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答案是什么，迪伊和凯利有能力制造金子的传闻不胫而走，欧洲的许多贵族世家纷纷邀请他们去那里的宫廷工作。迪伊向皇室请了假，和凯利一起，带上各自的家庭，前往欧洲旅居。
最有赚头的一次邀请来自一位名叫拉斯基（Laski）的波兰贵族。迪伊和凯利对他作出的保证是，从天使得到的信息预言，他不久将从他们的炼金术获益，于是，拉斯基以豪华的住所和装备良好的实验室迎接他们到达波兰。不必说，每当拉斯基询问他们实验的进展时，他们总是说已接近完工，但成功总是遥遥无期。当然，天使和精灵总是不断降临、作出承诺，并且提供预言。与此同时，尽管凯利在占卜时越来越大胆冒失，但迪伊还是如实记载在笔记本上。随着更多精心策划的天使和精灵“名流”不断造访，迪伊发现自己在科学研究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时间却用于陪伴凯利与精灵对话。
最后，随着岁月流逝，拉斯基开始明白，尽管精灵作了承诺，但他还是失去了一大笔钱，却没有制造出钱来。资助迪伊和凯利的实验显然成为一笔主要开支。不久迪伊和凯利的资助被中止，他们不仅失去了资助，而且找不到任何经费来源。自负的迪伊，这位受伊丽莎白女王信任的科学顾问和占星术家，发现自己到头来只好与凯利为伍，两家人在欧洲各大城市游荡，充当算命先生、占星术士和炼金术士（要看有没有适当的资助人），承诺把金属转变成金子。当然，他们从来没有成功地做出多次承诺的金子，尽管凯利狡猾地向上门的顾客解释说，他们已经掌握了秘密知识，可以达到这一目标。
迪伊和凯利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开始紧张，在迪伊看来，凯利得到了太多特权，总是在顾客面前吹嘘自己，好像他在智力与身份上已与迪伊平起平坐。与此同时，在凯利看来，迪伊已经成为和自己一样的另一个江湖小贩。
由于旅行的劳累，对顾客的屡屡失信，与精灵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复杂，再加上凯利那不断膨胀的虚荣心，迪伊终于病倒了，他决定返回英国自己的家里。他甩下凯利一家，和妻子回到故乡。由于在伦敦受到伊丽莎白的热情款待，他的健康有过短暂恢复，但是当他返回蒙梯湖的老家时，发现家中被洗劫一空，迪伊在欧洲施行巫术的传闻鼓动了一群暴徒，他们破坏或者偷窃了迪伊许多有价值的财产，其中包括他喜爱的藏书。
尽管女王在伦敦热情地接待了迪伊，但在迪伊离开期间她已经另有亲信。不过他们依旧保持友好关系，当伊丽莎自得知迪伊经济状况窘迫时，她好意地给他安排各种小小的差事和薪金，但是他们的关系已今非昔比。
迪伊依然单枪匹马地继续自己的研究，直到他一生的最后日子，还在寻找他那梦寐以求的能解开宇宙秘密的魔钥。他在1608年死于蒙梯湖，死时几乎一无所有。
在迪伊夫妇离开后，凯利继续在欧洲漫游，寻找类似的资助人，并且声称他已经发现了真正的哲人石，可以把金属转变为金子。在生意萧条时，他以普通的算命法和其他简单的骗人手段谋生。凯利的末日也快到了。他被当做巫士和异教徒在布拉格逮捕，释放后又在德国被捕。有关他的最终命运众说纷纭，最可信的说法是他死于德国南部的一次越狱企图中，并没有天使来帮他。
在今天看来，迪伊的故事无疑是一场悲剧，它清楚地表明，一个聪明而好问的头脑，由于雄心而误入歧途，因为缺乏耐心而陷入神秘主义及其自命不凡的泥潭。这是一个因轻信而受骗的故事——愿意相信诱人的神话，以为权力和财富可以从炼金术以及与“精灵”的对话得到。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既然他具有如此敏锐和务实的头脑，在他的同胞看来这些都、是令人惊异的才能，那么，简单的骗局和花招又怎会使他完全上当？或者他是被某种奇怪的扭曲心理所驱使，以至沦落为骗局的合谋者，一个骗人的魔法师，自动放弃对真理的追求，甘愿以骗术了此一生？不管是哪种情况，既然他曾一度献身于追求数学和科学的真理，他的故事都确实是一个悲剧。
信仰交错的年代
在那个神秘主义与炼金术，科学和数学纠缠交错的年代里，迪伊的悲剧并不是个别事例，他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保持平衡的行为正是当时大多数科学家经历的写照。总的说来，17世纪正是一场缓慢转变的开始，这场转变甚至延续到了今天。从古代和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迷信、神秘主义、炼金术、占星术和命理学，它们在整个16世纪强大无比，到了17世纪依然不可小觑。这些从过去传来的伪科学回声与其科学对手：理性、客观性、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和数学之间展开了一场竞争。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看到，在21世纪的大众史化中经常存在古代和中世纪传统的残余——其中包括所谓的“新世纪”信念，相信天使、招魂术（crystal power）以及“另类医学”中种种毫无根据的强迫活动。
