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督军署内，书圣颜真卿刻意留迹的稀世唐碑怦然发现，它震惊了古都长安，也震惊了中国书坛。
一位将军凭借他的权利、威严，巧妙利用这通稀世唐碑再造了一个“碑林”，旋即引来无数文人学者、达官显贵的崇敬与赞美。
所有人都忘却了一个判断：700年前将唐代长安稀世唐碑移运至宋代长安的镇守官员与700年后将督军署稀世唐碑再移运至省府大院的省主席之间，到底有哪些根本的区别与不同？
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由盛唐书法巨匠颜真卿所开山独创的“颜体”源流，上溯“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下至柳（柳公权）、杨（杨凝式）、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以及赵孟、祝允明、文徵明诸大家并直至明代的董其昌，以其刚劲挺拔、雄浑凝重的绰约风姿，曾经风靡影响了自唐以后几近千余年的中国书坛。欧阳修《集古录》评赞颜书：“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苏东坡则谓：“诗至子美（杜甫），书至鲁公（颜真卿），足叹观止！”马宗霍辑录之《书林藻鉴》更切中要害，感叹：“唐初脱胎晋为息，终属寄人篱下，未能自力。逮颜鲁公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于是卓然成为唐代之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甚至直抒胸臆，称：“初唐的欧、虞、褚、薛只是二王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
翻阅今人所统计的最新资料，可知现存于世的颜书作品，至少应在200余种以上；游历古风盎然的西安碑林，所见颜真卿撰书的丰碑大碣，赫然就有七通（《多宝塔碑》、《臧怀恪碑》、《郭家庙碑》、《争坐位帖》、《颜勤礼碑》、《马残碑》、《颜氏家庙碑》）之多。
如果说颜真卿早年书法代表《多宝塔碑》虽极致秀丽，却不免浸染些许僵直刻板之世俗媚态；堪称颜真卿晚年书法经典的《颜家庙碑》虽沉雄遒劲，气韵醇厚，却多少挟带某种古拙凝固风姿的话，那么，镌刻于大历十四年（779）的《颜勤礼碑》书艺则疏朗开阔，刚柔兼济，既有早年剑拔弩张、气吞山河之势，又具晚年凝重含蓄、苍劲朴厚之貌。其不仅书艺高峻，风格凛然，且流传坎坷，出土奇特。一桩一件，催人迷离，撼人心魄。
因此，在综合各种因素纵深探索颜碑背后所发生之曲折动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故不能率意轻弃辗转迁徙，赫然生造一个“小碑林”，轰动书坛而领衔伟功之《颜勤礼碑》。
（一）《颜勤礼碑》湮没与复现
《颜勤礼碑》现存于碑林第三室东侧，全称《唐故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君神道碑》，为大历十四年（779）颜真卿贬谪吉州司马时所书，记颜氏家族世系并曾祖颜勤礼生平、职官以及其兄颜杲卿等人于安史之乱时抗击叛军、以身殉国诸事。螭首，方座，高286厘米，宽92厘米，原四面当皆有文字，因其一侧面文字在宋以后曾被庸人率意磨损，故仅存阴、阳两面及另一侧面文字，俱颜真卿书、撰。其中阳面文19行，阴面文20行，每行皆38字；另一侧面存文5行，行37字。
