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盘庚迁都原因的几种牵强说法
商汤灭夏之后，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附近），建立起一个较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商朝。商代都城屡迁，在历史上极为有名，“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关于前八迁，是指自契至于成汤的八迁；关于后五迁，即自汤至于盘庚的五迁，《书序》《史记·殷本纪》《古本竹书纪年》中均有记载。五迁就是：一、仲丁迁嚣；二、河亶甲迁相；三、祖乙迁刑；四、南庚迁奄；五、盘庚迁殷。为什么商人会经常迁都呢？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少看法。如去奢行俭说，认为盘庚迁都是迫使贵族离开他们苦心经营的旧居，由奢返俭，改善平民的处境，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矛盾；水患说，认为水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生态环境破坏，而殷地则条件优越；游牧说，认为迁都是游牧生活的必然；游农说，认为当时商人处于渔猎向农业经济过渡阶段，需要经常改换耕地。
盘庚为何要将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古今学者始终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水灾”说试图从自然灾祸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但它举不出一条过硬的材料来证明水灾逼迫商人迁都。相反，从汤至中丁，传六代十一王，难道这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闹过水灾吗？而且从武丁到纣的卜辞多次记载洹水泛滥为害殷都，但殷人并未因此迁都。为何盘庚之后的水灾不能逼人迁都，而盘庚之前的水灾却能逼人迁都呢？另外，商朝的几个都城全在黄河两岸，尤其是中丁由亳迁嚣和盘庚由奄迁殷，越迁越向河滨，这种现象用“水灾”说是无法解释的。
“游牧”“游农”说试图从社会生产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游牧”说认为，商人在盘庚迁殷之前还是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有农业的雏形，由游牧经济转入农业经济，因此有了定居倾向。但商代卜辞和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商代前期，农业已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所以，此说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游农”说认为，商代的农业是原始的。其原始性表现为生产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商人采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来代替笨拙的生产工具开辟原野，把林莽烧平后，在灰土上播种。他们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尽，便需改换耕地，不得不经常迁徙。“游农”经济是商人都城屡迁的原因所在。但考古资料证明，郑州和小屯两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镰和石斧都很近似。这两地正好一个代表商代前期，一个代表商代晚期。商代农业生产已使用少量青铜器。目前出土的几件青铜农具，商代前后期的数量也大体相当。这说明商代前后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同样是“笨拙”的。至于耕作方法，商人已懂得施肥，《氾胜之书》说：“汤有旱灾，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甲骨文“尿”字即粪便之“屎”字。卜辞中有大量“尿田”的记载，商代初期已知“粪种”，当是可能的。“游农”说的论据经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灾”说一样，无法解释中丁之前和盘庚之后，商都稳定的史实。所以，“游农”说也难以令人相信。“去奢行俭”说和“王位纷争”说试图从社会政治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此说多少有点合理成分。
（二）王室斗争——九世之乱
成汤建国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连续几代的内乱，王位传到了盘庚手里。这时候的商朝，政治腐败，王室内部斗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加上天灾频繁，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商代中期王位纷争造成的政治动乱是盘庚迁都的客观原因。到了商朝第十一个王仲丁以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连续发生了数次争夺王位的斗争，政局动荡不安，对外控制也逐渐削弱。原来臣服于商的方国，纷纷脱离了商，商王朝开始衰弱。前后不过一百五十年，相继四次迁都，从亳开始最后到奄（今山东曲阜），商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小。成汤时期的国家权力已经初步确立，奴隶制的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但是，成汤死后，却发生了“伊尹放之（太甲）于桐”（《孟子·万章下》）的王室内部斗争。
