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实常常不能和理想相符，可人们还是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论。于是，人们的理想不得不常常在现实中进行一些修正。但是不完美的理想，其现实的最终呈现很可能也是不完美的。比如16世纪时出现的宗教改革。最初只是为了对抗天主教，于是新教出现了，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路德教派的壮大。
——诺瓦利斯
即使是再理性的人也很少会一点儿都不信邪，比如那些思想家，虽然他们几乎总是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思考，可还是会被一些暧昧神奇的超自然现象所吸引，面对这些，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巧合，令人钦佩的理智在这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当然，相信这种个别的超自然现象的并不仅仅包括一些思想家，如果没有人专门统计其发生的几率，很可能大多数人都是相信这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话又说回来了，严谨而科学的概率论能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反常的超自然巧合现象呢？它的解释就一定是事实真相吗？
现在，我先把大众特别关心的这一连串令人费解的巧合事件中那两点尤其为人感到惊奇的细节公布出来。第一点，其发生的时间点是一前一后的；第二点，这个事件和近来在纽约发生的玛丽·西西丽亚·罗杰斯命案有着十分相近的背景和发展形式。
大家或许还记得一年前我所写的《莫格街凶杀案》，当时我只是想将一个名叫舍瓦利埃·C.奥古斯特·杜宾的朋友那种超长的心智推理能力描绘出来让大家了解。但是在这之后，我从来没有想继续记录和他有关的故事。当时发生的那些一连串荒唐古怪的事件充分展示了杜宾超出凡人的心智思维能力和他充满个性的行事风格。其实这并不是唯一的证据，杜宾那种比常人优越的心智思维和推理能力能够在很多事例中体现出来，但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用那么多例子来证明杜宾的长处。不过纽约最近发生的玛丽·西西丽亚·罗杰斯命案让我不得不改变我最初的想法，在这一命案不断的后续发展中，让我不敢继续进行自己的推论，因为它实在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特别是当我听到了很多关于此案的离谱的推论之后，我才开始思考，的确应该将一年前这桩我自己亲身参与侦破的离奇命案经过告诉大家，因为我发现，在前后这两桩命案中不可思议的巧合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杜宾在成功侦破莫格街的离奇凶杀案之后，便再也不关心这件事了，他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样子，在自己郁郁寡欢的幻想世界游荡。几乎每一天他都是在恍惚神游中度过，至于我，当然随着他，过着梦一般的生活。我们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了圣·日耳曼区这栋陈旧偏僻的老房子中，这种宁静、单调、乏味的世界让我们都感到满足，而在这一小世界中我们任意地描绘着自己的梦想。
只是这样的生活很快便被打破了，莫格街那桩离奇的凶杀案的成功告破让巴黎警方无法忽视我的朋友杜宾的作用，“杜宾神探”这一雅号也渐渐为人们所知，不过这更有一些嘲讽的意味，因为没有人，包括巴黎警察局长也并不了解杜宾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到真凶的。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完全了解这一过程。也是因为其他人并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因此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这说成是只不过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和“巧合”，他们说“这完全是被他撞上了，他的直觉竟然是准的”等等。杜宾对于世人的评论并没有放在心上，我觉得这足以让那些别有用心者惭愧了。不过，这些流言蜚语却正好让杜宾没有对“神探”太过狂热。最重要的变化是，自从人们知道了杜宾这么一个人以后，当地再发生一些搞不清楚的“谜案”人们便会想到杜宾，让他来进行破解。这其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一名名叫玛丽·罗杰的年轻女子的凶杀案。