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唐代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墓在长安县南二十里。按唐代盛行聚族而葬，况颜勤礼为颜师古弟，若无特殊原因，颜勤礼墓亦当在彼处。查长安县南二十里唐时为万年县宁安乡凤栖原地望，民国以来，此地曾陆续发现不少唐代墓葬，死者品秩皆在中级以上，与颜氏家族所葬死者之身份地位基本吻合。依据《长安志》所载以及唐人同姓合葬，凡立碑者其位又俱在封土以南的惯例，则宋代以前《颜勤礼碑》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立置概况大抵可略窥一斑。
五代后梁时，出镇长安的刘寻（856～920）曾将大批碑石迁徙至唐尚书省旧地之西隅，其中著名者有唐开成石经及《颜勤礼碑》等。及宋哲宗元二年（1087）、崇宁二年间（1103）唐开成石经一迁“府城之坤维”（宋时府学），再迁“府城之东南隅”，惟《颜勤礼碑》等其他碑石却始终滞留原地，成为元年间（1086～1094）镇守长安的某官吏装点官署园圃亭榭的最佳材料。翻开北宋赵明诚之《金石录》一书，有关这一问题的症结曾有较为详尽的剖析。我们根据后来人们在西安鼓楼以东、钟楼以北陆续发现《颜勤礼碑》、《郭家庙碑》、《马残碑》及柳诚悬所书《魏公先庙碑》等碑石现象分析，可知《金石录》所载基本属实，并非虚妄之词。
有关《颜勤礼碑》移置长安官署后被利用情况，历史文献未见记载。但观察碑侧宋以后人（明人？）錾刻“忽惊列岫哓来逼，朔雪洗尽烟岚昏”诗句等现象，推测颜碑在元年间应竖立在长安官署园圃亭榭内某处，故有文人骚客乘兴抒情、狗尾续貂之举。
除《金石录》以外，至晚在上一世纪20年代之前，文献典籍不见有关《颜勤礼碑》之记载。此种现象，曾使后来的很多文人学者为之搔首疑惑。关中前贤宋伯鲁在1923年写就的颜勤礼碑跋语中不无困惑地称道：“此碑久无知者，仅见于六一题跋，意赵宋时尚盛行于世，元明以后陵迁谷贸，此碑埋没城中垂千年，后之金石家不特未尝寓目，并其名亦鲜知者。”除此以外，毛昌杰在1923年写就的颜勤礼碑跋语中也宣称：“‘金石录云元间有守长安者后圃建亭榭，辇取境内古石刻为基址，此碑几毁而存。’是此碑移制置城内在宋哲宗时，也不知何时殁于土中。”
关于《颜勤礼碑》之重新出土内幕，以往典籍文献多语焉不详。欲廓清源流，须先了解《颜勤礼碑》之出土环境。查现今西安鼓楼以东及东北一带，唐时曾为尚书省衙署以及于志宁、郭子仪等达官显宦宅地，金、元、明时为行中书省衙署，清代则为陕西布政使衙门之所在，从1914年起开始辟为陕西省长公署。
1922年10月，新任陕西省长刘镇华（字雪亚）为开辟省府操场，曾命卫队营长何孟庚（客星）负责施工。某日工人在拆除旧督署房舍整修地基时，忽然于地下数米深处掘出古碑一通，字画盎然，因招致多人围观，论者皆以为千年古物出土，必为稀世珍宝，可得大宗赏钱。时监工工头谋独占古物出土之功，立即呵斥驱散围观工人并急忙向何孟庚报告。何嗜好金石，闻讯后不胜惊诧。经其携带幕僚详细勘察，确认系湮没千余年的《颜勤礼碑》，即将此事报告于刘镇华。刘镇华得讯后，曾率幕僚至出土地徘徊观察，并命工人在碑之出土地周围继续挖掘，以探究是否还有其他宝物？但因当时何孟庚驱使工人，并不按时兑付工钱，主持工头又见刘镇华只重视古物，却毫无嘉奖之意，深恐做工愈多，赔本愈大，故密令民工填塞坑穴，诡称已无古物可掘，导致坑下所埋藏的宋刻唐兴庆、大明宫图刻石以及文与可竹刻图石刻等珍贵文物未能及时清理，遂为1934年2月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考古会在此继续发掘埋下伏笔。
