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和萨满教形成于原始氏族社会，这个原始的多神信仰，因其巫师萨满而得名。萨满教以万物有灵为基础，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各种祭祀活动是萨满教的主要内容。萨满教没有成文的经典、特定的创始人、寺庙和规范的祭礼，各种宗教活动和宗教信仰以萨满为纽带代代传承。
萨满教的核心是各式各样的祭礼，祭礼是萨满教的物化形态和特殊的表意符号，折射出广大少数民族的信仰、禁忌、思维、心理和审美意识。萨满在祭礼中的跳神行为，可以消除灾祸、保佑平安、祭神驱鬼、祈求丰收。其核心内容是萨满作为神灵的使者，可以直接和神灵往来，实现着人与神之间的交流。萨满祭礼之所以能够达到神秘的物我合一境界，就是因为萨满信仰的本质是建立在人与神灵之间相互感应的基础上，借此来缓解心理紧张，和谐心理。
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形态，萨满文化是伴随着萨满教这一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而生成的。它是这一宗教的理性的思考和精神的升华。它在千百年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着萨满教的内涵，也扩大着它的外延，给它以精神动力，促使这一古老宗教在更高层次、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向前发展。
萨满文化作为非生理遗传的社会意识遗传，不仅渗透于社会组织、传统习惯、道德规范和赖以生存的活动中，也对东北各民族的思维和心理产生了极大的作用。虽然，萨满文化作为古老的原始文化，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消沉，但是作为人类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萨满文化的研究、保护与开发依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般学术界普遍看法是，萨满与萨满教最早起始于通古斯，通古斯是发源于贝加尔湖附近的一个古老的语族共同体， 后来与满洲语族合并，并称为满—通古斯语族。现在属于这个语族的包括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及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奥罗奇人、那乃人、乌底盖人、乌尔奇人、雅库特人。主要分布在亚洲东北部，南起北纬４０度，北至北冰洋，西至叶尼塞河，东迄太平洋。人口大约在一千万左右，其中的主干为现在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满族。
萨满教最初是东北亚通古斯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东北亚广袤的森林、草原是哺育它的摇篮。早在人类的童年时期，萨满已经活跃在这一地区。在阿穆尔河上游沿岸地区的纽克扎石崖上有一幅舞蹈状的萨满图像，这个萨满身着饰有流苏的神服，一手握着鼓槌，另一只手握着神鼓，在他的脸部画着三个大圆点，表示嘴和眼睛。其他一些萨满图画是构图式人物图形；头上戴着尖顶帽，手中握着空心圆状的神鼓。较为晚出的勒拿河地区的岩画艺术要比阿穆尔河流域的岩画复杂得多，其中有一幅女萨满的图像：“她身着一件华丽的长衫，没戴头饰，伸出的一只手中握着一面神鼓。”
上述西伯利亚的岩画属于公元前４０００年—公元前２０００年的作品，它真实地记载了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萨满的形象与活动，这是迄今世界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萨满文化最早的历史遗迹，也是萨满教源于东北亚的重要证据。
“萨满” 一词见诸文献，当首推１２世纪我国南宋时期徐梦莘撰写的《三朝北盟会编》，书中揭示了当时居住在我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已经广泛信奉以萨满命名的原始宗教了，“其国国人号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粘罕以下皆莫之能及”。“珊蛮”即“萨满”的同音异字，均出自女真语（满语）saman 这个词。徐梦莘把“珊蛮”这种宗教主持者视为“巫妪”，是用汉族的观念和习惯作出的释义，而“珊蛮”这个词，在通古斯—满语中并没有巫的含义，基本含义可翻译成“通达之人”“晓事之人”“智者”“贤者”等。显而易见，“珊蛮”（萨满）这个词自古以来就是东北亚通古斯人的地方语。“萨满”多出自女性，类似于中原地区的“巫妪”。萨满“通变如神”，法术超绝，在女真人的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徐梦莘较客观和真实地记述了女真人萨满的形象和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西方世界知道“萨满”这个词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事了。清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年），俄国莫斯科大公的使节艾维尔特·伊斯希兰特·伊代斯和他的同伴亚当·布兰特一起访问了中国，在他们撰写和发表的中国旅行记中第一次把满族的“萨满”介绍到全世界，从此国际上才知道了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由saman主宰的神秘世界，并把那个世界里的原始崇拜和信仰称之为samanism，于是这个词便成了至今国际上通用的专有名词，我国意译为“ 萨满教”。
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是为北方民族所撰写的第一篇传记，其中谈到了匈奴的巫及其崇拜日月、鬼神、祖宗的情况。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巫、胡巫，就是指萨满，北方民族的宗教观完全是萨满教的信仰。多神崇拜、万物有灵、求神祈福、禳灾驱邪、逐疫治病是这种信仰的核心，也是萨满教的功能。
