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乔爱好学习，不知疲倦。父亲范粲装疯不说话，范乔和他的两个弟弟都放弃了学业，杜绝了各种人事往来，在家里服侍父亲，一直到范粲去世，脚步都没有走出过村子。司隶校尉刘毅曾在朝廷上据理直言说：“假如范武威病得不是很重，就是伯夷、叔齐又活在了今天。像这样的诚实和有信念，更是圣主应该褒奖的。他的儿子长期服侍生病的父亲，名声和德行影响都很大，如果不给予表彰和任用，就会被朝廷中爱惜隐士贤人的人讽刺、讥笑。”元康年间，皇帝下诏征求廉洁、谦让、从事低微贫寒之业的人，不考虑他们的经历，让他们参与议政。尚书郎王琨于是推荐范乔说：“范乔天性纯真，德行高尚，志向远大，节操高洁，儒家思想广博精深，生活上安贫乐道，有志于住偏僻的巷子，吃粗疏的饮食而毫无怨言，成年以后这种志愿更加坚决，确实是当今贫寒而有志气的人，身体力行地起到了纠正社会风气的作用。”当时张华任司徒，各地所推荐的共有十七人，对范乔都特别地称赞。又吏部郎郗隆也想寻求国内的隐居之士，范乔一直隐居避世，直到老年，这时任他为乐安令，他还是借口有病没有赴任。范乔曾经有一次被推荐为孝廉，八次被推荐去公府做官，两次被选为清白异行，一次被任命为寒素，都没有接受。
早先，范乔的同乡人除夕晚上偷砍他家的树，有人告诉他，范乔装作没听见，同乡人很惭愧，就把树还给了他。范乔跑去对他说：“您过年时缺柴火，是想和父母一起过个愉快的年，有什么惭愧的呢？”他很为他人着想。外黄县令高頵感叹地说：“士大夫没有不自私的，而范伯孙和蔼公正，他的名字虽然不曾出现在官府的名单上，但这个人的宝贵和特别，现在让人看得更加清楚。伟大正确的法则不再存在，然而还有仁义的人，确实是这样的啊。”他修身立名，毫无瑕疵污点，被同时代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元康八年去世，时年七十八岁。
鲁胜，字叔时，是代郡人。年轻时即有才华，风格高尚，任佐著作郎。元康初年，升任建康令。到任后，著《正天论》，说：“从冬至后安置仪器，测量日影移动的速度，考察日、月、星的变化。我认为日、月直径只有一百里，不是一千里，星星的直径才十里，不是一百里。”于是上表要求诸侯王公给予讨论。“如果我说得有理，应当改正前人的失误，还天地星辰以本来面目。如果我的看法得不到验证，我甘愿受罚，以表明法律的公正无私。”事情没有回音。曾经年复一年地观察天象，知道将来变故颇多，于是借口有病辞去官职。中书令张华派儿子去劝他再出来做官，又一次征聘他为博士，推荐他为中书郎，都没有就任。
他的文章著述被人所称颂。因遭逢战乱而失传，只有《墨辩》注保存下来的序里讲：
“名”是用来区别异同、明辨是非的，它是道义的分门别类，是实行政治教化的基本依据。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名不正则事情就不能办成。”墨子著书，作《辩经》来阐明什么是“名”，惠施，公孙龙继承他的学说，也因辩明什么是“名”而名显当时。孟子反驳墨子，但他在辨别用语、使用适当的言辞这一点上则和墨子相同。荀子、庄子等人都责难、批驳名家，但也不能动摇它的理论。