以上情事，1934年陕西考古会委员长张扶万及北平研究院之何士骥、张嘉懿等人曾从不同角度撰文评介，1941年，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又曾专门采访当年在“坑缘”椎拓《颜勤礼碑》的宝经堂碑帖店经理夏子欣。至内中详情，该团秘书何正璜女士2月10日日记故记：
西京筹委会派一夏姓老者来，此人为会中调查员，熟习各处地理古藏等，颇健谈。所谈纵横百千里，上下百千年，但因无纲领，故我不能全录，仅就记忆中所及者援记于下：陕省前巡抚衙中在刘镇华时代因造屋掘得一古碑，献于刘，刘无赏而弃。后虽工人再云地下尚有碑头等物，而工头愤不发，且反以土掩。之后其语传于人，好事者乃请于官而复掘之，得兴庆宫、大明宫内苑详图，廊桠亭榭历历可见，遂迁陈于考古会中。此后夏君又于一人家阶台上发见唐太极宫详图，因又费力交涉，亦运往考古会保存。一时传为佳谈，即在北京人士亦闻风而至各古董肆中搜寻，结果竟在一家觅得方石十八块，绘唐代各宫之全图，一时艺林为之沸然。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宋时镇守长安官署之某官吏对前代金石是极为重视的，至于《颜勤礼碑》的倾倒湮没，当在北宋灭亡之后的某一动乱年代。但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却称此碑于元年间遗失，不知出典何处？至于《增补校碑随笔》与《金石录》两者所记，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除以上记载外，有关《颜勤礼碑》发现的大致经过，时任陕西通志局总纂兼省政府顾问的宋伯鲁在1923年春应何孟庚请求所题写的跋语（后何孟庚将颜勤礼碑题跋刻于碑之一侧）中也有部分记述。文云：
右唐夔州都督府长史颜勤礼碑，曾孙鲁郡公真卿撰、书。
民国十年（1921）壬戌十月之初，何客星营长获之于长安旧藩廨库堂后土中，石已中断，上下皆完好无缺。案此碑久无知者，仅见于六一题跋，意赵宋时尚盛行于世，元明以后陵迁谷贸，此碑埋没城中垂千年，后之金石家不特未尝寓目，并其名亦鲜知者。此碑立于大历十四年，时公年七十五，家庙碑立于建中元年，仅隔一岁。二石皆在长安，而一隐一现，岂亦有数存乎其间耶？欧公尝云，颜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庄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愈可爱。山谷亦云鲁公书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宜为后代所宝器。客星酷嗜金石，得此喜而不寐，拓以见示，属识颠末其旁，以见神物之出非偶然也。客星河南宜阳人，名梦庚。今官省长署卫队营长。
与宋伯鲁题跋时间大体相当，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主任的毛昌杰亦有题跋记述《颜勤礼碑》发现诸事：
右唐颜勤礼神道碑，鲁公撰并正书。欧、赵均著录。勤礼惟贞之祖，鲁公曾祖也。据宋敏求《长安志》云：“颜师古墓在长安县南二十里，勤礼为师古弟，墓亦尝在彼处。”《金石录》云：“元右间有守长安者后圃建亭榭，辇取境内古石刻为基址，此碑几毁而存。”是此碑移置城内在宋哲宗时，也不知何时殁于土中。去冬复见于省长公署。按省署即布政使署，宋时守臣盖亦宅。此碑中所记颜氏世系与家庙碑同而加详，书法神采焕发，则远甚焉。盖庙碑椎拓多属经。此碑转以沉埋得葆其贞也。碑四面刻字口，惟石右侧铭文磨泐，余均完好。
