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拜上帝会的创立与发展
1.太平天国运动的前夜
鸦片战争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在外忧内患中风雨飘摇、举步维艰。随着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许多主权纷纷丢失，形成了清王朝门庭洞开的局面。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加剧对中国的侵略并设立通商口岸，外国的商品滚滚而来，资本主义入侵一步步加深，中国的小农经济备受其害，濒临破产的边缘，而处于中国门户的东南沿海，情况则更加恶劣，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的清王朝，为了筹集战费和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大肆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民众苦不堪言。鸦片战争后不到十年的光景，劳动人民实际负担比过去增加了好几倍。广东、广西更是受鸦片战争直接冲击，加之连年天灾，饥民四处飘流。天灾人祸使得人民陷入饥饿死亡的困境，他们走投无路，纷纷举起义旗，遥相呼应，进行了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
1840年后的十年间，中国发生了上百次的农民起义。当时，捻党活动在河南、安徽、山东一带，白莲教、天理教主要散布北方各省，天地会势力遍布长江和珠江流域。在两广地区，义军更是蜂拥而起，义旗林立各地。张嘉祥在横山起义，活动于粤、桂边境的钦州、灵山、贵县、横山等地，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陈亚贵联合广东钦州、广西宾州的农民武装几千人在武宣起义，转战各地，一直战斗到太平天国起义。一直以“反清复明”为旗帜的天地会也揭竿而起，转战湘、桂边界。此起彼伏的发难不断地骚扰着清廷与地方官府的统治，山雨欲来风满楼，太平天国运动就在这风起云涌的起义中酝酿并行将到来。
2.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
洪秀全（1814—1864年），原名火秀，又名仁坤，广东花县官禄村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他7岁入塾读书，非常聪明，仅用六年的时间就能熟读“四书五经”。16岁的时候，因家贫失学，帮助父兄耕田，18岁受聘为本村塾师，从此一面教书，一面继续读书。他先后四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取秀才。
但几次到广州，洪秀全耳闻目睹了英国的侵略暴行，清政府的卖国和人民的斗争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撼，渐生忧国忧民的胸襟。1836年，他到广州应考时，在街头得到一本基督教士梁发讲道和散发的传教小册子《劝世良言》，开始接触基督教。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科考失败后，做官的理想完全破灭了，但他志气犹存，曾作诗述志：“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回到家乡后，洪秀全仔细钻研《劝世良言》，开始相信基督教的教义，于当年6月创立了拜上帝会。拜上帝会宣传上帝为“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人人是“天生天养”；“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人人都平等。凡拜上帝之后，“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而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是上帝特派来拯救中国的救主。
1844年，洪秀全和好友冯云山以极大的热忱离开本乡去外县宣传教义，在广西浔州府贵县赐谷村发展信徒。同时，洪秀全着手创制宣传教义的文书，先后写成《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著作，他糅合基督教义和儒家的思想，谴责当时社会的腐败、堕落，劝导世人信拜上帝、学正人、捐妄念，惩富济贫，重现古代“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原道救世歌》于1845年写成，1852年刊布，后编入《太平诏书》。这部著作采取通俗易懂的诗歌体，宣传天父是中外古今共同真神，主宰万事万物，人间的一丝一缕、一饮一食都是上帝的赐予，因此，所有人应该只信上帝，不拜邪神，指出“开辟真神唯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劝告人们要切戒“六不正”，即“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等恶劣行为，以树立新的社会风尚；提倡平等，宣称“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用以激发农民群众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情绪。