名字所表现的事物一定有具体形状，但观察它的形状不如辨别他的颜色，所以有“坚白”的争辩。“名”之间的区别一定是很清楚的，但再清楚也不如“有”和“无”，所以有“无序”之辩。“是”中也有不是，“可”中也有不可，所以叫做“两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就叫做“辩同异”。最同里面就没有不同，最异里面就没有不异，这统称为“辩同辩异”。因为有同异，就生出了是非；因为有是非，就生出了吉凶，以辩明一个事物的名字就可以追究到天下社会风俗的高下，这是辩明名字的最高目标。
从邓析到秦朝的名家，每一代都有文章很难理解。后代的人就更没有传承学习的了。到现在已经五百多年，名家著作也就亡佚了。《墨辩》分上下经两部分，每《经》都有《说》这部分，共四篇，和这部书的其它篇章相连接，于是只有它被保存下来。现在用《说》来对照、解释它所属的《经》，将各条附在对应的各章节后，有怀疑的地方就空缺出来。又从其他著作中摘出有关条款，汇集成《形》、《名》二文，粗略地解释一下它们的大意，以待大家指正。希望有振兴衰微事业人，也会以此为乐。
董养，字仲道，是陈留浚仪人。泰始初年到洛阳，不做官求荣。杨后被废除后，董养游历太学，在讲堂上感叹道：“建造这个讲堂，为了什么呢？每次翻阅国家的赦罪文件，看到谋反、政变的人都得到宽大处理，杀祖父母、父母的人却得不到宽大处理，是因为王法不能容忍这样的事。为什么公卿大臣们如此议论朝政、制定法典，天人之理不讲了，大的灾祸就要来临了。”因此写了《无化论》一文批判这种现象。
永嘉年间，洛城东北步广里地面下陷，钻出两只鹅，苍青色的一只飞走了，白色的不能飞。董养听说后感叹到：“周代各国统治者盟会的狄泉，就是这个地方。现在出现了两只鹅，苍青色的代表匈奴等少数民族，白色的代表我们的国家，后事就尽在不言中了。”回头对谢鲲、阮孚说：“《周易》上说能够辨明事物征兆的就是神，你们可以隐姓埋名地躲藏起来了。”于是和妻子挑着担子去了蜀地，没有人知道他最后死在什么地方。
霍原，字休明，是燕国广阳人。年轻时刚强有志气，叔父因犯法将被判处死刑，霍原到狱中去申辩，备受刑罚，终于使叔父得以免罪。十八岁时，观看太学举行礼节仪式，因而就留在太学里学习。贵族子弟听说他来学习，很器重他，想见见他，因为他出身低微，名气不大，所以是一起晚上去他那里。父亲的朋友同郡人刘岱将要举荐他，还未举荐自己就病重了，临终时对他的儿子刘沈说：“霍原向往高尚正义，清虚自守，将会成为独特的人才，你以后一定要推荐他。”后来霍原回到乡里。高阳人许猛一向佩服他，正好碰上任幽州刺史，将要去拜访他。主簿拦住车子说车子不能走出幽州地界，许猛只好叹息而遗憾地停了下来。
霍原在山里住了很多年，有门徒百多人。燕王每个月都要送酒肉礼品给他。元康年间，刘沈任国大中正时，上书荐霍原应升任二品官员，司徒不同意，刘沈于是上表据理力争。皇帝下诏告命令司徒参与讨论，结果中书监张华命令陈准提升议任他为上品官员，皇帝下诏说可以。元康末年，霍原和王褒等都因为贤良被征召，诏书屡次下发到郡县，郡县按礼节发送派遣，都没有赴任。后来王浚想要谋反，使人来向霍原咨询，霍原不作回答，王浚耿耿于怀。又钱的形状有辽东囚犯三百多人，凭据有利的地理位置，依山为寇，想把霍原劫持去作首领，也没有办到。当时有一首谣言说：“天子在什么地方？就在附近的豆田中。”王浚认为“豆”就是指“霍”，逮捕了霍原，把他杀了，把他的头悬挂起来。他的门徒痛哭不止，半夜时把他的尸体偷来，偷偷地埋掉了。远近的人都十分震惊，没有人不觉得他冤枉并且为他感到痛惜的。
鲁褒，字元道，是南阳人。博学多闻，不愿做官，甘心过贫困生活。元康之后，政府崩溃，法律典章荡然无存，鲁褒为时风的败坏感到悲哀，隐姓埋名，写了《钱神论》一文以讽刺社会的贪婪现象。大意是：
