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画，擅金石，还精通音乐，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方面的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他在我国书法史上也同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从五岁开始学习写字，从此几乎没有停止过练习，直到临死前还观书作字，可以说对书法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他擅篆、籀、分、隶、真、行、草各书，尤其以楷书、行草著称于世。《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代的鲜于枢在《困学斋集》中说：“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由于赵孟頫身为宋朝宗室，却做了元朝的高官，所以，对他的评价在历史上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简单地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元朝的统治者对赵孟頫的评价。鉴于赵孟頫的学识很高和身份的特殊性，加上他在任职中也确实为元朝政府和老百姓做了一些好事，元代的最高统治者对他礼遇有加，态度甚睦，极为赞赏。元世祖初次见到他，就惊呼他是“神仙中人”，让他坐于右丞相叶李之上。为皇帝写诏书，元世祖说“得朕心之所欲言者也”。除掉桑哥之后，皇帝对他更是信任有加，委托他“参决庶政，以分朕忧”。“有旨，许公（孟頫）出入宫无间”。元成宗和元武宗对他同样礼遇优厚，但宠幸最深的还是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告诉侍臣们说：“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又曾与左右论及孟頫，人所不及者有：帝王苗裔，一也；状貌昳丽，二也；博学多闻知，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词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伟，七也。元朝皇帝对赵孟頫如此，虽然一些蒙古族官员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他很猜忌，但很多人对他还是很尊崇的。如不可一世的桑哥对赵孟頫就很敬重，尽管这种敬重或许不是出自本心。
第二，艺术界对赵孟頫的书画文学的评价。撇开对赵孟頫人品的评论，如果单单谈论他的书画文学，文艺人士对其作品和性情都是赞赏的。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赵孟頫在绘画史上是连接南宋和元末及明朝的关键人物。由于元代社会的特殊性，产生了一代抒情写意画，南宋的山水画脱离了自然，故不是典型的写意画。所谓写意画，指的是作者随手点染地写出客观自然的意态，但在客观自然的意态中也能表露作者的真实心意。中国的士人受儒、道精神影响较多，儒、道两家都是反对偏激的，它们主张中庸、柔和，所以，南宋那种表现激烈情绪的绘画，除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外，士人们是很难完全接受的。赵孟頫的艺术与此完全吻合，他的艺术是温润整暇的，而不是刚猛峻拔的；是柔顺清雅的，而不是气势磅礴的；是清和平淡的，不是奇险怪谲的；是内敛的，不是外露的；风格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单一简纯的，这些都是他人格的体现，也正是这些开了一代新画风。
赵孟頫在绘画美学思想中有三个方面，必须注意：一是特别看重传统，也就是重“古意”，二是注重师法自然，三是重视书法笔意。这三点在他的名画中都有很突出的表现。董其昌总结赵孟頫画风时曾如此说：“兼右丞北苑二家画法，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故曰师法取舍，亦如画家以有似古人不能变体为书奴也。”杨载这样说：“他人画山水、竹石、人马、花鸟，优于此或劣于彼，公（赵孟頫）悉造其微，穷其天趣。”元代的书画家无一不对赵孟頫推崇备至，正如元人夏文彦在《图绘宝鉴》里所称“（赵孟頫）荣际五朝，名满四海”。赵孟頫在元朝文人中最为显赫。绘画史上的“元四家”之一的倪云林视赵孟頫的画为宝，盛赞他说：“赵荣禄高情散朗，殆似晋宋间人，故其文章翰墨，如珊瑚玉树，自足照映清时，虽寸缣尺楮，散落人间，莫不以为宝也。”又说“黄翁子久，虽不能梦见房山、鸥波，要亦非近世画手可及”。推崇之高，可见一斑。此外，“元四家”中的黄子久是赵孟頫的学生，王蒙则是赵孟頫的外孙，元画在画史上的高峰地位实际上就是赵孟頫开创的。元代的大鉴赏家柯九思更是声称：“国朝名画谁第一，只数吴兴赵翰林。高标雅韵化幽壤，断缣遗楮轻黄金。”可见他的绘画和绘画思想影响之大。元代的画家、评论家一致推崇赵孟頫为元画领袖。元、明、清的绘画家、绘画评论家、收藏家以及绘画史的记载，几乎都要提到赵孟頫。明代的大文人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称：“赵松雪孟頫，梅道人吴仲圭，大痴老人黄公望子久，黄鹤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家也。