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不仅人品高洁，书学造诣更是无与伦比，在书艺上，颜真卿多方取法、广取博采，既虚心学习前贤，又善于从自然中取法，并且不断创新。他先后学习过蔡邕、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等人的书法，特别是结识大书法家张旭并拜其为师后，他深刻领悟了张旭的笔法，承传了其锐意革新创造的艺术精神，经过多年的潜心研习，透彻地理解了二王以及魏晋以来的主流书法，掌握了用笔结字的种种奥妙。可以说取法张旭奠定了颜体行草书圆劲、豪放书风的主调。除此之外，他还注意从民间书艺中吸取营养。因为颜真卿的先辈多从事文书遗迹和文字的整理工作，使其有机会接触到魏晋以来大量的民间手书墨迹。长期的耳濡目染，观摩临习，对颜真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颜真卿在学习前人的同时还认识到自然造化对书法艺术的作用，他与张旭一样，善于在自然万物中感悟、吸收艺术养分，融注于自己的书法创作中。张旭能在观公孙大娘舞剑和见公主与担夫争道中悟出笔法；颜真卿亦能在看到雨天屋漏时，于“屋漏痕”中深深地感悟到了笔法与笔意。他能继承传统，又善于创新；取法前人却法而能化，“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意于古意之外”。他继往开来，在笔法、结体、章法布局等方面都与王派书法拉开距离而独树一帜。又因颜真卿主要受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崇信佛教的同时又热衷于道教，所以他的书法又深受佛道儒三家思想的影响。
（一）既从儒家得法，又受佛道影响
颜真卿以书法名垂千古，作为著名的政治家，他一生践行儒家风范。但他同时又为道教所标举，《太平广记·颜真卿传》将其列为“神仙”之列，《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也将其列入仙传。颜真卿出身于世代奉儒，但颇有佛、道思想积淀的官宦之家。五世祖颜之推，作为大儒，对佛、道的观点较为开明，是隋代提倡“三教合一”的代表人物。
颜真卿把其丰富厚实的儒家“情感”用开阔的线条表现出来。当时的唐代统治者为“河山永固”，大力提倡儒家学说，儒学重视“礼”，强调“仁”，讲究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等级，一时间儒学勃兴，儒家思想纵横于全国。上至公卿大人，下至平民百姓，或多或少地受到儒家文化的熏染，颜真卿当然亦不能超乎其外，尤其他出身于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蒙童即习儒经。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中“正人心，成教化”的思想使颜氏在内心营构其书风时不得不考虑以下因素：一维护皇家气派，二维护社会法制和等级制度，三便于传达统治者的政令。为了迎合这些需要，颜字左右基本对称，严正均匀，出之以正面形象。儒学文化孕育了一代书家，没有儒家深厚的根基，就没有颜氏忠烈品性，也不可能有严整的颜楷。所以儒学文化造就了颜氏品格，也造就了颜氏壮美的书风。
道教在唐代被极力支持，有明显的“国教化”倾向。唐朝崇奉道教的士大夫很多，所以颜真卿撰写道教碑文并不奇怪。“道艺合一”“书道相通”，不少道教著名人物，如司马承祯等也是出色的书法家，这样，书法成为颜真卿与道教间的桥梁。颜真卿虽然受道教影响甚深，但说到底，其主要吸纳的是道家中流露的不媚权贵、傲视世俗的精神风骨。真卿书法中典雅、风骨兀立的艺术境界追求，都是这种人格的体现。大历三年（768年），颜真卿遭宰相元载诬其诽谤时政，被贬为抚州刺史。抚州道教兴盛发达，更是唐代女仙信仰中心之一。公职之余，颜真卿经常去附近仙山游访，并在这一时期留下了与道教信仰有关的碑铭作品，成为书法史上的名作。大历六年（771年）颜氏游览抚州南城县西南麻姑山时，撰书《抚州南城县麻姑仙坛记》，立于麻姑仙坛之侧，情结仙缘。麻姑仙坛记碑，共887字，为楷书，有大小字体二本，庄严雄秀，隽雅高举，结体紧凑，开张自然，历来为人所重，是颜体代表作之一。