钱的形状，有乾坤之象，里面方，外面圆，把它堆积起来就像山一样，一旦流通就像水一样。它有时动有时静，有时通行，有时被人收藏，方便了买卖交易，而它自己却不怕有所损耗。长期使用，不乏来源。所以能够生命长久，被社会上的人看作宝贝，对它的感情犹如兄长，把它叫做“孔方”兄，失去它就贫穷孤弱，得到它就富硕昌盛。它没有羽翼而能飞，没有脚腿而能走，它能够让生活窘迫的人露出笑容，让处境困难的人开口说话。钱多的人处处向前，钱少的人裹足退后。向前的人成了官长，退后的人则成了奴仆。官长们越来越富，奴仆的则越来越穷。《诗经》上说：“多么欢乐啊，有钱人；多么可怜啊，这些孤独者。”
钱即是泉，再远的地方也能去，再深的地方也能到。京城的衣冠人士，疲劳于讲坛上，已经讨厌再听那些清谈，听到它就昏昏欲睡。但一看见“孔方”兄，没有人不立即惊醒。在钱的保佑下，没有不吉利的事，何必一定要先读书，然后才能富贵呢？过去吕公对着空口许诺就满心欢喜，汉高祖略施小利就降服了他，文君脱去了布衣衫，披上了绫凤绸缎，相如乘上大马高车，解下了犊鼻之绳。他们官高位尊，名声显赫，这些都得力于钱的力量。空口许诺是最虚的，然而却有了实际的结果；小利虽小，却可以形成亲密的关系。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把钱看作神物，没有德行而受到尊敬，没有势力却炙手可热，能够推开官府的大门，进入皇帝的宫殿。有了它危险可以变为安全，死人可以变活，富贵的人可以使他贫贱，活着的人可以使他死去。所以官司诉讼没有钱不能赢，纷乱纠葛没有钱解不开，冤家仇人没有钱不会和解，就是有好名声，没有钱也传不开。
洛城中的公子王孙，达官贵人，喜爱“孔方”兄，没有止境。拉着“孔方”兄的手，紧紧抱着它，不计较它的磨损，也不管它使用的年限，总是有那么多人向往它，想要拥有它。谚语说：“钱没有耳朵，但它能够使唤鬼神。”但凡现在的人，只是想钱而已。所以有人说军队没钱，召不来兵；打仗没有赏赐，战士不会冲锋向前。做官的人没有人推荐介绍，不如干脆回家种田；即使有推荐介绍的人，但没有钱，和没有翅膀而想飞，没有腿脚而想走没有两样，是根本行不通的。
愤世疾俗的人一起传诵他的文章。
鲁褒没有做官，没有人知道他死在什么地方。
任旭，字次龙，是临海章安人。父亲任访，是吴南海太守。任旭幼年丧父，身体羸弱，儿童时期勤奋学习。长大成人后，志向远大，清正廉洁，不同流合污，同乡人都推重并爱护他。郡将蒋秀器重他的名声，请他出任功曹。蒋秀为官贪脏污秽，每每不守法纪，任旭严肃地劝止他。蒋秀不接受他的意见，任旭辞官而去，在家里闭门讲学，修身养性。很久以后，蒋秀因为犯事被捕，任旭去给他送行，蒋秀感慨地叹道：“任功曹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我违背了他所提的意见，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久后又被举为孝廉，任命为郎中，州郡提拔他为郡中正，他坚决推辞回到家里。
永康初年，惠帝广求清正廉洁的人，太守仇馥推荐任旭，说他清贞洁素，学识广博，诏书命令州郡按礼节发送派遣。任旭认为朝政变化多端，志趣趋向隐遁，所以借口有病没有应征。不久天下大乱，陈敏叛变，江东名豪都受牵连，只有任旭和贺循意志坚定，陈敏最终也未能使他们屈服。
元帝镇守江东时，听说他的大名，就征召他任参军，亲自写信给他，想使他一定到任，任旭借口有病坚决地推辞了。后元帝升任镇东大将军，又征召他；到任左丞相时提拔他任祭酒，都没有就任。晋中兴后，官府派公车征召他出山，恰逢他母亲去世。此时司空王导创立学校，选拔天下通晓经典的人，任旭和会稽人虞喜都因为具有隐居避世的思想而被征召，事情还未办妥，恰逢王敦叛乱，不久元帝又驾崩，这件事情于是被耽搁下来。