高彦敬（高克恭）、倪云林、方方壶，品之逸者也，盛懋、钱选，其次也。”屠隆在《画笺》中称：“若云善画，何以上拟古人，而为后世藏宝？如赵雪松（孟頫）、黄子久、王叔明、吴仲圭之四大家，及钱舜举、倪云林、赵仲穆辈，形神俱妙，绝无邪学，可垂久不灭。此真士气画也。”项元汴的《蕉窗九录》中也有类似的话。董其昌因为对赵孟頫的人品不满，重新排定“元四大家”，但他对赵孟頫的艺术仍然是十分推崇的，他说：“胜国时画道独胜于越中，若赵吴兴、黄鹤山樵、吴仲圭、黄子久，其尤卓然者。”《画旨》又说：“赵集贤（孟頫）画为元人冠冕。”董其昌更说：“湖州一派，真画学所宗也。”因此他又认为“元时画道最盛”，是倪、黄诸人因“由赵文敏提醒品格，眼目皆正”之故。董其昌的门人都认为赵孟頫是画学正宗。王时敏说：“赵文敏，当至元、大德间，风流文采，冠冕一时，画更高华闳丽，类其为人。”又说：“赵于古画法中，以高华工丽为元画之冠。”王原祁更是这样说：“元季赵吴兴发藻丽于浑厚之中，高房山示变化于笔墨之表，以后王蒙、黄公望、倪云林、吴镇阐发其旨，各有言外之意，吴兴、房山之学，方见祖述不虚，董、巨、二米之传，益信渊源有自矣。”
文人们对赵孟頫的书法评价也很不一般。他五岁学书，几无间日，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称赞赵孟頫的书法成就“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终于成为“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赵孟頫在追取古法的过程中，无论学习哪一家，都以“中和”的态度学之、出之、变之。钟繇的质朴沉稳，王羲之的潇洒蕴藉，王献之的恣肆流利，李邕的崛傲欹侧，皆取其醒目之外，而微妙其意，融入自家笔底。“赵体”在形成以后，于驾驭笔法和结字能力上都十分精熟。元朝末年的顾瑛给赵孟頫的《参同契》写序云：“终七千余言，无一滞笔也……如老将用兵，奇正沓出，并皆神妙。”元末卢熊跋《赵魏公二帖》云：“本朝赵魏公识趣高远，跨越古人，根柢钟王，而出入晋唐，不为近代习尚所窘束，海内书法为之一变。”这“一变”不仅是元代书坛振兴的标志，其书史意义甚至涵盖了此后五六百年。
赵孟頫传世书迹较多，代表作有《千字文》《洛神赋》《胆巴碑》《归去来兮辞》《兰亭十三跋》《赤壁赋》《道德经》《仇锷墓碑铭》等。著作有《尚书注》《松雪斋文集》十卷等。赵孟頫在音乐方面也很有天赋，他著有《琴原》《乐原》等律吕方面的文献，得律吕不传之妙。其诗文清邃奇逸，读后让人有飘飘出尘之想。天竺有名僧，数万里来中土求赵孟頫的书迹，回国后，其国家把赵孟頫的书迹当做宝贝。史官杨载称孟頫之才很大程度上被他的书画成就所掩盖，称“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很多人都认为这话很中肯。“先画后书此一纸，咫尺之间兼二美。”赵孟頫书画诗印四绝，当时就已经名传中外，以至日本、印度人士都以珍藏他的作品为荣，可以说他为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也作出了贡献。
赵孟頫是一代书画大家，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他作为南宋遗逸而出来做元朝的官，因此，史书上留下了许多争议，“薄其人遂薄其书”，贬低赵孟頫的书风，根本原因是鄙薄他的为人。尽管很多人因赵孟頫仕元而对其书画艺术提出非难，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书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做法，显然是不公正的。
曾有后人如此赞扬赵孟頫：
元初年，赵子昂，大画家，名声扬；称全才，无不强，山水画，尤擅长。
画花鸟，入帖章，画人马，精神壮；步前代，新风创，作品多，皆精良。
人骑图，意从容，人雍和，韵味浓；疏竹图，书画通，笔苍劲，不同风。
其夫人，管道昇，亦善画，竹兰精；弟子利，同闻名，一家人，聚菁英。
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后人。他自幼学习书画文章，苦下工夫，加上自己的灵感妙悟，最终各方面都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宗师，可是在他生活的那个时期，做了元朝的官员，难免会有很多人看不起他的人品，进而诘难他的作品。下面我们只谈论他的书画艺术对后世的影响。
赵孟頫在艺术方面是一个难得的全才，是画坛变革转型时期承前启后的大家。他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的成就值得注意：