佛道兴盛导致颜楷丰腴中见高古、端庄与静穆，唐代是佛教全盛时期，佛庙林立，朝野上下大兴佛事，佛教中“慈悲救世”“渐修顿悟”“明心见性”“生死轮回”“极乐净土”，佛道的文化氛围，给本已对儒家道德无限执著的颜体楷书注入了清新的空气。佛的高大尊严，使颜氏楷书不仅在外观上取外拓法，气势开宏，同时在其中灌注了佛的高古、静穆。没有道学的冲击、碰撞，忠烈品性的颜氏也不可能造就“一变古法”、不袭前迹的壮伟书风。
（二）既承家学，又参名师
颜真卿出身于名门世家，其先人为北朝官宦，家学渊源深厚，尤其自南朝以后，真卿祖上多以草隶篆楷为时人所称道。在颜真卿的同辈之中，如颜曜卿、颜旭卿等也在书学上造诣精湛，工草隶篆籀。真卿自幼嗜书，法承家学，琅邪颜氏的“家法”对他必有影响。刻于东晋的《琅琊颜嫌妇刘氏墓砖》是其祖上的一脉书风，与他的早期楷书有神合之处。因此颜真卿所受的书学影响深厚，颜家书学传统对他很有激励作用，他甚至认为“及至小子，斯道大丧”。故颜真卿定下要在书学上“齐于古人”的目标，有其多方面的思考，其中包括对颜氏一族书学传统的光大。颜真卿的母亲殷氏世家也多出书学名家。颜氏与殷氏两世家数世联姻，两家书学得以汇流合璧。颜真卿的父亲、伯父少孤，养育于当时“以能书为天下宗”的舅父殷仲容家，蒙教笔法。颜真卿从小也由母亲殷夫人亲自训导，摄取了殷家书法的营养。颜真卿秉承家学，年轻时便书法有成。而他并无门户之见，虚心向名师学习。他向草书大家张旭学习的恭敬态度就非常令人钦佩。
颜真卿十分推崇张旭，那时，张旭已是一位声蜚海内的“草圣”，又精于楷书，颜真卿对他早已倾慕多时。天宝二年（743年），颜真卿毅然辞去了醴泉尉，到洛阳拜访张旭。张旭见他学书的决心如此之大，又有培养前途，便欣然收他为徒。但是这次拜师，颜真卿并没有得到张旭口授要诀，只是听其他师兄弟讲到老师的用笔要诀极为神妙，但从不示人，颜真卿不由感到困惑。不过颜真卿是一个意志坚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他深知，在他的书法还没有达到一定境界的情况下，老师是不会轻易地将用笔要诀传授给他的，他目前的书法水平肯定同老师的要求有距离。于是，他更为勤奋地学习书法，刻苦钻研。偶尔，他看到前来问张旭用笔要诀的人很多，老师只是笑而不答，随后便乘兴写上三五张草书，颜真卿在一旁暗暗琢磨，领会老师每一个细小的动作。辞别张旭后，颜真卿把他所看到的用笔反复进行练习，潜心体会，不觉时逾三年。颜真卿自以为虽长进不少，但仍难以达到一定的境界，遂于天宝五年（746年）又辞去了长安尉，再次拜访张旭于洛阳裴儆宅。颜真卿曾问裴儆：“你在老师那儿学习，有什么所得？”裴儆答道：“只是得到了老师的几体手迹而已。我曾经请教过笔法，老师说只要加倍地勤学苦练，你自然会悟到笔法的。”颜真卿在裴儆宅停留了一个多月，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便向张旭请求道：“蒙老师的教诲，我日夜苦练，沉溺于翰墨之中，虽还写得流畅，但总觉得意思浮浅。如能得到老师的笔法要诀，以此达到妙境，弟子就感恩不尽了。”张旭一声不响，生气地站起身便走，颜真卿跟在他后面，一同来到东林院的小堂中，张旭踞坐于床上，叫颜真卿在小榻上就坐。张旭说：“笔法是很玄奥微妙的，不是高人，岂能共谈其中妙处？若想求得书法有一定的境界，只有钻研楷书和草书。”说罢，张旭问以钟繇的笔法十二意，颜真卿一一作答，张旭听了颇为满意，并鼓励颜真卿只要工苦精勤，便能达到更高境界。但颜真卿对此并不满足，进一步向张旭请教道：“敢问老师，通过什么方法研习，才能与古代大书法家并驾齐驱？”张旭答道：“妙在执笔法。执笔要圆而畅，不可拘谨。其次是深会笔法，就是我口传手授的诀窍，不要没有法度。再次在于布置，不慢不越，既巧又合宜。其四纸和笔要精良。其五要任情骋怀，变化多端，纵横牵掣，但不失规矩。先达到这五点，然后才能与古人抗衡。”颜真卿又问：“敢问老师什么是以神用笔的道理？”张旭说：“我所传授的笔法，来自于我的舅舅张彦远。他说：‘我以前学书，虽功力很深，但笔迹不能尽其妙。’