大约是莫格街惨剧之后的两年，一名名叫玛丽·罗杰的年轻女子被人杀害了，她曾经在香水店工作过，而她的姓名正好与最近人们非常关注的发生在纽约的“雪茄店女孩”命案的被害人几乎一样，所有人都惊讶这一诡异的巧合！玛丽·罗杰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她是跟着母亲长大的。在她被害的三年半之前，她与自己的母亲相依为命，并居住在圣安德烈街，她们有一家能够提供膳食和住宿的家庭小旅馆，靠这个收入维持生活。后来的某一天，商人白朗先生，他是皇家宫殿地下一楼做香水生意的老板，觉得芳龄二十二岁的玛丽姑娘年轻貌美或许可以吸引更多顾客光顾自己的生意（但是这家店的主顾基本上都是一些不很正经的人士），于是便向玛丽提出准备雇用她去工作，并为她开出了优厚的待遇条件。对于这件事，玛丽的母亲是有些不放心的，可是她并没有让玛丽拒绝这一要求，玛丽非常热切地同意了。
果然如香水商人预料，玛丽的到来让香水店“增色”很多，她美丽的容貌和迷人的魅力使得香水店的艳名一下子提升了不少。可是她在某一天却神秘地失踪了，许多对她有所爱慕的客人为此而担心她，可是白朗先生却难以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当然，玛丽的母亲因为这件事而心神憔悴。正当很多报纸都在报道有关玛丽失踪及警方开始认真展开调查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星期不见的玛丽竟然又出现了，她又回到了香水店上班。看上去，玛丽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显得有点儿憔悴。人们对于玛丽所失踪的这个星期中发生的事非常感兴趣，但是玛丽和她的母亲告诉人们的则是“到乡下探亲去了”，除此之外一些非常隐私的问题，她们则缄口不言。至于玛丽的老板，白朗先生则说自己丝毫不清楚玛丽这一个星期到底去哪了。这件事就这样被人慢慢淡忘了，显然人们的淡忘让玛丽松了一口气，因为她不用再去回应人们对此无礼的好奇，也不用再承受一种心理的压力，不过，她还是辞职了，重新回到了圣安德烈街的家和自己的母亲一块儿生活。
之后，玛丽又一次失踪了，这让她的朋友们非常担心。可是随后三天，人们得不到有关玛丽的任何消息。直到第四天，人们在圣安德烈街对面的塞纳河岸发现了玛丽的浮尸，那里距离十分偏僻的劳尔郊区很近。
由于玛丽艳名远播，因此这桩凶案激起了整个巴黎人的兴趣，他们几乎都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几乎所有人都带着一种有色的眼光关注着事件的发展。给人的感觉是，巴黎人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一致地对一桩凶杀案这样关心。虽然命案已经发生了数个星期，可是巴黎人对此案的关心不但没有任何减少，有关此案的讨论反而变得更加热烈了。人们对此的兴趣似乎远远超过了事关自己福祉的政治新闻，他们把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到了这一谋杀案上。而巴黎警方也没有闲着，局长敦促自己的手下必须全力侦查此案，全巴黎的警察全部被征调以更大范围地进行侦查。
其实警方的工作从女孩的尸体刚刚被发现时就开始了，很多人觉得警方以如此规模的投入必然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缉拿凶手。并且在不到一周之内，警方便开出了奖金悬赏缉拿凶手，当然，奖金并不是很高，只有一千法郎，但这也足以看出警方对此案的重视。不过，虽然警方在这段时间内非常努力地进行着必要的工作，可是他们明显没有足够的判断力。接受调查的人越来越多，可是有价值的线索则几乎没有，而关注此案的人们则因此而更加关注。案发之后第十天，警方仍然一筹莫展，于是他们提高了悬赏金，数目增加了一倍，即二千法郎。案发之后第十四天，案情仍然扑朔迷离，没有任何突破，这导致了一些原本就对警方办案能力不满的民众举行了几次小暴动，以表达自己的不满。这让巴黎警察局长压力很大，于是他亲自公布新的悬赏方案：“凡是能够提供正确线索，帮助警方捉拿真凶者，奖金两万法郎当即兑现；若此案涉及多人，凡能提供主犯信息者，同样兑现奖金两万法郎；若是同犯，但只要供出犯案同伙，则免除罪行。”除此之外，巴黎市民委员会也发布了悬赏公告，赏金也高达一万法郎。以三万法郎作为悬赏而只是针对一起凶杀案，即便是经常发生凶杀案的巴黎这种大城市，也可谓是非常少见的了，而且三万法郎的确是一笔非常高额的奖金，特别是这只是针对一位出身寒微并没有什么背景的女孩。
所有的人都相信有如此高额的悬赏，破案肯定不会那么困难。警方也确实在这期间抓捕了一两次嫌犯，可最后还是嫌犯因为根本与案情没有直接关联而被释放。