以上两种跋语，均未记述颜勤礼碑之具体出土时间，这一缺陷，幸毛昌杰1922年12月21日亦即旧历十一月四日（星期四）《君子馆日记》中曾予以弥补。文记：
省长修操场，掘出鲁公书其曾祖颜勤礼神道碑。此碑欧、赵均有跋，惟后代金石书皆不著录。不知何时埋没。今时复出，甚可宝也。铭词已泐，金石录时已然。
按毛昌杰当时的身份地位，其当为颜勤礼神道碑重新出土的重要知情人。而《君子馆日记》所述“十一月四日”时限与宋伯鲁跋中“壬戌十月之初”所谓大体相当，惟正巧只差一月，推想当年身任省府秘书主任的毛昌杰日记当不致有误，或者可能系宋伯鲁误记。
（二）“坑缘本”、“初拓本”、“近拓本”以及流传《颜勤礼碑》出土后，何孟庚受刘镇华之命，曾命工将碑抬至出土地坑口边缘，召西安府学巷翰墨堂、宝经堂等多家碑帖店工匠大肆椎拓，所得拓本当时称之曰“坑缘本”。
关于“坑缘本”之内涵。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称：“重出土时碑已中断，每行缺一、二字。”又“重出土初拓本末行‘长老之口故’之‘故’字正当断道而不损笔画，未几即损”。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也曾以阴末两行“故”字断处有断线纹，但不伤笔画为验。但未言导致“故”字断处有断线纹之原因。实际据西安碑帖行老人赵敏生、姚万安等人回忆，“故”字断处断线纹当为出土时工人抬碑至坑缘时不慎催折有关。
由于“坑缘本”拓本数量不多，故极显珍贵。赵敏生回忆最多不过数十份而已。推想只限当时出任陕西省长一职的刘镇华以及负责省长公署基建工程的何孟庚与应邀为《颜勤礼碑》出土一事撰写跋语的宋伯鲁、毛昌杰等少数重要人物所有。
大约《颜勤礼碑》在“坑缘”椎拓的时间并不很长，后因基建工程关系乃搬迁至省长公署内空院竖立，由此开始为工匠椎拓者，则又称之为“初拓本”。
关于“坑缘本”与“初拓本”之界分，迄今为止尚显含糊，西安碑帖商甚至将“坑缘本”与“初拓本”混为一谈，通称“初拓本”。
依据赵敏生所言，一般来说，从时间而论，大致1926年以前均可视为“初拓本”，1926年以后则一概称为“近拓本”。从内容判断，大致“坑缘本”与“初拓本”均以末行“长老之口故”之“故”字正当断道而不损笔画为验，其后拓本则又以“故”字基本完好与下陷、模糊、断线增宽、损断、损断处以水泥胶合、子口光滑以及“碑”字并四行“君”字、末行“待”字漫漶等迹象来判断其早晚时间。
除此以外，另有重刻之本，向以子口光滑、气韵欠佳、不见石花等迹象为验。
再者，“坑缘本”与“初拓本”还率多摒弃宋代以后庸人所为“忽惊列岫哓来逼，朔雪洗尽烟岚昏”题诗，为一明显标记。梁启超乙丑（1925）正月题跋故称：“（颜勤礼）碑以民国十一年（1922）出土，今在西安节署，此本为刘雪亚督军镇华所寄赠，实出土初拓也。其铭辞为明代一妄人去，易以恶诗，故不拓焉。”
不管是“坑缘本”、“初拓本”以及“近拓本”，从1922年开始都曾受到世人的青睐。1923年前后，陕省士人常以《颜勤礼碑》拓本作为重要礼物馈赠亲友，而海内学者以及来陕探亲、游览以及公干的外省人士，也均想方设法，以能得到一纸《颜勤礼碑》拓本为幸事。1928年2月20日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故记：“收贾子钦信托买颜勤礼（碑）、家庙（碑）、玄秘各帖。”查阅1923至1932年毛昌杰先生的几则之《君子馆日记》，有关授受《颜勤礼碑》拓本之记载则更多：
民国十二年（1923）五月七日即旧历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晚写冯（玉祥）检阅使函，致岳持斋。（霍）竹汀来谈，送拓颜碑一分。”
