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用和
珅珅
和珅是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因为特殊的机缘受到乾隆的信任和重用。在乾隆统治的后期把帝国的行政大权交给了他，擢升他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首都治安总司令（九门提督）。和珅有着绝顶的小聪明，熟谙做官技巧，用肉麻的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英明盖世的乾隆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珅只会贪污和弄权，对乾隆重用他的回报是在全国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贪污系统，把清帝国的墙基掏空。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淘汰出局，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一形式。乾隆死后，和珅也跟着倒台，查抄他的家产折合白银九亿两，相当于全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挥霍掉的和亲人贪污的款项，总数应该不下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珅当权刚好二十年！清朝在他手上由盛转衰。为了冲淡武夫形象，他极力附庸风雅，舞文弄墨，写了几千首诗，收藏历代书法精品，到处题字，仿佛是一个极有文化修养的儒雅之士。然而，在这些表象掩盖下，他的另一面却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狂热推行者。帝制时代的独裁君主都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而以清朝为最甚，清则以乾隆为最甚。
乾隆帝之所以如此重用和珅，主要是因为和珅此人确实有才，他从官学毕业后考过一次科举，落第之后就听从其岳父的意见去选了侍从，有一次乾隆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下旨，“虎兕出于匣”，当时在场大臣都不明白什么意思，和珅启示说是皇帝要追究看守人的责任，被乾隆赏识。和珅被乾隆重用初期，确实做过几件令乾隆高兴的事情，审判李侍尧时，在乾隆心中留下了清正廉洁的印象。而且和珅在官学内苦读，掌握了汉、满、藏、蒙语，在关键时刻总能发挥作用，深得乾隆喜爱。还有一次乾隆在看《孟子》，天色已暗，乾隆看不清书上的注，就命和珅掌灯，当时和珅就问皇上是哪一句，乾隆告诉他之后，和珅就把书上的注全部背了出来。据传说和珅长相清秀，乾隆觉得其酷似被处死的一个妃子，故而重用和珅。和珅擅长拍马屁，在乾隆日益昏聩的老年，越来越听不进忠言，又好大喜功，自诩“十全老人”，认为自己能够及得上祖父康熙和父亲雍正，而和珅就用此来麻醉乾隆。 而且，和珅知道乾隆深深地爱戴他的母亲，所以和珅就竭尽浑身解数来讨好皇太后，特别是在皇太后归天的时候，和珅不是像其他大臣一样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而是时刻陪在乾隆身边，痛哭流涕，一连几天，茶不思，饭不想，赢得了乾隆的好感。和珅的敛财技巧可谓炉火纯青，能为老年乾隆的无限制挥霍提供财源，在乾隆几次下江南的过程中，和珅的捞钱本领给乾隆带来了想不到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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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全武功
乾隆帝本身具有优秀的文学功底，但除了炫耀他的“绝世文才”外，还挖空心思渲染他的“盖世武功”。乾隆帝曾得意地自封为“十全老人”，有如下功绩：两次跟蒙古准噶尔部交锋。这虽然捍卫了大清的天威，阻止了准部的分裂活动，但也使蒙古厄鲁特四部的人畜损失极为惨重，有些部落余者竟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 一次平定回部叛乱。此役清军确有上佳表现。而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至此清朝加强了对新疆的统治，并大大巩固了西北局势；剿灭大小金川叛乱两次。这次旷日持久的山地攻坚战，锻造出了清中期一支著名的特种部队——西山健锐营；在另外一次战役中，福康安率军渡海登岛作战，大获全胜。尤其是清军悍将海兰察手下的两千巴图鲁（满语“勇士”的意思），战斗力极为惊人，当他们遭遇起义军的埋伏时，面对枪林箭雨竟无一人后退，反而拼死向前！起义军从未见过这么不怕死的官兵，于是阵脚大乱；收降缅甸、安南各一次。这是两次清朝对藩属国发起的战争，都吃了不小的亏，人员辎重损失也很惨重，而决定性的胜利却根本没有取得！只是到最后，这些国家感觉惹不起清朝，怕激起中国更凶狠的报复，于是一个个首先服软，上贡品，递顺表。最后还有两次，是对廓尔喀用兵。这两回战争倒还名正言顺，其重大意义也颇值得后人纪念。首先是稳固了我国西南边陲；其次是团结了藏族人民，维护了大一统局面；再次就是狠狠教训了素称强悍的廓尔喀人。
乾隆帝最大的功绩是征服准噶尔汗国，开辟新疆省。在十全武功中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辽阔疆土的开辟——仅此就足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但是乾隆帝的“十全武功”，情况不同，性质各异：有镇压民变，有平息叛乱，有扬威耀武，有小题大做，有得不偿失，有多管闲事，有维护正义，有反击侵略。
（三）亏空国库
乾隆帝过着锦衣玉食般的豪华生活，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由俭入奢。满洲亲贵、汉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无不挥金如土，竞相奢靡。封建社会的盛世，必然蕴藏着走向衰落的危机。骄奢淫逸之风正是社会衰败和动荡的反映。
乾隆帝即位初期，国库丰盈，贮存常达七八千万两白银，甚至超过了康雍两朝。但是长期且巨大的贪污腐败、数次远征、诸多宫廷建造、个人六次南下、历次平叛、缓慢滋生的鸦片以及个人浮华奢侈的生活，消耗了大量白银。1796年乾隆退位时，几乎所有的国库资金被挥霍一空，使盛极一时的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
（四）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一个民间宗教组织。据传说，1133年，由茅子元创立，因教徒“谨葱乳，不杀不饮酒”，故又名白莲菜，后逐渐演化为民间社群组织白莲教。