《原道醒世训》于1845年写成，1852年刊布，后编入《太平诏书》。作者揭露了当时中国的黑暗现实，谴责“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批评相凌、相夺、相斗、相杀的世道人心和国家、地区、族群之间争夺的现象；根据“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提出“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宣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憧憬唐虞三代“天下为公”的大道，号召群众起来反对“陵夺斗杀”的旧世界，变“乖漓浇薄之世”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为实现“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选尚德”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社会而斗争，而实现的途径就是皈依天父上帝，“循行上帝之真道……力遵天戒，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这篇文章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摆脱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强烈愿望。
《原道觉世训》于1847年完成，1852年刊布，后编入《太平诏书》。在这篇文章里，强调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人人当拜上帝。同时，把社会划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势力。革命势力的代表是“皇上帝”，反动势力的代表是“阎罗妖”。作者指出封建帝王就是“阎罗妖”，谴责佛老之徒“造出无数怪诞邪说，迷惑害累世人”，说明崇拜偶像，正是惹鬼，指出所有牛鬼蛇神，皆“阎罗妖之妖徒鬼卒”，“自秦汉至今一二千年，几多凡人灵魂被这阎罗妖缠捉魔害”，号召群众站在“皇上帝”一边，去反对“阎罗妖”，“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唯恐不速者也”。这实质上就是发出战斗号召，反映了与清朝统治对抗的政治决心。
1847年7月，洪秀全和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设立拜上帝会总机关，他利用基督教某些教条和仪式，根据起义的需要，结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制定了上帝教的十款天条和宗教仪式，叫做天条书，用来组织群众的纪律。十款天条即：崇拜皇上帝，不好（广东方言，不可）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之名，七日礼拜颂赞皇上镇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劫抢，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接着，洪秀全基于“独一真神上帝”“不得拜一切偶像”的宗教信仰，同冯云山和洪仁玕撤去本村塾中的孔子牌位。拜上帝会到处捣毁庙宇菩萨，教人只听上帝命令，“不从清朝法律”，很巧妙地披着宗教外衣，以宗教信仰掀起宗教斗争，又从宗教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拜上帝会以桂平紫荆山区为中心，西到贵县，东到平南、藤县，北到武宣、象州，南到博白、陆川以至广东信宜，在这几个州县星罗棋布的农村里面，迅速发展。他们“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
随着形势的发展，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群众加紧起义的准备。他们制定圣库制度，规定人人不得私有财产，全部财物归入公库，按需要分配，以保证起义成员生活和战争的需要。韦昌辉、胡以晃、石达开、周胜坤、余廷樟等献出全部家资充起义经费。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等分别在紫荆山区金田、花洲、奇石、陆茵等处秘密制造武器，石达开也在白沙圩地带开炉制造枪炮，准备时机成熟的时候，动员各地教徒到紫荆山区集中。由于影响不断扩大，拜上帝会与当地地主团练、清军屡次发生冲突，斗争日剧。其间，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形成领导核心。1850年7月，洪秀全发令号召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集结队伍加以编排训练），团营指挥部设在金田村，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主持。
此后的四五个月内，平南、象州、陆川、博白等地数以千计的会众，扶老携幼举家奔赴金田。到了11月，团营人数已达一万多人，其中主要有：紫荆山区的基本群众三千人，由秦日纲率领的贵县龙山银矿矿工等千余人，由石达开率领的贵县客家农民三千人，由黄文金率领的博白等地会众两千人，由蒙得恩率领的平南会众、赖九率领的陆川会众等几千人。金田“团营”期间，拟定了军事编制，实行男女别营，军队的旗帜、衣帽、腰牌有一定的规格，军队的纪律简明而严格；同时赶制武器，筹集军费和物资，为武装起义在军事上作了周密的筹划。