民国十二年（1923）十一月二十一日即旧历十月十四日，星期三。
“早十二钟到署，昨晚为润芳书字六幅，今日赠之颜勤礼碑初出土，即承润芳赠精拓本一分，余曾据作跋尾一篇，因即书为屏条报之。”
民国十五年（1926）三月十日即旧历正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三钟（刘）定五约谈，为改贺冯宣抚直豫陕三省之喜。内阁改组，贾德耀为总理兼陆长，（段）绍岩代长安知事，复请培绎如来任秘书，余赠颜碑精拓一份，今日交之。”
民国十六年（1927）七月二日即旧历六月初四日，星期六。
“……早五时醒，少时复睡。一钟乘人力车答拜赵友琴未见，赠颜勤礼碑一份，存逸考一部，为留下。”
民国二十一年（1932）五月十二日即旧历四月十七日，星期。
“早（刘）楚材来，告后日全家东行……赠我玄洋神品笔一枝，上海徐葆三选制者，甚佳。余赠以初拓颜勤礼碑一部，尚有初拓司马景和墓志，拟赠之，未寻得，只好续寄。”
除过陕籍人士个人之间的馈赠以外，民国时期《颜勤礼碑》拓本还屡屡作为政府行为之绝佳礼品来沟通人际之间的交往。
1923年，刘镇华同乡傅铜出掌西北大学校长。为推进陕西教育，傅铜曾建议刘镇华邀请名流学者来陕讲学，得到刘的赞同。当年7月，陈大齐、朱希祖、王星拱、徐旭生以及美国学者柯乐文等人因得结队入陕，据有关资料显示，讲学结束时，所有同人都曾得到陕省政府所特意馈赠的《颜勤礼碑》拓本一份。
1924年7月，傅铜再依1923年旧例，邀请鲁迅先生与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桐令、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定谋、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黼、东南大学教授刘文海、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陈钟凡以及晨报记者孙伏园、京报记者王小隐等人来陕讲学并采访时事。期间刘镇华除请客吃饭、游玩看戏外，仍将《颜勤礼碑》拓本作为陕西名贵特产来馈赠客人。当年8月3日之《鲁迅日记》故记：“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至夜又送来颜勤礼碑拓本十份，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葡萄）、蒺藜、花生各二合。”可以想见，其他同来的学者一定受到与鲁迅先生一样的馈赠。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在获得刘镇华馈赠的《颜勤礼碑》拓本后，曾将其视为绝佳礼品，回京后除自留两份外，另分赠予李慎斋、季市、徐思贻、徐吉轩、齐寿山、戴螺诸友人。事见1924年9月《鲁迅日记》之记载。
刘镇华以《颜勤礼碑》拓本作为礼物大肆馈赠中外来宾的微妙做法，为以后各届陕西省政府大员所争相效仿，导致《颜勤礼碑》拓本需要量大大增加，因此迫使陕西省府不得不设立专员予以协调管理。大凡各碑帖店铺需要拓本，一般须经省府秘书处批准同意，方能进入省长公署施墨椎拓。为多得拓本，各碑帖店都使足力气寻找门路。1924年前后，翰墨堂、宝经堂等碑帖店以财力雄厚，曾长期控制椎拓《颜勤礼碑》之权利。1932年杨虎城主陕时，安善堂碑帖店经过与十七路军参谋长杨某疏通关系，一度又替代翰墨堂、宝经堂等碑帖店而控制椎拓《颜勤礼碑》之权利，所得拓本动辄数百余份，每份售价高至六角、一元，使该店一跃成为西安碑帖行业中的佼佼者。
