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发生矛盾造成的。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矛盾。
（一）七国之乱的导火线——晁错的《削藩策》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受封为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后，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当时齐王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将闾继承帝位。刘将闾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相约连和，待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会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徙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统治地域和力量都缩小了，而且难于一致行动。此外，袁盎、晁错针对淮南王长的骄横不法，都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原来，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没有将大国封赏给他们，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文帝亲自出击匈奴之际，发兵叛乱，袭击荥阳，结果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徏蜀，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所以贾谊在上汉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叹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指淮南王长谋反），亲兄之子西乡（向）而击（指济北王兴居拟袭荥阳），今吴又见告矣。”
高祖在世时，由于刘氏诸王年轻，权力多由王国之相、太傅执掌，其弊病尚未显露。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的权力日益膨胀，“跨周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治京师”。诸王掌握着封国内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这些诸侯王日益骄横，“出入拟于天子”“不听天子诏”，甚至想举兵夺取皇位。文帝继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兴居乘文帝去太原抗击匈奴之机，发动武装叛乱，这件事情成为了王国武装反抗中央的开端。三年之后，淮南王长又步济北王兴居后尘。这两处叛乱虽然都被消灭，但拥有53城的吴王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可见，此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
面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许多官吏都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当时，梁王太傅贾谊给文帝上了有名的《治安策》，认为当时的形势有“可为痛哭者一”，便是诸侯王强大难治。对此他感到痛心疾首，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文帝按照这个建议把一些王国分小，又把自己的儿子封在梁国，作为屏障。景帝时，吴王刘濞叛乱的形迹更加明显。御史大夫晁错认为吴王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建议景帝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景帝采取了晁错“削藩”的建议，开始削夺王国的一部分土地，划归中央直接管辖，吴楚等七国遂于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举兵叛乱。晁错的“削藩”政策激起了各刘姓王族的反对，他们也借机举兵造反，想一举夺下文帝的政权。于是，七国之乱真正开始了。
（二）“诛晁错，清君侧”
在削藩问题上，汉廷内部其实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策略。当晁错推出关于诸侯王的三十条法令的时候，大将军窦婴与他发生争执，因为窦婴代表的是外戚的力量；自然，诸侯王也不会说晁错的好话。晁错在朝中还得罪了不少人，比如汉文帝时的重臣袁盎、丞相申屠嘉。申屠嘉因为嫉妒景帝对晁错的宠幸，加上性格不合，一直不喜欢晁错。晁错任左内史在内史府办公的时候，因为拜见皇帝不太方便，在南边开了个门，而这个门正好开在了刘邦的父亲太上皇庙的外墙上，这在当时是大不敬之罪。申屠嘉决定第二天向景帝奏明之后办晁错的罪，告他毁坏太庙。没想到消息走漏，晁错连夜进宫向景帝说明情况。第二天申屠嘉来的时候，景帝答复说：“晁错凿的只是外墙，而且是他同意的。”申屠嘉碰了一鼻子灰后很是恼火，后悔自己没有行使丞相的权力对晁错先斩后奏。最后因为此事，申屠嘉被气得呕血而死。申屠嘉是刘邦时的开国功臣，这样一来，晁错算是把功臣元老给得罪了。
据史书记载，当景帝召集大家一起商议削藩的时候，群臣“莫敢言，独窦婴争之”。这暗示削藩令多少有些强行通过的意味。外戚的势力、功臣的势力、老臣的势力，还有诸侯国的势力，晁错都还没有处理好就急着推行削藩法令，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晁错的父亲知道后来见他，对晁错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就建议削减诸侯王的土地，让他们骨肉分开。现在很多人对你有意见，你知道为什么吗？”晁错回答说：“那是肯定的！但要不是这样，‘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的父亲说：“刘氏是安宁了，但晁氏从此危险了！”最后，晁父饮毒酒而死。他在死前说：“我不忍心看到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死后十多天，果然发生了“七国之乱”，吴王濞东向称帝，与汉景帝分庭抗礼。
