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海花》的作者为曾朴（1872—1935年）。《孽海花》既是一部谴责小说，又是一部历史小说，同时它还兼顾政治小说的特点。小说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主线，生动地描绘了从同治至光绪三十多年间的历史文化的推移和政治社会的变迁，暴露了统治者的腐朽没落，批判了封建的科举制度，讽刺了那些达官名士，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心态；同时也热情地歌颂了冯子材、刘永福等抗战英雄和孙中山等革命人的革命活动，表达了作者反对封建专制，宣扬民族民主革命的爱国救亡思想。在具体写作中，作者采用了近代较流行的块状小说结构与传统的网状小说结构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情节，波澜起伏，曲折感人，井然有序，始终围绕主线，时放时收，东西交错，给人留下就像一朵珠花的感觉。作者又工于细节描写，词采华美，寥寥数笔，就能使人物的神态毕肖，故鲁迅称赞它“结构工巧，文采斐然”。
（一）内容简介
小说以同治中后期为背景，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光绪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历程：从中法战争到中俄领土争端；从甲午海战到台湾军民的反抗侵略；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派兴起，以至资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同时，作者更注重表现诸多政治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诚如作者自云：“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小说中的光绪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挟制，即使册立皇后，亦没有丝毫的决定权。
而此时的文人也不仅仅是把目光放在科举为官的道路上。在第二回有关雅聚园的描写之后，金雯青中状元衣锦还乡在乘轮船途经上海小住数日的时候，有洋务派著名人物冯桂芬来访，见面一番寒暄之后，即以长者口吻勉励雯青说：“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它，那才算得个经济……”随后，金雯青又应邀赴一品香会客，席间听薛淑云、王子度等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学艺”，不由暗自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哪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
小说写到第二十九回，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已是19世纪末期甲午海战之后的情状。北洋水师乃洋务运动的产物，海上一场恶战，竟不抵岛国日本，几至全军覆没。这沉痛的教训给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震动，通达之士为之猛醒，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政体不变革，单是办办洋务，终究是难以拯救衰敝的祖国。这种以变革政体为核心内容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海战之后颇为盛行。与此同时，更有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清朝政府已腐败透顶，顽固派势力在朝廷占据绝对优势，以和平的方式去变革政体，只不过是浪漫的幻想，最终难以付诸实践。
总之，循着作者的笔触，不难寻绎出三十年间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历史哲学”的意味和境界。虽然小说中不乏对清廷腐败的揭露和谴责，但是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变迁史过程中的附带而已。因此《孽海花》终究是一部“历史小说”。只有把握了它的这一本质特征，对这部小说的理解才会更加深入。
（二）小说的主题思想
首先，小说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表达了强烈的反封建主义的思想。清朝末年，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腐朽糜烂不堪，上自皇帝、皇太后，下至封建士大夫，个个腐败已极，无能透顶，它的存在只能阻碍社会历史的发展。封建社会的土崩瓦解，势在必然。鲁迅先生谈及《孽海花》的艺术成就时就指出：“并写当时达官名士，亦及淋漓。”的确，小说对“达官名士”的描绘和刻画，真可谓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他们丑恶的嘴脸和卑劣的行径，就如在眼前。达官之中，上至尚书、中堂，下至巡抚督办，虽有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不同，主战派和投降派的差别，但在本质上却是一丘之貉。
作者还对封建最高统治者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小说的第一回大胆指斥清代帝王“暴也暴到吕政、奥古士都、成吉思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炀帝、李后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小说第二十一回揭露了宫廷内部最高统治者帝后之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描写了慈禧太后的奢侈荒淫、专横暴虐。在海军覆没、陆军节节败退时，慈禧不得已一度暂停了“万寿点景”，但一听说日本开出条件，便迫不及待地完全按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派李鸿章“带着割地赔款的权柄”到日本屈膝求和。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定，她马上又大搞起祝寿活动来。小说的有关描写与对慈禧专权祸国罪行的谴责，反映了人民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愤怒情绪。