（三）《颜勤礼碑》与“小碑林”之创设1927年10月，宋哲元出任陕西省主席，着将省长公署迁至新城以内，而将原来的省长公署改为民政厅驻地。某日宋至民政厅视察，见其内巍然耸立之《颜勤礼碑》，因询问僚属来历并突发奇想，谋将《颜勤礼碑》运至新城，兴办小碑林以与先贤俊杰争雄齐名。
宋哲元将迁徙《颜勤礼碑》，兴办小碑林的计划呈送于冯玉祥，得到冯的赞赏。在冯的支持下，宋即命财政厅划拨专款，先于1928年三、四月间将《颜勤礼碑》移至新城大楼北东侧古陨石旁竖立。接着又在新城大楼北小土山南大兴土木，兴建东西廊坊以及碑亭、廊庑等附属建筑。然后又行文各县，陆续从兴平、华阴、蒲城、富平等县迁来《汉武都太守碑》、《唐述圣颂碑》、《唐惠坚禅师碑》、《黄庭坚诗书》、《锄经堂法帖》、《美原神泉碑》、《豳歌碑》、《关帝诗竹》、《平安富贵图》、《心相编》、《白衣大师像》等38通（方）石刻。大者成排立置，围以栅栏；小者则镶嵌于廊坊墙壁之上，车辐凑集，碑碣林立，俨然成为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
事成之后，《新秦日报》、《小言报》、《中山日报》等新闻媒介以及诸多金石文献都曾进行报道与评介，极言宋哲元追念前贤，维护胜迹之伟功。其中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卷二如是记道：
戊辰（1928）岁，乐陵宋明轩上将（哲元）主陕西省，檄下属县，取著名刻石暨新出者若干种，于省中辟小碑林以藏之。其要目为汉武都太守残题名碑阴、北周华岳颂、唐韩赏告华岳文、夔州都督府长史颜勤礼碑、宋胜果寺三门楼残碑等。颜勤礼碑为鲁公书、撰，欧、赵著录，久不知所在。壬戌十月，省卫队营长宜阳何家星梦庚，获之于长安旧藩廨库堂后土中，遂重传于世。宋胜果寺三门楼残碑，戊辰（1928）十二月，长安新城西门外凿井所得。……宋公亟取置小碑林。又云：“柯昌泗昔游（宋哲元）幕下，蒙以小碑林全拓本见赠。今宋公捐馆蜀中，展卷泫然，名将好古高致，世所未悉。兹并表而出之。”
关于小碑林的基本位置与大致概况，傅增湘《秦游日录》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九日（旧历）日记另记：
五时许，回城中，旋赴新城大楼公宴，杨主席虎臣以病未与，参谋长王君一山代之。同坐皆本省官吏及通志局绅耆，凡三十余人。酒罢，观小碑林，在大楼后，萃集城中官署石刻及近郊出土之碑，咸森列于广堂。其中颜勤礼碑、汉残碑为最。
为使自己兴建小碑林之举能传之于不朽，从1928年4月至1929年3月，宋伯鲁、宋联奎、毛昌杰三人相继在宋哲元的授意下撰写《陕西小碑林记》、《小碑林》、《陕西小碑林记》碑文各一篇，极尽溢美之能事。其后又分别由长安名刻字匠王尚玺、孙应基奏刀，立置于小碑林之内（宋联奎、毛昌杰碑文均写于1929年3月，曾合置刻于一碑前、后）。其中宋联奎之《陕西小碑林记》称：
关中碑版之富甲天下，隋唐以后陵谷之变，土木之灾，姜遵、韩慎者流尘苴蔽屣之者不知凡几矣。碑林始自宋之龙图，吕公修复，于中丞毕公遂为石墨钜观，近百余年原野贞珉出土益多，主席乐陵宋公惜之，于是遐收博采，得若干石，即新城廊庑排比庋藏，颜之曰小碑林。入其门峨冠而笏立，使人肃然起敬者则颜氏勤礼碑也。
毛昌杰《小碑林》又称：
中华人民建国之十有六年（1927）十月，乐陵宋公来主陕政，年政通人和，治具毕张，以金石文字关于文化者至钜，故极力搜牢护惜之。去年既迁省廨于新城，爰移旧廨颜勤礼碑及近代名人书画诸刻悉置新廨中。今巡行东西两路，复由兴平、华阴诸县辇归古刻多种，建筑廊庑，周以栏，覆翼之丰碑大与宋联奎、毛昌杰相比，宋伯鲁既有较高之声望资历，且又以宋姓与宋哲元联宗而独显亲近，因此他的赞文幅度最长，褒奖色彩也更为浓郁。