（二）金田起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寿诞这天，他率各地集结而来的会众在金田正式誓师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为太平军，向清王朝宣战，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拉开序幕。
1月13日，建号太平天国的第三天，全军废止清朝的剃发制度，全体将士蓄发易服，头裹红巾，离开金田，沿大湟江东下，攻占距金田二十余里的商业重镇江口圩（即大湟江口）。江口圩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活动余地大，便于转移。太平军一面发动群众，对地主富户开展清算斗争，补充军需；一面依江择险，布置防务。太平军又与天地会武装取得联系，罗大纲、苏三娘等部两千多人愿意遵守太平军纪律，认同拜上帝教教义，集体加入了太平军。
太平军在江口圩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使清政府赢得了调兵遣将的时间。钦差大臣李星沅从桂林急忙赶到柳州，提督向荣也带兵赶到桂平，共集结桂、黔、滇、楚、粤、闽清军万余人，堵截住太平军的东路。然而，由于太平军准备充分，战术运用合理，仅用两千兵力战胜一万多清军，向荣惊呼“官兵大半心寒”。
3 月10 日，太平军乘敌人混乱之机主动撤出江口，经新圩、金田直入紫荆山，兵分三路西进武宣。在迫近武宣时，新任的广西巡抚周天爵恰恰赶到这里，接着向荣的军队也绕道赶至武宣。此后两个月，双方相持于武宣城郊。清军内部发生矛盾，周天爵、向荣意见不一，清兵又贪生怕死，钦差大臣李星沅连急带气，病死于军营。清廷又派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新的钦差大臣，再调广东清军前来增援。
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县东乡正式登基称天王，立幼王，建军师，设百官，号召四方。需要说明的是，按拜上帝教的礼制，天上地下只有天父皇上帝可称“帝”号，凡间统治者的最高尊号只能加到王，洪秀全也只称天王而非天帝。同时，确立了五军主将制度：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五军主将分别统领一军。
太平军编制以军为单位，其兵制是仿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制度。它的编制，每军设军帅一员，军分前、后、左、右、中五营，每营设师帅一员。每师又分前、后、左、右、中五营，五旅帅分统。旅帅下分一、二、三、四、五五个卒长统带。每卒长下分东、西、南、北四个两司马统带。每两司马下分刚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个伍长统带。每伍长下分冲锋、破敌、制胜、奏捷四伍卒。计军帅统率师帅5员，旅帅25员，卒长125员，两司马500员。每军官员、伍长、伍卒共13155人。军帅之上设有监军、总制。出征的时候，再派大员统率数军出战。
起义之初，洪秀全还颁布了五条军纪，要求太平军严格遵守：1.遵条命。2.别男行女行。3.秋毫莫犯。4.公心和睦，各遵头目约束。5.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这五条军纪虽然简明，但对增进太平军的团结和加强战斗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因此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此后，在该军纪基础上不断完善，制定了《太平条规》，又称《太平营规》，其中包括“定营规条十要”和“行营规矩十条”两部分。内容规定定营时官兵要恪守天令，熟习天条，分别男营女营，熟习鼓角号令，不得徇私包庇，不许越营误公，不许隐藏兵器，不许讹传将令。行营时必须装备整齐，听令杀敌，不得率乱行列，不许入乡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等，显示了起义军的严明纪律。
太平军在武宣虽打了几次胜仗，但经过数月的战斗，粮饷、食盐、火药都日益缺乏。5月，太平军突破清军防线，离开东乡北击象州。6月，在象州打败清军向荣、乌兰泰（副都统）的追兵，杀敌三百多人。7月，太平军与清军在紫荆山西之双髻山作战失利，被迫突围。洪秀全于茶地下诏，要求全国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杨秀清负责全军的军事指挥，经过一系列整顿，太平军战斗力大为加强。9月，太平军分三路自新墟出发，经五峒山东至平南县之思旺、官村一带，清军副都统乌兰泰部纵火焚掠新墟，提督向荣率部尾追，也到达官村，扎营数十座。太平军在冯云山、萧朝贵等率领下，乘敌立足未稳，突袭劫营，大获全胜，阵斩千总杨成贵，缴获大批军火、器械、粮草、服装等军用物资。乌兰泰见势不妙，止兵不前。向荣部全军崩溃，只得收拾残兵，退入平南县城，托病月余不出，自言是其从军数十年来从未有过之大败，并因此丢了提督顶戴。这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官村之战后，太平军乘胜北上大旺墟，沿大同江水旱两路直指永安州。
（三）永安建制
经过九个月的战斗，1851年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今广西蒙山县）。此后三个月内，永安周围无大的战事。太平军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整顿队伍，补充给养、火药。在永安，洪秀全颁布军律、历法，制定官制，分封诸王，太平天国初步建立了政权，史称“永安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