１３世纪，萨满迈入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金帐，著名的大萨满阔阔出辅佐成吉思汗创立帝业，他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势的宗教活动者，被尊称为“帖卜·腾格里”（天使）。后因元太宗窝阔台患了重病，按照萨满的说法，应找一个人作替身，疾病方可愈解。拖雷愿为其兄当替身，于是喝了萨满施了咒语的水，随即去世了。拖雷是死于愚昧，但是，这也说明拖雷及其他王室成员是十分相信萨满教的。
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契丹人、渤海人、蒙古人所信奉的萨满教由于种种原因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世代生息于古代东北亚的土满—通古斯语族矢志如一地笃信萨满教，并将其作为民族文化的根基，深植于人民之中。
在东北亚我国境内的诸民族中，以满族历史最为悠久，如果从她的先世古代肃慎人算起的话，迄今已有几千年文字可考的历史。萨满教伴随着这个民族的成长与变迁，在漫长的岁月中所形成的萨满文化最为完整，最为典型，并且作为一股强大的萨满势力在民族意识形态中始终处于支配的地位。
１２世纪，萨满教已经活跃在女真人金国的宫闱，后来金国灭亡了，萨满教依然在民间继续发展与传播。１７世纪以后，女真人再度勃兴，萨满教以其压倒一切宗教的雄厚势力步入后金与清王朝的龙廷，被历代统治者所尊崇，此时为东北亚萨满教的鼎盛时期，满族统治者把萨满信仰作为本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予以维护与扶植。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年）清廷颁布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这是世界萨满教史上第一部经典，是对满族萨满信仰的全面总结与规范，它是举世公认的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满族萨满教的兴衰也与清王朝政治上的消长相始终。
清朝灭亡，萨满教也走到了它的尽头。辛亥革命后清廷退位，最后几位萨满也随之而去，在清宫廷被奉为神明的近三百年之久的萨满教至此以后才渐渐销声匿迹。
满族的萨满教信仰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在整个萨满教世界里是罕见的，如果说西伯利亚的岩画只提供了人类蛮荒时代东北亚萨满活动的蛛丝马迹的话，那么满族及其先世在东北亚所创造的萨满文化和业绩足以证明东北亚的萨满教才是世界萨满教之滥觞。
满族及其先世以悠久的历史和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在东北亚成为当之无愧的文明强盛的民族，其保存的萨满文化最长久、最完备，这是因为萨满教始终作为政治手段的补充形式被历代统治者所利用的缘故。也正因为如此，满族的萨满教成为该地区通古斯人的楷模，客观上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足以影响周边民族的通古斯“萨满文化圈”，并逐渐向遥远的北亚、北欧和北美扩展开去。
通古斯各民族萨满文化的相互影响及向周边民族的渗透是在顺其自然、潜移默化中进行的，表现为非以外力强加于对方的一种传播方式。
东北亚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等族认为他们同满族近乎是同族关系，在政治上承认满族的宗主地位，在思想文化上接受其影响，甚至满语成为通古斯各民族必不可少的交际工具。由此，满族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为通古斯各民族所效仿，他们所信奉的萨满教与满族的萨满信仰自然有很大的趋同性。
蒙古族和突厥语族中诸多民族历史上所信奉的萨满教深受通古斯人的影响。蒙古族“以竿悬肉祭天”的祀典是通古斯人祭高山大树祀天古俗的外延，几乎与满族立竿祭天无异。这原本是渔猎民族的信仰习俗，不知何时传入游牧民族蒙古人那里，并融进该民族萨满信仰祭礼之中。我国西北的维吾尔人与亚洲北方其他部族相同，首先信奉的原始宗教是“珊蛮教”，其教之巫者称为“珊蛮”（萨满）。他们的生殖崇拜，如在树上系布条，把树当成神梯的习俗，与满族祈求保婴而祭柳，在柳树上系子孙绳、挂布条于其上，崇拜始母“佛多妈妈”等祭祀礼仪十分相似，这是东方通古斯固有萨满文化传统渗入我国西北和北亚其他民族的鲜明例证。
通古斯各民族的“萨满文化波”也曾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扩展。史学家认为，朝鲜半岛中部以北，萨满教是民间信仰的主流，就东北亚而言，朝鲜半岛的中部就成了远东典型的北方萨满教的南界，朝鲜人称萨满为“巫堂”，是神与人之间起媒介作用的巫女，具有巫病、巫舞、宣谕神启等萨满教的基本特征，与通古斯人的萨满是一脉相承的。日本人将“神灵附体”的巫术宗教职能者称之为巫，伴有这种巫术的宗教活动称之为巫俗或巫道，日本东北地区的“市子”（巫女） 相当于通古斯人的萨满。日本学者指出：“日本列岛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日本与周围民族发生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于是大陆的巫俗特别是通古斯萨满系巫俗，经由满蒙、朝鲜半岛传至日本列岛，这是显而易见的，北极圈一带的萨满教也流传到海峡对岸的桦太（库叶岛）、北海道，并且扎下了根。”
许多国外学者在研究北方一个大民族因纽特人萨满起源问题时，考察因纽特人的种种神话传说的发生和传播途径后断定这些神话不是经欧洲，特别不是冰岛、挪威传到格陵兰岛，而是经西伯利亚越白令海峡再东渐的，从而明确指出因纽特人的萨满教和萨满崇拜仪式也是从亚洲传去的。正是这股东渐的通古斯“萨满文化波”播到因纽特人信仰的最原始层。
综上所述，萨满教发源于东北亚，并以该地区为中心，渐次向北亚、北欧、北美扩展了它的信仰和势力范围，致使萨满教成为世界性的原始宗教，在人类斑驳陆离的历史画卷中留下了令人瞩目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