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英国以武力侵略的方式迫使中国接受其各项要求，这就使中国丧失了作为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中国香港沦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国也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和贸易主权，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失去了存在的客观基础，大批外国商品经五口进入中国市场，极大地便利了外商在中国的产品倾销活动，中国海关也从此失去保护本国工商业生产的作用，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巨额赔款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进而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苦，而且开创了侵略者向中国勒索战争赔款的先例。《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趁火打劫，派顾盛率领军舰来华，强迫清政府于1844年7月3日在澳门界墙以北的望厦村，签订中美《望厦条约》。该条约共34款，规定美国享有《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中除割地、赔款外的全部特权，还取得了下列特权：
1.加强协定关税权。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即必须得到美国领事的同意才能变更关税税率，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自此落到外国侵略者手中。
2.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规定此后凡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民事、刑事案件，或美国人与任何外国侨民在中国发生诉讼，都交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进一步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使中国的司法主权遭到严重破坏。
3.美国贸易船只可以自由驶入中国通商口岸，中国“无从管辖”，兵船可以至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
4.关于片面最惠国待遇，规定中国“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此外，还规定美国在通商口岸可以建立教堂、医院，便于其进行文化侵略。并规定十二年后可以“变通”条约。签约后顾盛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得极为坦率：“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的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
继美国之后，法国政府也派专使拉萼尼带八艘军舰来华进行政治讹诈。1844年10月24日，法国迫使清政府在广州黄埔的法国“阿希默特”号军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贸易章程》，即《黄埔条约》。条约计36款。在条约中，法国不仅取得英、美已经取得的各项特权，还迫使清政府准许法国人在五口建造教堂、坟地，要求清政府保护教堂和教士。11月11日，法国政府又援引此条约，强迫清政府取消雍正元年（1723年）颁布的天主教禁令，准许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从此，西方各国传教士纷至沓来，一部分传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侵略活动。此后外国宗教势力在中国迅速发展，成为列强侵华的一个组成部分。
英、美、法的行动为列强进一步侵略、奴役中国奠定了基础，也刺激着更多的西方殖民者在“一体均沾”的旗号下纷纷前来。1847年，瑞典、挪威又与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也乘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1843年起，沙俄不断以“探险”“科学考察”为名，潜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勘察航道，窃取情报。1847年9月，早就决心武力吞并黑龙江、夺取太平洋出海口的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为侵华行动做准备。1850年8月，沙俄强占我国黑龙江口重镇庙街，并用沙皇的名字将庙街命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到1853年，沙俄先后强占了黑龙江下游的奇集湖、哈吉湾、阔吞屯和库页岛南端，已逐渐把黑龙江下游广大地区置于其军事控制之下。沙俄的侵略活动也在中国的西部进行。1851年8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其主要内容是：开放伊犁和塔城对俄通商；给予俄商在伊犁、塔城修建住房、货栈及免税贸易等特权；俄国可派领事管理贸易事务，若俄商违反当地规章制度即交俄罗斯贸易官员究办。沙俄凭此条约打开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大门。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签订的史实，证明了西方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贪婪、狡诈与卑鄙，也表现出了清政府的腐败、软弱与愚昧。令人深感气愤的是，清政府并没有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看成是军事上与外交上的一次重大失败，反而认为签约的结果避免了战争与麻烦，是“天朝”值得庆幸的事。这无疑预示着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人民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经受更加痛苦的磨难。
鸦片战争是英国为实现其侵华目的而开创的一个罪恶的先例，通过发动战争，以武力威胁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得侵略权益，这种做法又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效仿，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不断扩大，这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鸦片战争使中国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主权；促成了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体制的瓦解，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对中国民众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上升为中国社会的另一主要矛盾。从此中国人民肩负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主义统治的双重革命重任。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三）经世致用社会思潮的兴起
鸦片战争前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促使一批政治眼光比较敏锐的封建知识分子，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他们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对内主张整饬吏治，改革弊政；对外提倡学习西技，抵抗侵略，从而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代表人物大约有二三十人，他们是：阮元、陶澍、贺长龄、林则徐、魏源、徐继畲、黄爵滋、包世臣、姚莹、梁廷楠等。
这些经世思想家们以治国平天下自许，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或撰写政论时文，研究现实问题；或研求治国大政，倡言变革之法；或潜心于舆地术数，从事致用学问。总之，他们治学议政的最主要目的是讲求实事、实功、实效，注重解决所面临的各种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务。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想家们对清朝衰世的种种黑暗现实进行了无情的针砭和尖锐的批判。指出清王朝的统治，在道光年间已由“人功精英”“府于京师”的早时盛世，变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衰世。政治上，他们首先声讨了当时吏治的腐败，斥责那些当权的官僚士大夫都是些只会搞裙带关系，只懂得献媚邀宠的无耻之流。抨击朝廷上下的文武官员，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下，只知道粉饰太平，却无人关心时政，把矛头指向封建专制统治。经济上，他们指出由于土地兼并而导致的贫富不均日益严重，“豪强兼并……无田者半天下”“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可清王朝还“开捐例，加赋、加盐价”，真无异乎自啖己肉，自取灭亡。文化上，他们谴责科举制度，认为学子们毕生用功的八股文，千篇一律，空洞无物，不仅对现实政治毫无用处，还压制了人才的成长。此外，他们还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败坏，无情地进行了鞭挞。可见，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想家们对现实的批判既尖锐又深刻，他们希望借此唤醒统治者，催促他们进行改革。竞相提出了一些补救时弊的方案，如刷新吏治、惩治贪污、整饬军备等。
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是在中国由中世纪走向近代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方面，天崩地裂的社会大动荡促使经世思想家们在封建社会内部积极谋求营救之方；另一方面，西方侵略者的频频叩关，也逼迫他们从一个与世隔绝已久的封闭体中探出头来，认识对手，开眼看世界。经过鸦片战争一番残酷的血和火的洗礼之后，经世思想家们意识到了中西武备方面的差距，意味着他们已经走出蒙昧主义的误区，成为最先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开风气者。经世思想家们能够勇于承认战败的事实，力求知己知彼，探讨抵抗侵略、报仇雪耻的办法。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不是用夷夏之防观念就可以应付的，于是，才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耿耿之想。这样，在他们的身体力行和深情呼唤下，当时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就出现了一批研究世界史地和西方坚船利炮的著作，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竞相追求海外新知的盛况。
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交替时期思想界出现的一大进步。它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风气，初创了“开眼看世界”的全新观念，迈出了向西方国家探寻真理的步伐，充当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启蒙的先驱，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和认识，促进了中国新思想的萌芽，从此以后，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爱国知识分子开始注目世界，探索新知，他们倡导新思想，介绍新知识，对后来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