清丽秀劲的楷隶书法十分惹人眼目，因此在1913年前后，始有碑帖商人前往劝学所拓印碑帖售卖，于是孟碑书艺遂洋溢人间。如《鲁迅日记》曾记其1915年12月31日下午在琉璃厂购《孟显达碑》拓本一事。1918年3月24日的毛昌杰《君子馆日记》更记：“早九钟兴出，经南院门，地摊上见孟显达碑拓片，字整饬而气味朴厚，远胜元太仆苏孝慈。往在湘子庙见此石亦甚平平，拓出而精神乃见。”
此吴昌绶丙辰（1916）题跋所称《孟显达碑》“前（1916）人金石书未之及也”之主要缘故也。
1934年2月，西安成立由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联合组就的陕西考古会，以张扶万任委员长。张上任后，应北平研究院徐炳昶（旭生）建议，大力开展全省范围内的碑石保护工作。受这种环境因素的影响，陇海铁路潼西段工程局第二总段段长李俨（乐知）先生于1938年4月12日入城公干，偶在湘子庙街发现韦顼夫妇墓葬石椁，十分欣喜，遂在13日致函张扶万，要求采取切实措施予以保护。函件称：
查西安有唐韦氏夫妇石椁画象（像）石，分存各处，甚望由考古会设法移入会中保存。查该石椁于清末在城南韦曲李王村出土，现村中闻尚有残石一部，其中十二块在湘子庙街竟存中学，韦公墓志在教育局，韦夫人墓志在图书馆。尚请察及是幸。
对于李俨信函中所说的韦氏夫妇墓葬石刻，张扶万并不感到陌生。受工作责任之驱使，张在4月14日回函李俨，称：“先生关心国故，可堪钦佩，即嘱李印唐往视。”但在李印唐奉命“往视”并积极筹划搬运诸石刻至考古会期间，日机却突然连续对西安城垣实施疯狂轰炸，一夕数惊之际，原定计划只好暂时搁置。
1941年5月6日，留法归来的王子云先生率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西安进行调查工作，不意在湘子庙街一座旧建筑门前台阶上发现8块古代刻石，同人当即用水洗去泥土，突见其上有精美华丽的细线刻宫装仕女人物画像，遂惊为奇宝，认为此系该团抵陕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后经当地住户热情指引，又复在周围两家居民门前及附近居民厕所围墙边发现4块类似石刻，总计有12块之多，可大致拼合成一具完整的石椁四围。鉴于考察团系流动性团体，不能妥善保管这组弥足珍贵的古代文物，王子云遂定以考察团名义致函西京筹备委员会以及陕西省民政厅、教育厅等相关单位，敦促他们立即采取切实措施，勿使国宝再致遭受流散损伤。
以上情事，西京筹委会委员长张继在5月23日向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回复的西文字第126号函件中曾有大致披露。函件宣称：“案准贵团五月七日术字第十四号公函，为嘱本会就可能范围内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之资料，随时参加调查收集，设法辟馆陈列，藉彰国有文化等由。准此，查西郊崇圣寺之六朝佛躯，本会已会同陕西省民、教两厅令饬长安县政府转饬该寺妥为保存；大湘子庙街旧教育局内之唐刻石椁等，已函长安县政府会同本会人员运至碑林保管。至以调查收集，辟馆陈列，并已分函陕西省政府及教育厅商办。”
由于日机对西安城垣的狂轰滥炸日趋猖獗，负责管理碑林的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已奉命将该处重要碑石全部埋藏、封护，因此，在轮番接到西京筹委会、陕西省教育厅以及长安县政府要求迁移湘子庙街唐代石椁等重要文物的公函后，该会颇感为难，乃回函称“已奉命将原有碑石尽行封护，所有工作遽而终止，实无力接收并尽心保护”。但在陕西省政府以及西京筹委会的严厉督促下，西安碑林仍不得不在该年5月28日前后派员将韦顼夫妇石椁11块刻石运回。
