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以战国时秦人通用的大篆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笔画简省的蝌蚪文的优点，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整齐、笔画简略的新文字，史称“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此外，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在坐牢的十年时间里，他对当时字体演变中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了总结。此举受到秦始皇的赏识，遂将他释放，还提升为御史，命其“定书”，制定出一种新字体，这便是“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我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统一度量衡。战国时期由于各个诸侯割据，导致了各国的度、量、衡的大小、长短、轻重都不一样。秦始皇则于公元前221年，下令以商鞅制定的秦制为标准，“一法度量石丈尺”，公布于天下施行，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秦廷还在原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加刻诏书铭文，或另行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到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在田制上，秦王朝规定六尺（合今230厘米）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这一亩制以后沿用千年而不变。战国时期，各国车辆形制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定车宽以六尺为制，一车可通行全国。
第三，统一货币。战国时期各国的货币形制、大小轻重和计量单位都不相同。有布币、刀币和圆钱。为了有利于统一后的商品交换、经济交流和国家发展，秦始皇废除了原来六国的刀、布、贝等货币体系，以“秦半两”圆钱为法定货币，通行全国。《史记·平准书》记载：“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三）等：黄金以镒（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中国古代货币在形式上第一次得到了统一。并建立了属于国家的专署机构，为了进一步掌握铸币权，建立国家铸造货币的体系和专署国家机构。从而使经济真正把握在国家手中。中国古代货币在形式上第一次得到了统一，从而使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生产力也随之提高。
第四，行同伦。“行同伦”就是端正风俗，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在这方面，秦王朝也给予相当的重视。比如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来到泰山下。这里原是齐国故地，号称“礼仪之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意谓男女之间要划清界限，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责，从而给后代树立好的榜样），予以表彰。而公元前210年在会稽刻石上留的铭文，则对当地盛行的淫泆之风，大加鞭笞，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
第五，“黔首自实田”“上农除末”。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即命令广大自耕农把占有土地的数字向政府呈报，国家以法律形式承认其土地私有，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稳定封建秩序，并为国家征收赋税提供依据。使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来。
为了发展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李斯提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他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这一建议为秦始皇所采纳，实行“上农除末（商人）”的政策，打击商人，南戍五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贾人”。为了发展农业，秦始皇先后把近百万人的“黔首”或“罪徒”，迁到边疆或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垦荒，进行农业生产。如公元前219年，迁徙黔首三万户于琅玡台，免除他们十二年的赋税。公元前214年，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人杂处；又迁徙罪犯充实蒙恬出兵平定的西北边疆，并在匈奴故地榆中、河东及阴山等地置四十四县。公元前212年，又迁徙三万家到丽邑，五万家到云阳，免除十年徭役。公元前211年，迁到北河榆中三万家。这些移民的迁入，促进了这些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四）北伐匈奴、南戍五岭
北伐匈奴修筑长城。战国时期，居住在中国北部的匈奴，已经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占有今内蒙古、宁夏一带的广大草原地区。当时，中原各诸侯国忙于征战，无暇北顾，匈奴经常袭掠与其接壤的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地，并占领了秦国北部河套地区。虽然秦始皇兼并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匈奴在北部的势力仍然是对秦政权的严重威胁。尤其是秦都咸阳，更是首当其冲，故当时民间流传着“亡秦者胡也”的说法。为解除来自北方匈奴对秦的威胁，公元前215年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将军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公元前214年春，蒙恬率主力军从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市南）北出长城攻其东；杨翁子率偏师由肖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出长城攻其西。匈奴败逃。秦遂取河南地（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及伊克昭盟地）。沿河置四十四县，移民垦守。因匈奴不断来攻，次年秋，秦始皇复命蒙恬军又北渡黄河，取高阙（今内蒙古狼山中部计兰山口），攻占阳山（今内蒙古乌加河北的狼山、阴山）、北假（今乌加河以南夹山带河地区）。匈奴不敌，向北迁徙。为巩固河南地区，秦置九原郡（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为防止匈奴南下，蒙恬奉命征发大量民工在燕、赵、秦长城基础上，修筑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的修建，对于巩固和保护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平“百越”、南戍五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以及西南一带的越人，当时被称为“百越”。他们大都处于氏族社会阶段。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前后，对“百越”地区进行了征服。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继续南进，征服了东南沿海一带的瓯越，设置了会稽郡。吞并六国后，派五十万大军，分兵五路向南岭进军，很快征服了闽越，设置闽中郡。进攻南越的秦军占领了番禺（今广州）。但进攻西瓯的秦军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又加以岭南交通不便，影响秦军的粮饷供应。为了支援军需，秦始皇下令监禄率卒开湘水、漓水间的灵渠（今广西兴安县内），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的交通，方便了军运，最后终于全部平定了“百越”，统一了岭南广大地区，并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又征发中原几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经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至此，云南、贵州（西南夷地区）以及两广、浙江、福建（百越地区）与中原连为一体，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集权，为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五）修治驰道、开运河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和管理，以及供他巡行全国各地，从公元前222年开始，秦始皇开始大举修筑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交通网，类似现代的高速公路。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东到燕（今河北、北京一带）、齐（今山东半岛及沿海一带），南至吴、楚（今长江中下游一带）。驰道实行“车同轨”，均宽五十步，顺路每三丈种植松树一棵。此后，又于公元前212年，在蒙恬北伐匈奴后，修筑了自咸阳往北，经上郡到九原的“直道”，全长一千八百里。在西南地区的四川还修筑了五尺宽的“五尺道”和穿越岭南而开的“新道”。驰道的作用有很多，一说是使交通方便，以利管理六国旧地，一说主要目的为方便北方战争前线的补给，还有一说是方便始皇出巡时能畅通无阻。除秦直道和秦栈道外，大多在秦故地、六国旧道以及在秦征伐六国时修建的道路的基础上拓建而成。著名的驰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秦栈道、西方道及秦直道。
秦始皇在扫灭六国后，为方便运送征讨岭南所需的军队和物资，命史禄开凿河渠（灵渠）以沟通长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漓江。运河最终在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5年修成。灵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自贯通后，二千多年来就一直是岭南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