17世纪，迷信充斥于文化中，当人们看到天空中出现彗星时，就相信这是一场灾难将要来临的预兆。传统教导说，这类说法是真的，而经验似乎又肯定了它：在彗星出现后，往往（在某个时候）有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这种普遍信念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可能是公元前约1059年）的中国，甲骨卜辞记录了彗星的出现，正好在这个时候，两个首领之间爆发了战争。国王雇用占星术士来预测吉凶。他们和公众都相信彗星的出现是一种警告或信号，预示可怕的悲剧正在酝酿。在更近的历史里，罗马皇帝尼禄（Nero ClaudiusDrusus Germanicus，37—68）处死了政府中的几个成员，因为他相信一颗匆匆流逝的彗星预告了即将来临的叛逆活动。在法国北部的小村庄贝叶（Bayeux），悬挂着一幅花毯，用来纪念1066年黑斯廷斯战争中英国被诺曼底人征服。画面上的一角出现了彗星，带来了厄运的信息。诸如此类的事例大量存在。17世纪末，哈雷认识到彗星是在轨道上运行，并且遵循牛顿证明过的控制夜空中其他天体的同一引力定律。但是迷信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消失。（但是这又能怪谁呢，既然要到1758年这颗彗星回归，才能证明哈雷的预言是对的，尽管这时哈雷已经去世。）
为什么盖伦错误的观念会流行如此之长的时间，致使医生和生理学家不能认识人体如何运作的重要事实呢？有多少病人由于医生不知道血液的流动、心脏的搏动和肺的功能而无谓地死亡？历史学家猜测，盖伦流行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理论令人感到安慰，它为人所熟知并且与当时流行的信念系统相吻合。它以种种神秘主义的暗示来支配“精灵”；和神学思想有密切联系，并且还有令人满意的内在协调性。一般说来，生理学的机械观——包括任何生物体，人、植物或动物——都让17世纪的人们感到不自在。某些科学家，例如格鲁（Nehemiah Grew，1641—1712），信奉宇宙就像是一个钟表的观念，并想象它的制作者是一位强有力的无所不知的钟表匠。其他人则宁可采用更少机械论，更多思辨色彩的方法来思考。
17世纪著名的戏剧家琼森在他的戏剧《炼金术》（The Alchemist）中，刻画了那些追求点石成金的人的贪婪，批评了他们的道德规范。医生和化学家赫尔蒙特，迪伊的同代人，在化学上完成了相当出色的工作。他成功地分离了数种气体，提出严格的定量研究方法，清晰地认识到物质的不灭性，并且完成了许多实验工作。他对他研究的气体是如此熟悉，可是却相信他在这些气体中检测到某种特殊性能，表明它们可能是生命灵气。
伟大的天文学理论家开普勒也部分以占星术维持生计，显然两者没有什么矛盾。波义耳涉猎炼金术，牛顿以大量时间按炼金术配方做实验，他的配方还是与别人交换秘密时得到的呢。
在从波义耳的遗产中得到配方之后，牛顿甚至认真提炼过“哲学汞”。他还恳求并且得到过一点红色的物质，这是配方中的主要成分。一位历史学家假设，他也许在实验室封闭的角落里长时间与汞样品打交道，过多接触了汞，以致引起严重的汞中毒，使他在1692—1693年间患上了神经衰弱——这一猜测被这一发现所佐证：对牛顿头发的样品作现代微量分析时，发现了高浓度的汞。如果是这样，他就是在冒严重的个人风险，此外还要耗费宝贵的时间，去寻找传统中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正在消失的黄金。事实上——尽管很难想象——牛顿在神秘主义、炼金术和宗教方面写的书比科学方面还要多。
并不是每个人都容易受骗上当。英国讽刺作家琼森（Ben Jonson，1572—1637）写过一部戏剧叫做《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最早上演于1610年。主角是一位魔法师，宣称能够从贱金属炼出金子。琼森把他描写成江湖骗子，他有能耐吸引那些追随者看他充满噱头的表演——琼森这样写道：
“出售飞舞的（精灵）、人老珠黄妓女和（哲人）石，
直到它，和它们，以及所有的都化作浓（烟）消失。”
琼森不能容忍骗子、夸夸其谈者和行骗的艺术家，他看到炼金术士利用人们的轻信施展花招和骗术，骗取钱财，宣称他们能提供珍贵无比的哲人石，然后在烟幕的掩护下逃之天天。
