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作为金雯青出使的第一站，在书中最受青睐。叙事人始终跟随着主线人物的行动展开叙述，排除了一切道听途说的可能性，因此德国故事有着其他二国无法比拟的直接性与可靠性。第十二回以补叙形式记彩云在德国贵族圈如鱼得水，继而初遇瓦德西，觐见德国女皇，进退往还的间隙，亦不忘借她之眼描摹德都柏林城中缔尔园的旖旎瑰丽及德国皇宫的宏阔雄伟。
曾朴一生虽从未踏足异国土地，但上引其对柏林景观的描写，却并不是纯粹的凌空蹈虚。随着19世纪末幻灯机与电影放映机的传入，原本由书籍或杂志的插图所垄断的西方图象迅速地被活动的西方影象所取代。1909年2月5日《大公报》记载了电影短片对中国观众的影响：“第一是开眼界，可以当做游历，看看欧美各国的风土人情，即如那名山胜水、出奇的工程、著名的古迹、冷带热带、各种景致、各种情形，至于那开矿的、耕田的、做工的、卖艺的、赛马的、斗力的，种种事情，真如同身历其境，亲眼得见一样”。毕生研治西学的曾朴在20世纪初一定曾看过这些充满魅惑力的西方影象。然而细读这些“征实”的描摹，我们却发现里面大半是些诗词文赋中屡见不鲜的套语的堆砌，看似活色生香，实则空洞无物。
景物描写技巧贫乏远非其一人之欠缺，而可谓晚清小说家的通病。胡适对此即颇有微词：“一到了写景的地方，骈文诗词里的许多成语便自然涌上来，挤上来，摆脱也摆脱不开，赶也赶不去。”虽拥有其先辈无法比拟的开阔视野，但晚清小说家们的创作本意在评议政事，或传递新知，而且渊源久远的诗词传统也严重束缚了他们的创造力，放在摹情状物时，他们乐于因循旧规而不事创新。
（四）小说文本的异域书写
赛金花在晚清可谓名噪一时。而曾朴作《孽海花》，借赛金花与洪钧的风流传奇敷陈晚清1870年以来近三十年的历史，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畅销书，无疑更成就了赛金花的传奇。很显然，如果没有随夫出使欧洲并结交德国元帅瓦德西将军、德国皇后等经历，赛氏至多不过演绎了另一出《海上花列传》。然而，小说中关于这一段海外经历的描写，体现了晚清文人对异域空间的想象，并通过建构“他者”来反观自身的交错互动，促使我们进一步追问其建构想象的方式和历史语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孽海花》具有范式的作用。
1.异域的想象性呈现
《孽海花》初稿作于1904年，书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金雯青出任驻俄、德、荷兰和奥地利特使，携傅彩云出使欧洲的行程和见闻，描述欧洲的社会生活及主人公与当地人的交往。文本的叙事空间跨越了亚洲和欧洲，对日本、德国及俄国给予了想象性呈现。
这次行程的起点是上海。书叙金雯青一行，乘上了萨克森公司的船。德国是出使的第一站，作者着墨最多。叙述者始终追随着主人公的活动行程，因而对德国的政治，贵族的衣着、肖像、社交活动，柏林的街道、建筑、室内陈设等有许多正面描写。第十二回以补叙形式记述了傅彩云在德国如鱼得水，出入贵族庭园，初遇瓦德西，秘会德国皇后维多利亚第二，觐见德国皇帝飞蝶丽。借着彩云的进退往还，柏林的城市风貌得以一一展现。
彩云刚跨下地，忽觉眼前一片光明，耀耀烁烁，眼睛也睁不开。好容易定眼一认，原来一辆朱轮绣憾的百宝宫车，端端正正的停在一座十色五光的玻璃宫台阶之下。那宫却是轮奂巍峨，矗云干汉。宫外浩荡荡，一片香泥细草的广场，遍围着郁郁苍苍的树木，点缀着几处名家雕石像，放射出万条异彩的喷水池。
无论从物质材料还是空间修辞来说，这种景观都与清王朝一般的都市如此不同。作者有意识地在叙事空间中融入一种欧洲意识，刻意描写那些当时在一般中国人经验常识系统之外的事物和陈设，试图进行一种跨越既成经验的想象。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隐约在读者眼前展开，并激发了读者更为肆意的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对异国风情大肆渲染、津津乐道，而是将其自然地融入情节发展之中，种种关于异域的书写借由彩云等人的活动得以呈现。作者改变传统小说的情节动力，放慢叙事速度，把重点放在人物的刻画上。第十一回正叙彩云等候觐见德皇，叙述者却猛然把读者的目光拉回京里，“暂时把他们搁一搁，叙述京里一班王公大人，提倡学界的历史了”。第十二回通过苯如在国内读雯青的来信，以倒叙的方式叙写彩云在德国的社交活动，她与德国皇后的交往及合影的来历。