需要强调的是，1941年5月王子云等人发现韦顼夫妇石椁后，曾派西安著名碑拓专家李松茹大加椎拓，而后考察团团员卢善群又根据李之拓本以唐画法复原数幅，这些作品旋在陕西民众教育馆、重庆中央图书馆等地展出，获一致好评，由是该项石椁线刻图像的价值遂引起艺术文物界同人的重视，求取拓本的公函信札纷至沓来。1943年，寓居城固西北联大的著名金石学者易均室曾从宋联奎处获得拓本8张，曾题跋语称：“唐韦公墓画像整八张，余残石未拓，志已残损。（石）现存咸阳民众教育馆，民国三十一二年访出开拓。”跋中述及韦顼夫妇石椁发现后方始开拓之事，但却将其发现的时间以及保存的地点完全搞错，造成了不应发生的遗憾。
1944年6月20日，以原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为基础的陕西历史上第一座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博物馆宣告成立。为充实馆藏，该馆先后对孔庙、考古会、省立图书馆、西京筹委会等单位所存文物进行了迁移接收。在此环境下，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西安办事处（原教育局所在）党委陈建中于1946年7月9日致函陕西省教育厅，请将该处所藏《孟显达碑》及韦顼墓志移送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碑林）保存。7月13日，陕西省教育厅致函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请径与中统调查局西安办事处联系接收事宜。7月25日，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长曹仲谦致函中统调查局西安办事处，称：“贵处函开书院门公字一号所有孟显达碑及韦顼墓志两石，顷接陕西省教育厅本年七月十三日函着移由贵馆接管。请查照派员领取为荷……”因请该办事处予以协助，以便接收。在中统调查局西安办事处陈建中先生的积极协助下，《孟显达碑》及韦顼墓志终在1946年8月运至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保存。此后不久，原存于陕西省图书馆内的魏国夫人裴氏墓志也相继运至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需要强调的是，在成书于1933年的《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四十一《金石七》“孟显达碑”条下，有“此碑今最辗转于湘子庙书院，而终于移入碑林矣”一段记载。其与上述1946年8月孟显达碑及韦顼墓志终于进入西安碑林一说明显抵牾。究其原因，当有两种可能。一是在1933年前，曾有将《孟显达碑》迁移至碑林之议；二是《续修陕西通志稿》张冠李戴，记载有误。舍此两说，或恐再无别的选择。
不管怎样，绵亘近半个世纪的韦顼夫妇墓葬所出石刻颠沛离散历史终于宣告最后结束。曹仲谦先生为此曾感慨赋诗志贺。诗云：“一墓三种石，千年七祸福。待到重聚日，把酒祭皇都。”
诗中所谓“七祸福”者，翁维谦先生解释云：出土、封墓、移石、相聚者，谓之“四福”；毁碑、掘墓及发生诉讼者，则可谓之“三祸”，合而述之，因有“千年七祸福”之句。
咀嚼诗意，我们想到了因“石”而生的七个“祸福”，更想到了冥冥之中的天赐缘分。回望清内阁中书张裕钊光绪末年为翰墨堂精心题写的“结翰墨缘”牌匾，心中禁不住涌上淡淡的酸楚……
莫非，这“一墓三种石”的种种缘分，冥冥之中已经悄然设定？莫非，这“千年七祸福”的无限内蕴，全都早早凝结在这块厚厚的石匾之上，凝结在这隽秀俊美的“结翰墨缘”四大楷书字里……
需要补充的是，隐匿于李王村的那块最精美的线刻椁石，前西北历史博物馆茹士安等人曾于1952年9月专程至出土地访查，虽费劲周折，却始终未能访得。与此同时，当年曾跟随王子云一起调查发现12块线刻椁石的何正璜先生因此也在近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石刻线画、绘画编》中怅然记道：那些珍贵的线刻椁石，其中一幅最精美完整者，“今虽经多方寻找，但无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