南宋时期，该教因是佛教分支，故影响不大。元朝时期，教内发生分歧，其中一派开始反抗元朝统治。元顺帝十一年，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决口，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红巾军大起义，红巾军即与白莲教有密切的关系。明初朱元璋多次取缔白莲教。清入关后，白莲教徒以反清为己任，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而遭到清朝镇压。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白莲教活动频繁。嘉庆年间白莲教与地方人民结合，引发川楚教乱。
楚陕三省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至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两省饥民来此觅食者达数十万。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总数不下百万。该地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箱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乾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导致粮价猛涨、饥民日众。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将要“换乾坤，换世界”。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传教时，又提出“弥勒转世，当辅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写，暗指明朝后裔），宣称“黄天将死，苍天将生”，入其教则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入教后，“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这种宣传既符合小生产者平均、平等和互济互助的要求，又满足了他们反抗求生的愿望。因此，到乾隆末年，白莲教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势力，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
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的思想，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义。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各路起义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在湖北白莲教起义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起义。
嘉庆二年（1797年）初，襄阳起义军又开始了大规模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为三股力量进入四川。清军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起义军被清军围困，襄阳起义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今四川宣汉）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各路起义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使起义军并未真正联为一体，各股仍然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嘉庆三年（1798年）襄阳起义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起义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但在嘉庆五年三月以前，起义军处于发展、壮大阶段。起义军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且有各地教徒“为之向导负运”，多次重创清军，嘉庆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开始转入低潮。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相继牺牲。清政府的“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之策，已逐渐推广并发挥作用。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起义军同人民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嘉庆六年，起义军活动基本上只限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转战在群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超过三万人，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起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至嘉庆九年九月，起义终告失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五）提前退位
乾隆皇帝在即位时曾焚香高天：“若蒙昊苍垂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圣祖康熙纪元六十一年之数。”他遵照雍正帝胤禛密建储位之法，初以次子永琏为皇位继承人，所书密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两年后，永琏病殇；以后又想传位皇七子永琮，永琮也早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决定以皇十五子为嗣子，因为两次建储遭到挫折，这次他特地郑重其事地祭告上苍，并祭告盛京祖陵。乾隆六十年（1795年），此时的乾隆皇帝已经85岁了，他下诏谕正式册立皇十五子为皇太子，于次年正月初一举行传位仪式。届时，乾隆皇帝御太和殿宝座，亲自将宝玺授予嗣皇帝，颁发传位诏书，改元嘉庆，自己退位为太上皇。这时嘉庆帝已经37岁了，乾隆皇帝仍然紧紧抓住军国大事和用人行政大权，躬身处理，嗣皇帝只能“朝夕敬聆训谕”。
乾隆皇帝当了三年的太上皇，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辰刻病卒于养心殿，终年89岁，谥曰“纯皇帝”，庙号高宗。同年九月葬于河北遵化马兰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