接着，故事的场景转到俄国：“雯青就带了彩云及参赞翻译等，登火车赴俄。其时天气寒冽，风雪载途，在德界内，尚常见崇楼杰阁，沃野森林，可以赏眺赏眺。到次日，一入俄界，则遍地沙漠，雪厚尺余，如在冰天雪窖中矣。”雯青在圣彼得堡“没事时，便领着次芳等，游游蜡人馆，逛逛万生院，坐瓦泥江冰床，赏阿尔亚园之亭榭，入巴立帅场观剧，看萄蕾塔跳舞；略识兵操，偶来机厂，足备日记材料罢了”。如果说城市建筑、文化与生活设施、语言、着装及饮食，这些都是极浅表的西方文化，那么，作者对于无政府主义、对俄国虚无党人的想象性呈现，对中国政治的批评则堪称石破天惊。“小说正面渲染中国官场的蝇营狗苟、卑琐龌龊，侧面描写虚无党人的光明磊落、甘死如饴，从而使小说形成相互对比、相互映照的两个世界”。
2.想象的建构
有意思的是，晚清小说家多数和《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一样，一生从未踏上过异国的土地。晚清小说的异域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叙事，它表达的是作家个人的中国都市生活经验及其对西方世界的间接认知，这促使我们关注孕育和催生这一想象的城市空间。此类书写或许无助于我们了解当时西方社会的真实情形，然而，追问其构建想象的方式及历史语境，对于我们反观自身则大有深意，为我们考察转型中的晚清社会生活形态、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提供了具有可读性的文本。
近代上海是西方人聚集最多的城市。可以说，近代上海是一个具有显著的跨文化特征的超大城市空间。无论是建筑，还是文化，上海都呈现出了一种奇异的世界主义的城市景观。因此，借镜上海无疑是晚清小说家建构异域想象的最重要途径。《孽海花》中的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上海城市景观的成功改写。在《孽海花》写作的年代，西洋建筑比比皆是。如有恒洋行设计的味莼园（张园）、总巡捕房，同和洋行设计的老汇丰洋行、有利银行，德和洋行设计的法租界公董局、工部局市政厅，盛宣怀的欧洲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私人花园别墅等，它们采用的进口建筑材料、外籍建筑师、原主人的外籍身份，以及整体空间的设计，无不显示出其正宗的欧洲源头。
外国文学的大量输入与译介，也是晚清小说家想象异域的重要媒介。以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作者为例，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洋文学的影响。曾朴本人通法文，又受到陈季同的指引，熟谙法国文学。李伯元则有跟随西方传教士学习英文的经历。吴趼人的好友周桂笙是晚清最有影响的翻译家之一。刘鹗则“于光绪乙巳年（1905年）就已在研读林琴南所译《迦因小传》，但从《老残游记》十八回‘铁先生风霜访大案，情节之中，就已提到英国侦探小说主角福尔摩斯”。可见，刘鹗接触西洋小说还要更早一点。
3.背离与依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现象是，上海这个以跨文化特征著称的城市，却孕育出了与清王朝和帝国主义势力相对立的新兴势力，成为新的政治批评意识的摇篮，由清王朝的都市内景转变为政治前沿，由半殖民地转变为朝向帝国主义霸权的锋刃。如果说维新运动的政治中心在北京，那么其作为启蒙思想运动的中心却是在上海。晚清知识分子置身于遍布着经过移植和复制的西方建筑中，置身于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空间和华洋杂处的社会环境里，生发了想象异域的冲动和对西方文明的渴望，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背离传统的倾向。