商朝建立后，其君位的继承制度有一个明显的弊病：虽说商王的王位继承制度是以兄终弟继位为原则，但没有作绝对的规定，所以并不十分明确。实际上，商王去世后，继承者可以是先王的儿子，也可以是先王的弟弟；而继承王位的先王之弟去世后，对于立先王的儿子还是立弟弟的儿子并没有明确规定。因而每当一个商王去世，都要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来决定继位的人选。按照规定，商王太丁死后，王位应当由太丁之弟外丙继承。但是，太甲却没有遵照这个原则，而是自立为王，这自然是一种“不遵汤法”（《史记·殷本纪》）的行为。所以，庖人出身的伊尹，起身维护“汤法”。伊尹就把太甲赶下台，并放逐到商汤的墓地桐宫（今天河南偃师市）。太甲被放逐期间，由伊尹代管国家大事。太甲被放逐到祖父墓地，每天看着商汤的坟墓，虽然是开国君主，坟墓却很简单。守墓人听说太甲因为不守祖训被流放到这，就每天给他讲商汤创业的故事，教育太甲要像祖父一样。太甲深受感动，以祖父商汤为镜，反省自己的行为，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先在桐宫附近蓄势。三年过去，伊尹通过太甲在桐宫的所作所为，确信太甲已经可以担当起君主的责任了，就亲自带领文武大臣接回太甲，把政权交给他。太甲重新复位，并且获得了“太宗”圣君的称号。由此可见，商王国建立伊始，王室内部的斗争就非常尖锐和剧烈。仲丁以后，《史记·殷本纪》载，在仲丁、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以至阳甲之间，王位继承权问题一直困扰商朝，形成了“九世乱”。
按照商代继承制度，仲丁为大戊长子，其子祖乙本无继承权，王位应当传给河亶甲子，但是仲丁之子祖乙却用非法手段夺去了河亶甲子的合法继承权。特别是祖辛、祖丁、阳甲三代，王位争夺尤为剧烈。按照当时的继承制度，祖辛传位于弟沃甲后，再传下一代时，王位本应由沃甲子南庚继位，但却被祖辛之子祖丁夺去了。祖丁死后，沃甲于南庚又重新夺回王权。南庚夺回王权后，按理祖丁家系本应永远失去了王位的继承权，但其于阳甲又再次夺得了王权。由于当时王位不能按照规定继承，因而也就造成了王室内乱，削弱了商王国的统治力量，出现了“隋侯莫朝”的政治局面。有的商王为了避开内部派系的斗争，只有采取迁都的办法，把亲自己一派的势力迁往新都，以求得安宁和发展。根据《史记·殷本纪》：“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的记载，注意到从仲丁至阳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几世”即指“几王”，这“九世之乱”与商都屡迁，在时间上如此若合符契，决非偶然巧合，它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客观原因。这个推断，可以在《尚书·盘庚》里找到证据。盘庚追述先王迁都原因时说：“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很明显，“大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就是指以王位纷争为中心的“九世之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上的动乱和纷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灾祸，先王并不死守他们手造的基业，情愿为人民的利益而迁徙。
王位纷争所引起的社会动乱，为什么必须用迁都的办法来解决呢？因为“九世之乱”的直接后果是商王权威削弱和贵族势力膨胀。贵族势力膨胀，表现在经济上，是聚敛财富；表现在政治上，是弑君篡位。斗争的双方，为了赢得胜利，必须借助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人和则要靠主观努力去争取。唯独地利，谁占有它，地势上的优势就属于谁。很明显，既然贵族的势力能够膨胀起来，并足以威胁王权，那么，贵族一定占有地利。殷商时期虽然已进入青铜时代，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很低。在当时那种社会发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通过迁都来改变贵族地利的优势，从而削减贵族的实力，是商王的战略措施。这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主观原因。盘庚迁殷几乎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民咨胥怨”，但主要阻力不是来自平民，更不是来自奴隶，而是来自贵族。贵族用言论来煽动民心，而盘庚则高举“天命”和“先王”两面大旗，声称为人民打算，借以争取民心。在当时，“天命”和“先王”无疑是有威信的，于是盘庚得以成功迁殷。将迁之时，盘庚发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就是说，有奸诈邪恶，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种人遗留在新邑繁衍下去。可见，盘庚企图通过迁都打击贵族。即使在迁都之后，盘庚仍重申：无论与商王血缘关系远近，只要犯罪就处死，只要立功便封赏；并宣称自己有权“制乃短长之命”。这说明盘庚通过迁都镇压了异己，商王权威上升了。“九世之乱”的教训是深刻的，为了避免历史重演，王位继承制发生了变化。商王继统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祖丁以兄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纣传嫡长子。盘庚处于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转变阶段。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减少了王位纷争，王室内部逐渐稳定下来，所以迁殷后273年没有再迁都城。“王位纷争”说对商代前期都城屡迁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这也是盘庚迁都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盘庚即位后之所以极力主张迁都，主要是为了解决由王位争夺而引发的王室内部的纠纷。