其次，小说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表达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小说控诉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述说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小说第一回是“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三十年影事托写自由花”。记叙了“约莫19世纪中段，那奴乐岛忽然四周起了怪风大潮，那时这岛根岌岌摇动，要被海如卷去的样子”。作者以奴乐岛隐喻中国，把帝国主义列强比作一阵“怪风大潮”，怪风大潮正向奴乐岛迎面扑来，象征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再次，小说赞扬民主革命，表达了进步的民主革命思想。小说第一回说：“天眼愁胡，人心思汉。自由花神，付东风拘管。”在第四回又介绍了反清的秘密会社，标举民族主义，这些都暗示了其种族革命的主张。书中还以歌颂的态度描述了孙中山、陈千秋、史坚如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活动。陈千秋在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云仁甫、王子度的辩论中，批判了“缓进主义”，认为“唯有以霹雳手段，警醒两百年迷梦，扫除数千万腥檀，建瓦一呼，百结都解”。小说通过革命党人杨云衢的演讲，提出要扑灭“专制政府”，“组织我黄帝子孙的共和政府”。小说把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作为正面人物加以歌颂，特别是革命党人的领袖孙中山，作者更是充满激情，无比崇敬。
第四，作者主张寻求国家富强之路，体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小说通过文中人物之口，发表了要探索救国、富国的方法和主张。小说第三回通过冯桂芬之口，认为“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的时代，从前多少辞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世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他认为当今的人才应该是“周知四国，通达时务”的人。
（三）小说文本的叙事解读
曾朴《孽海花》聚焦的年代，是“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地进行”。故他选择“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的廓大”。《孽海花》一书所欲展现的乃“五洲万国交通时代”的宏阔画卷，因此当时与中国有关联的国家书中几乎都有提及，除去士大夫政论时述中的陈腔滥调，拥有相对完整的想象性时空的就只剩下德国、俄国与日本。
对德、俄两国的记叙是由主人公金雯青的出使路线串联起来的，日本故事则迟至第二十几回才浮现。就篇幅而言，与德、俄两国相关的记叙明显多于日本。第二十六回记金雯青死后，唐卿送其家眷归南，叙述者于该回中间按下主线改说唐卿在朝廷中与闻韵高的对话，进一步引出皇帝与宝妃的冗长逸闻，接着又回到唐、闻二人论及威毅伯议和遇刺事，这才于第二十八回让叙述者出面，强行扭转话头，“去叙一件很遥远海边山岛里田庄人家的事情”。
尽管在许多细节地方略有革新，但《孽海花》的整体叙事模式仍无法跳脱出传统小说由全知全能叙事人一统天下的局面。因此我们看到，许多与情节发展关联不大且具有相当独立性的逸事传闻，在书中必须依靠叙事人强行介入，才有可能被整合成为全书的一部分。比照三国故事在文本语境中被提及的方式就不难看出，离情节主线相隔最远的日本故事，也拥有最为突兀的引发方式。第九回叙雯青与彩云起程赴德，途遇船主质克、夏雅丽等人，叙述者完全没有直接现身的必要，使一路顺风顺水地转变了时空，大家困卧了数日，无事可说。直到七月十三日，船到热瓦，雯青谢了船主，换了火车，走了五日，始抵德国柏林都城。
俄国故事与日本故事表面上都是完整的逸闻，但前者的主人翁夏雅丽在故事展开之前已多有提及，她行刺俄皇之事也在几个主要人物口中反复传递，这些都有助于调动读者的兴味，强化俄国故事本身与主情节的关联。接着，叙事者选择在瓦德西与毕叶两人去裁判所看审的途中插入夏雅丽本事的叙述：“不说二人去裁判所看审，如今要把夏雅丽的根源细表一表。”这里叙事者的介入程度显然已大于德国故事，但由于前文的铺垫与故事本身的应和关系，使读者不会有突兀之感。本故事同样是叙述一个刺客的生平际遇，但对此行刺威毅伯的日本浪人，前文完全不曾述及，直到第二十七回的最末数行，这个即将占用整个二十八回的异国人才横空出世。
德、俄、日三国故事中，对德国故事的叙述无疑最为可靠，因为它从来没有脱离主线人物的视角；夏雅丽的传奇经历虽然明显属于不可靠叙述的范畴，但这种不可靠性却会随着叙事的展开而消解于无形。第十六回以夏雅丽生平的详细介绍作为传奇的开端：“原来夏雅丽姓游爱珊，俄国闵司克州人，世界有名虚无党女杰海富孟的异母妹。父名司爱生，本犹太种人，移居圣彼得堡，为人鄙吝顽固。发妻欧氏，生海富孟早死，续娶斐氏，生夏雅丽……”
如果说俄国故事是作者用“史传”框架包装出来的“传奇”的话，那日本政事就是彻头彻尾的“传奇”。首先，叙事者以“遥远海边山岛里田庄人家的事情”这些含混无比的方位指示词开篇，本身就旨在唤起读者阅读虚构政事的期待视野，暗示大家应把注意力放在主角兄弟二人的疯狂本性和沉溺于酒色赌技的丑行劣迹之上。故事讲完，叙事者亦没有例行公事般地交代消息来源，或暗示其间的关联，这都使之成为全书关于异国人想象的记述中最缺乏真实依托的部分。其次，故事的前半部分叙弟弟清之介在粗蠢妓女花子的诱惑下失身后顿起杀念，但经激烈的内心争斗，终于在日本武士道理念的支撑下醒觉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