迪伊和凯利的故事证明，巫术、精灵世界和神异、秘密的咒语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凯利的占卜术明显是一种诡计——如果不是在开始，那么在最终他一定会意识到，不仅从来没有什么精灵对他说话，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精灵。巫术和炼金术的“能力’’只是一种快速、容易取得名声和钱财的捷径，至少他自己希望如此。当迪伊在病痛和疲惫中退出他和凯利组成的联盟时，最终他一定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人们不会去责备牛顿、波义耳、胡克和17世纪其他认真的科学家，不会责备他们竞想找到容易的答案。他们以同样的精力去从事炼金术和科学实验。这些科学家生活在巫术和严格的科学新方法同时并存的时代。也许需要经过几代人，才能使大多数科学家认识到，炼金术和其他巫术是根本不会有成果的。他们发展了越来越复杂的测试技术，以免被愚弄——最主要的是不再愚弄自己。
下一个世纪将迎来一个尊重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和自然奇观的鼎盛时代——不再相信巫术或迷信。光辉的理性灯塔似乎有能力最终解决所有问题，有能力解开宇宙的奥秘。这是真正的启蒙时代——另一个伟大发现和新颖见识的年代，它们甚至比上一个世纪的成就更伟大。
结论
一个演变中的遗产：科学方法
17世纪末，世界发生了急剧变化。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为人类认识自己和自然界制定了新的版图。人类的地理和智力领地从古代和中世纪狭窄的范围逼近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门槛。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是18世纪的伟大运动，正是它们打开了近代世界的大门。
牛顿说过：“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从古希腊到17世纪末，世界上已知有这样一些巨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哥自尼和牛顿等等。他们都给予世界认识自然的新途径，并且使它从旧的思考方式中解脱出来。进入18世纪，人类以不同的眼光和新的理解来看待自然，有关事实的命题不再留给未经证实的权威了。观察引领头脑。自然不再被认为是上帝反复无常的操纵所产生的结果，而是作为一个自动的、自我维持的系统被理解。人们可以看到，自然变化遵循的是自然和可理解的规律。也许使许多人最受震撼的是这一思想：地球非宇宙中心。随之而来的是颠覆性的认识：人类也不是宇宙存在的目的。
对于科学来说，这个时代的特征是相信，宇宙及其万物都可以看成和理解成一部大机器，而科学的任务就是运用科学的新方法，揭示这部机器运转的机制。这个思想横扫了西方知识界。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为之欢欣鼓舞，而且它也不总是有益。例如，在生物学的许多领域，机械论的思考方式经常成为障碍。很长时期以来，生物学中严格的机械论者认为，血液变热是由于血液沿血管流动时与管壁摩擦所致。尽管有这类枝节问题，但机械论观点还是打破了经院哲学无益的看法和把世界归功于神秘原因的传统观念，并建立起科学方法的持久威力，以破解有关自然的许多问题和奥秘。
到了18世纪，许多科学的门外汉，例如社会思想家、政治家和哲学家都打算把新的科学方法引入自己的学科。这样做，往往带有戏剧性，但并不总是成功。到了18世纪末，一种思潮注定要出现，它确实出现了——随着许多人重归传统宗教，古代的法术信念出现了一种新形式，还出现了一种叫做浪漫主义的新运动，于是，在科学与社会之间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分裂，它的各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但是，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威力（或者说，各种科学方法，因为今天几乎不会有科学家还宣称他只效忠于一种方法）已经成功地保存了下来。确实，对于许多人来说，科学仍然是人类所有事业中最美好和最具深远影响的。
今天科学家继续在探讨自然的奥秘，在继续打开类似中国套箱那样的东西。这就是自然的本性，也是人类的本性。
“我不知道世人对我是怎样看法，但是在我看来，我不过像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孩子，为时而发现一块比平常光滑的石子或美丽的贝壳而感到高兴；但那浩瀚的真理之海洋，却还在我的面前未曾发现呢！”牛顿这样写道，字里行间表达了科学的精神——对知识的渴求并且越来越认识到：发现的东西越多，引起的问题就越诱人。科学就在这一精神中茁壮成长，人类独特的探险事业，也在这一精神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