（三）经济原因
盘庚在迁都前后的演讲中，纵使没有明确说出迁都的原因，也多多少少将其原因透露一二。史书《盘庚》中有这样的记载：“水泉沉溺，故荡析离居……罔有定极。”或有这样的描述：“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水灾可能是迁都的一个原因，但水灾仅仅是促动迁徙的一个客观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好货”“贝玉”“货宝”与“生生”“作劳”“服田”之间的冲突。“好货”“贝玉”“货宝”指代的并非“民众奢侈”的生活习俗，而是指重商轻农的社会趋势。众所周知，在殷商时代，贝是最常使用的货币。可见，盘庚迁殷旨在“轻商重农”而非“去奢行俭”。由于频有水患，旧都奄已不利于农业生产，而其靠海临江，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当时的民众从事商业活动的条件比较优越，而商业的拓展势必会造成血缘统治的松动。面对“重商轻农”引发的血缘统治危机，盘庚不顾卜问的凶兆、臣民的反对，毅然迁都，将整个血缘部落带到殷——一个新垦地、一个更容易发展农业的地方，推行“重农轻商”的政策。他对贵族说“不肩好货，敢恭生生”是其施政纲领，而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殷人十分重视农业，卜辞中有大量关于耕作的记载以及关于年成的卜问。盘庚迁殷后进行了一系列重农轻商的改革，于是一个新的富裕但无权的阶层无法产生，也就无法去冲击建立在与王的血缘亲疏基础上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以此标准来形成的血缘政治，因此殷商的血缘统治非常稳定地保持着、发展着。
（四）社会原因
社会因素上，盘庚迁都与当时社会上的婚姻状态有密切关系，与对偶氏族的关系难以维系是盘庚被迫率部迁移的重要因素。至于盘庚怎样实现本族的永久性定居，他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这其中既包含了他的使命感，也提及了他为实现永久性定居所采取的有效策略。这个策略就是“绥四方”，绥字在甲骨文中为“以手抚女”的意思，当时特指盘庚治下之商所奉行的同时与多个异姓氏族广结姻缘的做法。实施“绥四方”策略的内在前提是对偶氏族的解体。父系氏族这一条件，能够保证禁止本氏族出生的男女间的婚配。通婚氏族也不必固定，对偶氏族便自然解体了。此外，实施“绥四方”策略还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如人口的激增使各族体分裂速度加快。商属氏族可以潜在通婚的人口资源变得充足，如邻近的异姓氏族也渐次实行父系氏族制度。女性当然成了异姓氏族间通婚的交换对象。正因为“绥四方”所要求的条件在盘庚时期都具备了，所以盘庚实现了商在殷的永久性定居，以及由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始终与其大规模进行的商属氏族频繁迁移相伴。到了盘庚时期，父系氏族制度在商部族内部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使氏族制度得以全面实施。商属氏族配偶的来源多样化，使其在婚姻方面对单个异姓氏族的依赖性大为减弱，再也不必通过迁移的办法解决氏族生存繁衍的问题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盘庚才能率部在殷永久地定居下来。
（五）新都的选择
盘庚定都于殷，不再迁徙，也反映出这时候农业的重要性己经超过了畜牧业，人们有了定居下来的需要。盘庚决定迁殷，是经历了一番斗争的。太甲之后，商朝历代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过着腐化的生活。他们寄生在国人和奴隶身上。残酷地剥削人民和奴隶，任何事情都驱使奴隶去做。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奴隶们不堪忍受折磨，大批逃亡。在统治者之间，对王位的争夺也十分激烈，有的人说应当父死子继，有的人说应当兄终弟及，叔侄之间、兄弟之间，为争夺王位，常常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为私利把国家搞得混乱不堪。商朝被阶级矛盾和奴隶主内部的矛盾削弱，国力日渐衰弱，有些小国和少数民族也趁机起来反叛，再加上水涝、干旱等等自然灾害，内外交困使得商朝这个奴隶制国家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正是在这个时候，阳甲——商朝的第十八个王死了，阳甲的弟弟盘庚即位。盘庚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他将这种情况看在眼里，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为了挽救衰亡的商朝。盘庚决定把都城迁到殷，他认为有如下好处：一、殷地的土地比较肥沃，自然环境和现在的都城奄比起来，无论是建设都城还是发展农业生产，都要更好一些；第二，自太甲以来，商朝历代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过着腐化的生活，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迁都以后，王室、贵族将会受到抑制，这样阶级矛盾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第三，迁都可以避开那些叛乱势力的攻击，都城会比较安全，外部的威胁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定很多。
还有学者从社会结构发展变化角度来解释盘庚迁都，认为商代存在一个政治上的方国联盟，迁都实际上是方国联盟政治中心的转移，这一方面有利于联盟对付敌对势力的骚乱，另一方面可以调整方国之间的关系，巩固并发展方国联盟。从总体上来看，这几种因素都影响到了盘庚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