一是他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口号，扭转了北宋以来古风渐殁的画坛颓势，使绘画从精工琐细转向质朴自然。二是他提出以“云山为师”的口号，强调了画家的写实基本功与实践技巧，克服“墨戏”的陋习。三是他提出“书画本来同”的口号，以书法入画，使绘画的文人气质更为浓烈，韵味变化更强。四是他提出“不假丹青笔，何以写远愁”的口号，以画寄意，使绘画的内在功能得到深化，涵盖更为广泛。元代的写意画也是从此而发端。五是他在人物、山水、花鸟、马兽等许多画科都有成就，画艺全面，并有创新。六是他的绘画、书法、诗、印之美，相得益彰。七是他在南北统一、蒙古入主中原的政治形势下，吸收南北绘画之长，复兴中原传统画艺，维持并延续了它的发展。八是他能团结包括高克恭、康里子山等人在内的少数民族艺术家，共同繁荣中华文化。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赵孟頫的山水画不但将钩斫和渲淡、丹青和水墨、重墨和重笔、师古和创新，乃至高逸的士大夫气息与散逸的文人气息综合于一体，使“游观山水”向“抒情山水”转化；而且使造境与写意、诗意化与书法化在绘画中得到调和与融洽，为“元季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那种以诗意化、书法化来抒发隐逸之情的散逸风格的文人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代宗师，不仅他的友人高克恭、李仲宾，妻子管道昇，儿子赵雍受到他的画艺影响，而且弟子唐棣、朱德润、陈琳、王渊，外孙王蒙，乃至元末黄公望、倪瓒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发扬了赵孟頫的美学观点，使元代文人画久盛不衰，在中国绘画史上写下了绮丽奇特的篇章。他本人的画更被后世称为“神品”，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中十分亮丽的一笔。
在绘画理论方面，虽然中国画历代都注重传统，但是都没有像赵孟頫那样强调到如此高度，他的“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的说法，把“古意”提到“本”的地位，他虽然也主张师法自然，但没有重视到“古意”的程度，这对元代和明清两代的影响十分巨大。元代画家的画不是师从李、郭，便是师从董、巨。元以后，中国山水画一直在“古意”中寻找出路。明初浙派盛行，从南宋院体中寻找出路。明中期，吴派兴起，又回到董、巨、“元四家”中去，明末董其昌“南北宗论”，仍然是在“古意”中寻找门径，清初的保守复古势力更是向“古意”乞讨。他们更过分发展了赵孟頫的古意说，以致达到了不当的程度。
元代的画家，自赵孟頫之后，无论是“元四家”还是朱德润、曹云西，还是唐棣，或者是一些无名氏的青山绿水，基本上都可以从赵孟頫的山水画中寻找到依据。诚然，“元四家”的水墨山水画在赵孟頫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明清山水画主流基本上都是沿着“元四家”的路走的，这里当然有赵孟頫的影响。一句话，没有赵孟頫就没有“元四家”，也就没有与“元四家”对立的李、郭阵容。元、明、清三代山水画的发展，赵孟頫是第一个关键的人物。
书法在元代也有很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当然与统治者的重视有关。在毛笔作为主流书写工具的时代，书法不仅仅是文人抒发性情的技艺，其作为文字载体的实用功能是统治者尤其是想要坐稳江山的异族统治者所不能忽视的。元世祖虽然不擅长书写，可是他却让太子向名儒学习书法，元初功臣，如宰相耶律楚材（契丹人）和汉人翰林承旨姚枢、国子祭酒许衡、太保刘秉忠等人都擅长书法；此后仁宗、英宗、文宗、顺帝都研习书法，尤其是文宗，其兴趣之浓堪比唐太宗，他于天历二年建立了奎章阁，汇集了当时一批重要的书法家，还任命柯九思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专门鉴定内府所藏的名书名画。这无疑是一个有利于书法发展的大环境，不过，元代书法发展最为突出的因素并不是帝王在一定程度上的倡导与支持，而是赵孟頫以其遒媚秀丽的“复古”书风及其荣际五朝，官居一品，于朝于野一呼百应的影响力所决定的。《元史·赵孟頫传》云：“（元仁宗）以赵孟頫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赵孟頫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
赵孟頫的复古书风是元代书法的主流，追随者多是名公大臣、翰林学士等高层知识分子。但是由于元代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一大批具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并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不能出仕为国效力。他们只得隐逸于江湖，或参禅问道，或寄情书画，用以排遣自己那短暂又漫长的一生。这种超然于政治体制之外的士人群体，历代都不乏其人，也就是所说的隐士，也有叫高士、逸士、处士的。隐士们以高标自许，洁身自好，不承担社会义务，无案牍之劳形，故其诗文书画皆有浓郁的出世色彩，不人云亦云，不墨守成规，以超凡脱俗、淡泊率真的“逸”的境界为旨归。不过元代的隐士是无缘仕途而不得已处江湖之远的，或是当了官之后害怕仕途艰险而退身自保的，加上他们与赵孟頫等出世为官的士人原本社会地位相同，因此大多数江湖隐士与庙堂文人在审美趣味上并无二致。就书法一技而言，隐士们也大都受赵孟頫的书风影响，呈现出一派温文尔雅的古典气质。如“元四家”的黄公望和王蒙，一个是赵的弟子，一个是赵的外孙，此二人都是隐逸之士，但是书法、绘画都受到赵孟頫的深刻影响，他们的艺术主张十分接近。
赵孟頫的名声只是因为他出仕元朝而遭到后人的抑制，但他在中国书画史上的实际影响一直是十分重大的。鉴于赵孟頫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日本、美国等地的赵孟頫书画墨迹，都被人们视为珍品而妥善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