文中宣称：
陕西为汉唐古都，碑版流传，好古之士视若球图，而开成石经尤为昆耀古今。自宋吕龙图移置府学后，远近传抄无虚日，汉石经既不可见此，遂为绝后空前之宝物。其后经好古者之嵬罗与夫，时时出土者日益多。清陕抚毕秋帆尚书就石经所在，拓其地为碑林，凡三辅著名剧迹，靡不入焉。空斋昼静，登登之声不绝，诚盛事矣。丁卯冬，吾宗明轩主席以文武之功来治于陕，军书之遐，汲汲以征文考献为生务，亦既开局修书矣。复念秦中石墨自秋帆尚书后百八十年中，未闻有继之者。虽唐代碑碣日出不穷，无以聚之，不免为有力者所夺，而况丰碑断碣出于道旁地下，为尚书所不及见。如颜勤礼等碑，又焉可弃而不收哉！此主席创小碑林意也。其间凡收碑版若干枚，建廊庑若干间，补前事之未竟，蔚新城之大观，其有功于陕西文献也钜矣。因本主席所欲言者而为之记，且使秋帆尚书不得专美于前云。
受宋哲元影响，陕西省府各大要员亦均以收罗《颜勤礼碑》拓本及相关古物并拜请名流赋诗题跋为快事。如宋伯鲁《海棠仙馆文集》卷七即录其曾为省府参谋长张价人所撰跋文一则。文云：“此碑现由主席（宋哲元）收入置小碑林，此后可免林炙火燎，永与开成石经并传不朽矣。价人先生拓以见示，聊书数语其后至碑颠末，已详前跋，兹不复赘。”宋氏跋中虽未疏忽一意褒奖宋哲元保护三秦古物之伟功，但较之于《陕西新城小碑林》题跋，则语词明显猥琐简陋。
显而易见，宋氏似乎已为烦冗庞杂的求跋琐事所累，窃自不愿多费笔墨，“兹不复赘”了！
应当看到，《颜勤礼碑》自1927年10月后移入新城小碑林，20年间确为宋哲元本人增色不少，但盛名之下，却没有人敢轻易改动宋哲元当年所作的精心排布，直至40年代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成立，有关部门方始复有再迁之议。1947年，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受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之命，曾由馆长曹仲谦委派职员陆槐亭负责迁移，陆槐亭经再三协商，因在该年7月20日函报曹仲谦，敦请“省政府开送小碑林石大小共三十八方，妥为安置，查石数与册列相符”。但不知为何，迁移工作一直延续到1948年6月28日。当日陕西省政府致送陕西教育厅第5223号公函故称：“教育厅高（文源）厅长，查新城小碑林石已全部拆卸交本省历史博物馆。特抄发碑目一份，通知查照转饬该馆分别妥为装置为妥。附送新城小碑林碑目一份。”
依据陆槐亭的本意，原拟函报馆长曹仲谦，希望在保存于右任鸳鸯七志斋藏石的第八室前面划地安置“小碑林”石刻，并绘制简单平面图以作说明，图将祝绍周发起移运“小碑林”石刻举动与“前贤”宋哲元创设小碑林功绩相媲美。图中特意将《颜勤礼碑》排列于首要的中心位置，而以其他的“小碑林”石刻环列外侧，以成众星拱月之势。对于陆槐亭的精心设置，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长曹仲谦似乎十分赞赏，为此他曾专门做出预算报告，报请陕西省政府暨教育厅拨款实施。不意荏苒之间，祝氏卸任，陕北战事又一触即发，仓促混乱之中，所谓重建“小碑林”以安置《颜勤礼碑》等三十八方“小碑林”石刻的详细计划随之人为废弃，成为毫无意义的一纸空文。
很难想象，发端于遥远欧洲的“大秦景教”，竟然在大唐帝国的疆土上繁衍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