明帝即位，又征召提拔他任给事中，任旭说自己病重，一年不到任，尚书因为他拖拉把他除名，仆射荀崧认为这样做不行。太宁末年，明帝又下诏准备礼物征召任旭，诏书才下，明帝又驾崩。任旭于咸和二年去世，太守冯怀上书认为应该追赠他为九列，碰到苏峻作乱，这件事也没有办成。任旭的儿子任琚，做官做到大宗正，最后死于家中。
龚壮，字子玮，是巴西人。廉洁自守，和同乡人谯秀齐名。父亲和叔叔被李特残害，龚壮多年都没有除去丧服，势单力薄不能复仇。李寿戍守汉中，和李期有矛盾，李期即是李特的孙子。龚壮想假手李寿以报仇。于是劝说李寿说：“阁下如果能吞并向西的土地，听命于晋，人民一定乐于您这样做。并且舍小利得大利，用危险换得安全，这是上策。”李寿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率领军队讨伐李期，果然攻克了他。李寿仍任原职，想让龚壮做官，龚壮誓死不出仕为官，也不接受任何给他的贿赂、馈赠。恰逢久雨成涝，百姓饥饿不堪，龚壮上书劝李寿，让他归顺朝廷，赢得朝廷欢心，满足人民的心愿，永远成为朝廷的藩国，造福后代子孙。李寿看了上书后内心很愧疚，藏在心里没有说。于是派人出使少数民族部落，龚壮知道后劝止他不要这样做，李寿又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龚壮认为万物之本没有比忠、孝更大的，既已利用李寿杀了李期，报了私仇，于父亲、叔叔已经尽孝；又想使李寿归顺朝廷，以尽臣职，于国尽忠。李寿既然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龚壮只好声称自己已经耳聋，又说手也拿不得东西，终身没有再去成都，只是研究考释经典，思考文章辞意，至李势执政时去世。
早先，龚壮常常叹息说中原人多通经学，而巴、蜀人粗鄙浅陋，加上碰到李氏的灾难，未收有学生，著有《迈德论》，史书大都没有记载。
孟陋，字少孤，是武昌人，吴司空孟宗的曾孙。哥哥孟嘉，是桓温的征西长史。孟陋年轻时就清白做人，品格高尚，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粗食，以读书自娱。从来不谈论社会上的事，也不和官场人物结交往来。有时去钓鱼，也一个人前往，连家里人也不知到他到那里去了。母亲去世后，他十分悲哀，身体几乎完全垮了，有十多年不喝酒不吃肉。同族亲友反复对他说：“少孤！谁没有父母？圣人制定丧礼制度，是要让贤孝的人随便地守一下孝，让不孝的人努力地遵守它。如果你身体垮了，没有了后代，这样反而不孝了。”孟陋听了这番话，有些醒悟，然后慢慢地才好起来。由于这件事，孟陋名扬天下。
简文帝辅政后，任命他为参军。他借口有病，没有赴任。桓温亲自前往访问他。有人对桓温说：“孟陋品行高洁，学识上是儒学大师，应该把他召进朝廷，让他发挥作用。”桓温叹息说：“会稽王尚且不能让他屈就，更不敢指望他参与议政了。”孟陋听后说：“桓公正猜着了我不出去的原因。天下万人，十分之九不当官，他们那能都是高士呢？我是有病，不敢赴命应召，不是以高士自居。”由于这个原因，名声更大。
他博学多闻，精通很多经籍，特别长于《三礼》，为《论语》作的注通行于世。后高龄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