通过阅读《孽海花》，我们恰恰见证了身处上海及其他异国风盛行的中国都市中的大批晚清士人的离心化过程。小说不仅通过虚拟的欧洲景观，以想象的方式逾越了地理和民族国家界限，而且在虚拟的异国空间里，多重文化体系与文化判断标准之间相互对抗、彼此影响，激发了个人和群体的离心倾向，不由自主地要疏离、挣脱传统观念、思想、制度的束缚。
由于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曾朴想象异域的方式具有其独特之处。《罗马史演义》《十九世纪演义》《泰西历史演义》《苏格兰独立记》等小说虽演述西方历史，然而基本不脱中国传统历史演义小说或者晚清政治小说范畴，以宏大的历史叙事为特征，叙述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而且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历史观念和政治主张，因此缺乏细腻的场景和人物描写。《孽海花》则不同，“在根本的‘历史小说’意识上突破了中国传统历史小说或史传文学的窠臼，体现出明显的现代色彩”。
我们注意到，当曾朴采撷西方典范，写作他理解中的历史小说时，他的想象其实仍不脱他所指责的中国叙事模式。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经批评说：“曾朴把小说人物的个人故事与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这一做法很能说明机械拼合不同性质的材料最后会如何归于失败。”虽然我们很难同意把《孽海花》列为失败之作，然而由于西方叙事技巧和作者海外生活经验的缺失，使其异国书写最终沦为异国景观中的本土书写。书中关于缔尔园、德国皇宫、街道等城市空间的描述，看似活色生香，实则空洞无物。作为柏林标志性建筑之一的缔尔园，书中写道：
原来这座花园，古呢普提坊要算柏林市中第一个名胜之区，周围三四里，门前有一个新立的石柱，高三丈，周十围，顶立飞仙，金身金翅，是法、奥、丹三国战争时获得大炮铸成，号为“得胜铭”。园中马路，四通八达。崇楼杰阁，曲廊洞房，锦簇花团，云谲波诡，琪花瑶草，四时常开，珈馆酒楼，到处可坐。每日里钿车如水，裙屐如云，热闹异常。园中有座三层楼，画栋飞云，雕盘承露，尤为全园之中心点。其最上一层有精舍四五，无不金钰衔壁，明月缀帷，榻护绣襦，地铺锦厨，为贵绅仕女登眺之所，寻常人不能攀跻。
又如第十六回对夏雅丽的生平介绍很明显地采用了传统的史传笔法。在《孽海花》中，中国传统的叙事习惯与西方的叙事技巧相杂糅。“传统”在清末民初之交的曾朴身上，像难以摆脱的宿命如影随形，成为其异域想象的浓重底色，从而构成了小说中传统与现代错杂的奇观。然而，这未必不是作者为迎合渎者阅读习惯所做的自觉选择。
然而当小说家幻想以妥协的方式，即保留旧有的文体、叙事模式和话语系统来表达其社会理想时，却没有意识到这其中蕴涵着的巨大矛盾——形式本身也会成为桎梏，阻碍新思想的表达。其关于异域的想象，最终未能建构起关于未来家国的清晰形象。传统的力量过于强大，晚清士人对西方的接触和接受都是有限度的，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也是有节制的。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学都仍在酝酿之中，只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大潮席卷而至，中国的“现代”才真正揭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