七国大兵压境，并没有让汉景帝惊慌失措。当年，汉文帝临终前曾经对景帝说：“即有缓急，周亚夫其可任将兵。”汉景帝于是任命周亚夫率军出击吴楚，任命窦婴为大将军。诸侯国也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其实也没有影响汉景帝对晁错的信任。但这时，晁错提出让汉景帝御驾亲征，亲自上阵平定“七国之乱”。这个建议显然很不合时宜，让皇帝御驾亲征，晁错自己却在后方留守，这让从小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汉景帝多少有些不满，甚至觉得晁错并不是十分忠于自己。正在这时，窦婴引袁盎进见，事情因此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此前，晁错已经开始调查袁盎接受吴王财礼的事，并将袁盎贬为平民。“七国之乱”爆发后，晁错就对有关官吏说：“袁盎其实已经知道吴国叛乱的事情，只是拿了他们的钱财隐匿不报。”故要求追究袁盎的责任。这个意见看来并不高明。御史府的有关官吏认为：如果叛乱没有发生，惩治袁盎可能会让吴王灭了反叛之心；现在叛乱已经发生，杀了袁盎又有什么用？
晁错为此犹豫不决。这时有人向袁盎通风报信，袁盎赶紧连夜去见窦婴，请窦婴帮他引见汉景帝。
这时，汉景帝和晁错正在商议给前线部队调集粮草的事。因为袁盎曾经做过吴国的相国，汉景帝先问袁盎是否了解吴国叛军的大将田禄伯。袁盎认为：吴王所任用的不过是无赖，因此对吴楚七国叛乱并不十分忧虑（这时在一旁的晁错还赞扬袁盎的意见很对）。汉景帝宽心之后，自然而然会问：“你有什么办法？”这时，袁盎要汉景帝屏退左右。汉景帝于是让左右回避，只留下了晁错。袁盎说他所说的话，人臣不得知道。汉景帝于是让晁错先回避，晁错愤愤离开，去了东厢房。袁盎认为：吴王、楚王叛乱的目的，不过是想要回当年高祖分封的土地；现在只要杀掉晁错，退还七国的土地，并派人去七国赦免他们的罪行，七国便会罢兵。汉景帝沉默良久，说了一句：“也只能这样了，我不能为了爱一个人而得罪全天下人。”袁盎一看计谋得逞，摆出一副高姿态：“我能想到的计策就是这个，请皇上自己决断吧。”汉景帝就让袁盎秘密准备出使七国。
后庭谋划停当的十多天后，丞相、中尉和廷尉联名上折弹劾晁错，认为他离间了皇上和君臣的关系，大逆不道，应当处斩，而且晁错的父母妻子等同族人也应当同罪。汉景帝在奏折上批示“可”。在晁错不知情的情况下，汉景帝派车去接晁错，故意经过繁华地带，晁错还穿着上朝的衣服，在东市被斩。历史无情地证明了先行服毒死去的晁错父亲的预言。
袁盎后来虽然出使了七国，但吴王刘濞根本不听他的，还称东帝，与汉景帝势不两立。袁盎在吴国被扣留，要不是旧人相救，差点连命都丢了，最后狼狈逃回汉朝领地。
汉景帝后来还专门咨询了从前线回来的校尉邓公：“在听到晁错处死之后，吴楚有没有停战？”邓公回答说：“吴国想造反，其实已经准备了几十年，诛晁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晁错担心诸侯强大朝廷难以驾驭，于是想到削藩巩固中央政府，这是造福汉朝子孙后代、功在千秋的事情，没想到计划刚刚开始，他就被害。这样一来，既堵住了朝廷里忠臣进谏的心思，还给诸侯报了仇，实在不高明。”汉景帝听完，喟然长叹说：“你说得很对。我自己也十分悔恨！”一个刚直耿介的大臣，一个优柔寡断的君王，终于酿成了晁错的悲剧。
（三）野心勃勃的“东帝”刘濞
吴王刘濞是这次叛乱的主谋和首领。他倚仗吴国制铜、铸钱、煮盐等优越的条件，早已蓄谋夺取王位。
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昂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昂联络，约定反汉事宜，并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号召，共同起兵。吴王刘濞把封地内14岁到62岁的男子二十余万人编成军队，亲自率领，从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北上。他自恃兵强马壮，军粮充足，宣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说明他发动叛乱，蓄谋已久。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等率大军反击，同时又杀掉晁错，命袁盎为太常去吴国劝刘濞退兵。但刘濞不仅不退兵，反而扬言道：“我已为东帝。”于是景帝决心讨伐叛乱。
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时，有部众二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肴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员将军攻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
刘濞（前215—前154年），沛县人，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刘仲的长子，刘邦封其为吴王。传说刘邦封吴王的时候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汉朝建立后，刘邦把那个很会种地的二哥封为了代国的国王。而他的二哥擅长种地，当王就不行了，匈奴一进攻，他就落荒而逃。于是，他被废除掉国王的封号，去当了侯爵。
谁知道，四年后，这个刘老二的儿子刘濞，因为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有功，被皇帝封为吴王。封王的时候，刘邦酒喝得很多，在他清醒后，看见自己这个二十岁的侄子面带反相，很是狂傲不逊，他对这个封王的决定感觉到后悔。但是，天子无戏言，一言出既出，不能反悔。于是，在封王的仪式后，刘邦找到这个侄子，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