后来请教了褚遂良，他对我说：‘用笔当须如印印泥。’想来想去，却无法领悟其中的奥妙。后来，我在江滩上，看见沙平地静，顿有欲书的念头。于是用利锋在沙上书写，其劲险之状，明利而媚好。从此之后，便悟到了用笔要像锥画沙，使笔锋含而不露，笔画才显得沉着有力。一笔一画，都能力透纸背，这是功力的极致。楷书和草书的用笔，都要像锥画沙、印印泥那样，点画才能明净美好，那么书法就达到了顶点了。如此，所写的东西自然长久流传，并能同古人媲美了。你要认真思考其中的道理，更要弄清它们的功用。一点一画都不能妄动。”这一次传授对颜真卿影响极深，他深刻地认识到：笔法果然重要，但笔墨纸的功用和勤学苦练更为重要。他诚挚地师事张旭，深得其教诲。他特别注意学习张旭的用笔之法、神用执笔之理，以及“得齐于古人”的攻书之妙。这对于颜书的成型是极其重要的。颜真卿从一代宗师褚遂良处继承发展而来。前人有颜出于褚之说。米芾《跋颜书》中说：“颜真卿学褚遂良。”论者或谓从《麻姑山仙坛记》《靖居寺题名》《宋广平碑》等笔画较瘦的作品中，更易发现与褚遂良的用笔、结体的清瘦、圆润相沟通。《千福寺多宝塔》的用笔起落顿按分明，横线稍细而呈弧势，竖画较粗而取直，笔势稍内捩等特征，就是受唐代诸家影响的结果。
（三）既从文人书法家得益，又向民间汲取营养
唐太宗李世民对书法非常重视，不但书写过《温泉铭》《晋祠铭》等，还亲自撰写了《王羲之传》，并下诏搜求王羲之遗墨，精拓王羲之摹本，碑刻《怀仁集王圣教序》《集王兴福寺残碑》。在当时那种文化传播渠道尚不畅通的年代，这种做法就足以给学书者带来极大的方便。而颜真卿相距唐初不过百余年，又处在书法鼎盛时期，是完全具备学王书条件的，颜研习过王书已成为了历史定论。宋代苏轼说：“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颜真卿向文人士大夫书法家学习，从他们那里获益，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而他的书法能独树一帜，从民间书法中吸取营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早年就读于长安福山寺，34岁时任醴泉尉，40岁时充河西陇右军试复屯交兵使。这些都给他创造了和下层文化人及写经生等接触的机会。在44岁那一年，颜真卿写就《多宝塔感应碑》，除受初唐诸家影响外，从笔法到结体都明显受到了隋唐某些民间书家的影响。60岁后颜体风格业已形成，63岁时写的大字《麻姑仙坛记》，用笔横竖归一，起笔不作明显顿按隆起，体势则以相向之形代替了相背之态，字间的空间摆布力求匀称，形成了质朴、敦厚、体势雄放的独特风格。从民间书艺中广采博取。从颜真卿早期的书法作品中，如《多宝塔碑》等可以看到其与民间书风的密切联系。颜书的雄厚凝重从北齐隋碑版中显现出来。颜真卿书的主要精神渊源于北齐以来的《泰山金刚经》《文殊般若经》《隽敬碑阴》《曹植庙碑》等。这又和颜的世族有关，颜氏是齐鲁旧族，接连几代研究古文字学与书法，颜字与保留汉隶的北齐、隋碑有密切关系。
（四）既学楷书、行书，也学其他各种书体
颜真卿虽以楷书、行书著称于世，然而他对隶、篆、八分及其他书体也研习颇深。前文已经提到，颜真卿的曾祖颜勤礼工于篆籀，他的兄弟辈中，颜曜卿工诗善草隶；颜旭卿善草书；颜允南善草隶。颜真卿虽未述及自己的情况，但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不留心各种书体。他向张旭学草书，前文已及，他的楷书加强腕力作用，强调中锋行笔，参以了篆籀笔意，这就足见颜真卿不但研习篆籀，而且将自己的心得活学活用于楷书之中。同时他在隶书上也下过工夫，《东方朔画赞碑》“有汉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几个大字即颜真卿用隶法写成，确实身手不凡。59岁时还书八分“祖关”二大字于静居寺。颜真卿书法，可见广纳深收，以成其高，博采众长，以成其广，在其终身不渝的研习、追求过程中，颜真卿的书法艺术终于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