其实在最初，我和杜宾并不知道这一案件。但是当女孩的尸体被发现三个星期之后，人们还是没有看到案情的任何突破，于是引起了民众的愤怒，紧接着是到处流传的各种谣言，直到这时我们才听说了这一命案。在此之前我和杜宾埋首于自己的研究，几乎有近一个月从没踏出家门和接待任何客人，即便是读报也只是匆匆看一看头条的政治新闻便扔在那里不再关心，因此，我们一直没有注意这一案件的发生和进展。直到巴黎警察局长G先生前来登门造访，我们才知道了这一命案。那是七月十三日的午后，警长先生一直待到深夜才离开。或许因为他对此案付出了太多精力，结果却什么也没得到，因此显得非常生气。局长先生对我们说：“如果此案再不告破，那我一辈子的名声就全部完蛋了！”说这话时的局长仍然带着巴黎人的神气，“就算是最基本的脸面也都没了！”的确，此时几乎所有的巴黎民众在注视着他，看他怎么侦破此案，这自然是一种极大的压力。正因为如此，他非常希望能够让案情有所进展，即便是付出极大代价也要达到这个目的。到最后，局长甚至很不情愿地用自己僵硬笨拙的赞美之词赞赏杜宾的机智，并非常慷慨直率地请求我们介入案件侦查，协助警方破案。当然，局长许诺给了我们一些条件，但我并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把这些也都进行一个说明，毕竟这和这个故事的主旨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局长先生的恭维只是草草的几句，可是杜宾依然表示当不起。当然，这种谦虚也是很客套的。杜宾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局长先生的请求。于是，局长先生便将自己对本案的看法热烈地表达了出来，并非常详细甚至可以说繁冗地评论了当时已经掌握的证据。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对此仍然一无所知。局长先生滔滔不绝地说着，不用说，其中有很多观点是非常有见解的。其中几次，我都试着提醒局长先生现在已经时候不早了，可是不管是局长还是杜宾都纹丝不动地坐在扶手椅上没有结束的意思。杜宾非常耐心地聆听着局长先生的高见。他戴着一副深色墨镜，十分安静，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已经睡着了。你要知道，局长先生从踏进我们的家门到现在几乎是没有停歇地大谈了七八个小时，我想任谁都会有些疲倦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到警察局取了一份非常完整的关于此案的侦查报告，接着又收集了各家报纸对于此案的报道，从案发第一天直到此时此刻的所有有关报纸都包括在内。我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工作，即整理已知的证词和信息，把一些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全部剔除，下面是我整理出来的关于这一事件的整个轮廓概要，现在我把它呈现在下面的文字中，供读者参考：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天，大约在当日早上九点钟，玛丽·罗杰从自己圣安德烈街的住所离开。这个信息她只告诉给了雅各布·圣·厄斯塔什先生，并说自己是准备去住在圣德罗梅街的姑妈家。关于圣德罗梅街，那是一条人口非常稠密却非常窄小的街道，这条街离河堤不远。如果是走近路，这条街离位于圣安德烈街的罗杰太太的小旅馆只有两英里（约三千米）的距离。而玛丽告诉的对象圣·厄斯塔什先生是玛丽的未婚夫，也是大家都知道的玛丽的情人，他便在罗杰太太经营的旅馆中住着。原本的情况应该是他在当天傍晚接玛丽回家，但是那天下午有过一场大雨，于是他觉得玛丽肯定会留宿姑妈家，这种情形以前是有的，因此厄斯塔什先生便没有去接玛丽。据说在当天晚上，已经将近七十岁、身体孱弱的罗杰太太曾经非常担心地说自己恐怕再也无法见到玛丽了。只是当时，没人会想到这句话竟然一语成谶。
第二天，即星期一，家人才知道玛丽已经离开了姑妈家，但这之后一整天都没有任何有关玛丽的消息，于是众人开始到一些玛丽可能去的地方寻找，但没有结果。直到玛丽失踪之后的第四天，人们才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这一天的日期是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三。当时的情况是柏维先生和自己的一名友人到圣安德烈街对面、邻近塞纳河岸的劳尔郊区寻找和打探玛丽的消息，却被人告知几名渔夫刚刚从河中打捞上来一具漂浮着的女尸。柏维先生刚看到尸体之时，内心还有些迟疑，但是他很快确认了死者正是已经失踪的曾经在香水店工作过的那个女孩。而与柏维先生同行的友人则非常干脆地认出女尸正是玛丽。
女孩的整个脸上是已经凝固了的黑色血液，其中一些是从嘴巴中流出来的。在她嘴里没有泡沫，也就是说这可能不是溺水而死的。尸体身上的细胞组织不存在变色的现象，其喉咙处留有一些淤伤和指印。尸体双臂已经被弯曲地放在胸前，如今已经呈僵硬的状态。其右手紧握，左手微张。在左手腕处发现了两圈擦伤的伤痕，非常像绳索捆绑许多圈之后留下的；她的右手腕同样是多处擦伤的伤痕，而其整个背部则全是擦伤，在肩胛骨部位的伤痕特别严重。虽然尸体被渔夫们用绳子捆绑着，可是这种捆绑很显然不可能造成这些身体上的擦伤。尸体的颈部已经有着很严重的浮肿，没有发现非常明显割伤或殴打导致的伤痕，但是发现了唯一一小条蕾丝饰带，这条饰带紧紧缠绕着死者的脖子，非常紧，几乎已经陷进了肉里，因此人们很难一下子肉眼发现这条饰带；饰带一直被缠绕到左耳的后方，并有一个结，即便只是这一伤害便足以致命。而内科验尸的证词同时显示，死者在生前没有受到性侵害，但是明显地被残忍暴力虐待。当人们发现死者之时，其面容仍然比较完整，这也是前来认尸的友人不久便认出死者身份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