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山僻巷
在北京城里只能住马厩和“水窝子”的雪芹，终于不得不离开北京城，到郊外去另谋生路。他出了西城门而远至香山脚下，中间还应有许多曲折。那时候，西郊是皇帝常到的地方，有几处著名的“御园”。这些御园各有众多的护军驻守，还有名目繁多的为园子服役的大量内务府属下的旗人和杂役。雪芹来此，大约也还是为了投奔这些人当中的亲友和旧识，为求一个寄身之地。
西郊很多地方都有过他的足迹。最后他才来到了西山近旁。
所谓西山，广义的范围极大，北京的西北是望不尽的层层峰峦。人们狭义上常说的西山，则指北京西郊离城最近的这一层小山，也有数不清的小山峰，各有美好的名称。香山不过是其中之一，大约就是雪芹最后居住的地点。
他这个住处，早已不可确指了。我们确知的是：他的友人称之为山村，秋天则称为“黄叶村”。沿着一条小“巷”或者是一条小山径，弯弯曲曲，很费力才能找到他的小房子，四周长满了蓬蒿野草，高得像要把房屋掩起来。门前是一片野水。出门一望，就是近在咫尺的碧水青山。环境是美的，可是那小房子的简陋，让来访的友人都为之叹息难过。屋子是用草木搭建的，连最基本的家具也没有，那种贫困的情境，城里的人难以想象。
雪芹素来喜欢这种山村的幽美之境，但贫苦的状态，却也是不容易忍受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他对自己原也是个“浑身矛盾”的人，非常清楚。
他的好友敦家兄弟了解他，说他是“举家食粥酒常赊”“日望西山餐暮霞”。这前一句用的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典故，他穷得没米，全家已经多日只煮稀粥吃了。后一句是借用道家练气功的用语，比喻雪芹常常没有饭吃，只好眼望着西山“吸”那云霞之气，这里说得极文雅有趣，实际上却苦得很。
雪芹这时的收入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卖画，一个是当村塾的老师，教一些村童们念书认字。
做塾师通常叫做“教馆”。雪芹在城内做西宾，大约也与此有关，是做先生教书，而不是管案牍的相公。还有传说他在外县教过馆，那么他到山村里，仍然借教馆维持生活是极有可能的。村塾的先生待遇是极低的，民间常常流传着一些名人未“发迹”时做馆师的那种寒酸境况的故事，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雪芹之友说他是“司业青钱留客醉”，意思是借诗圣杜甫的诗句来比喻雪芹留客人酒饭时，只有借苏司业（苏涣）那几个铜钱来待客。这“司业”原是国子监的官名，在此也许就是馆师的借称了。
雪芹画得一手好画，画几张画卖些钱。友人说他“卖画钱来付酒家”，就是指他没钱时向酒铺赊酒喝，等卖了画，再还积下的酒债。
生活的穷苦窘迫，一直紧紧地跟随着雪芹，困扰他的神思才智。
（二）写作情况
乾隆九年（1744年），敦诚进入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去读书了，他的哥哥入学自然比他还要早些。到乾隆二十二年（1758年）秋天，敦诚把一首诗寄给已经在山村的雪芹。
这首诗开头先从雪芹的先世写起，叙述了他家门的败落，处境的艰难，说到他与司马相如有相似的经历，曾开小酒店为生。回忆他们在右翼宗学剪竹夜谈的往事，盛赞了雪芹的才华气概迥异于常人。感叹如今远隔两地，十分怀念。最后劝雪芹说：您不必再向那些富家求乞，做他们的“食客”而遭受轻贱了；最好的生涯就是在山村继续写书，这才是不朽的事业。
看来，敦诚不但对雪芹的为人是倾慕备至，就连他写书的事，也是鼎力支持的。敦诚并不像一般人鄙视作小说是“下流”的事，他的其他诗句中也常常暗示出雪芹写《红楼梦》的事实。
敦诚这时在喜烽口，他正随叔父在这个长城的关卡处居住。
从敦诚的诗句语气来看，雪芹此时到山村恐怕还不久，也许还不时有回城谋生的打算。在此前三年，即乾隆十九年（1754年），脂砚已经抄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前部分若干章节了。这个抄本卷前有一首诗，也很重要。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首诗描述了雪芹写小说时的复杂感情，语调十分沉痛。也揭示“十年”这一时间跨度，这也许说明，过去的十年光景，正是雪芹在城内叩富家之门，充当西宾的日子。
在敦诚寄诗前一年的农历五月初七日，脂砚已经整抄出七十五回的《石头记》来。在这回书的前面，她写了一行题记：“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
还有两行字，是暂记的残缺的回目，很多字是空格。
这一切表明了一个事实：雪芹的写作生涯，并不像现代作家那样幸福。由于生活十分贫困和不稳定，由于性情的放浪，随手信笔，乘兴而书，再加上任人借阅，他的手稿的情况是十分凌乱不整的。日子久了，每回书的首尾便弄得残破了，甚至失散了。中间偶然留下的当时未定的空白之处，也等着他补齐。
这些，雪芹自己有时是忙着往下写精彩篇章，暂时顾不得前边的琐碎之处，有时是任性之笔，兴尽之后，就不写了，也不放在心上。这样的情形，使书稿的命运常在危险之中。
于是，这些琐碎却重要的工作，就都落在脂砚斋的肩上了。
这脂砚，便是那首题诗中的“红袖”——这个词语在古汉语中是指代女子的。那“情痴”，则正是指作者曹雪芹了。他们二人经历了“千般”悲欢离合，感到以往的前尘旧事真同一场梦幻，已经杳不可寻，却历历在目。
有一部模仿《红楼梦》的续书，写到了雪芹早先著书时的情景，竟然是他坐在炕上，地下几个“小厮”（年轻的仆役）围坐，听他口讲，做笔录。
这种“作书”的方式，听起来很离奇，似乎很不合理。但在雪芹说来，有人请他喝酒吃烧鸭，他兴致来了，就用口讲，像市井“说书”的艺人那样，是完全可能的。有几个人记录，然后整理统一“定稿”，因此现存的抄本《石头记》中时常出现同音的错别字，这种情况如果不是由于听音记字，就很难解释了。
当然，并不是说《石头记》全体或大部分是这样写成的，而是说至少有若干部分、片段，确实是这么记录成文的，它与作者本人亲自书写的文字，是有些差异的。
这应该还算是他在“顺境”中的作品，至于他在逆境困境中，那种艰难与坎坷，远非今日所能想象。这会造成他书中的残缺、断落，文字风格略显不同，情节偶失平衡照应等细小遗憾。对这些，以往的评者不止一次地提出“质疑”，那是因为不了解雪芹的书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的，不能体会雪芹写作时一身所承担的沉重负荷与多层的痛苦，有些部分甚至是在贫困忧愁、饥寒交迫下写出的。
（三）脂砚斋
脂砚斋的真实姓名是不便、不肯也不敢公开的，只是用化名“脂砚斋（主人）”，意思是用胭脂来代替墨汁的人——这显示了她本是一位女性的事实。
脂砚斋，她也就是用朱红色的字来细细点评《石头记》的那个“神秘的人物”。
雪芹由于立志要写成这部小说而遭到同族与亲戚等人的笑骂唾弃，但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得到同情与支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奇迹，这个同情与支援者就是脂砚。
从数以千条计的脂砚斋评语来看，其思想与感情的焦点是以全部心神来赞美作品的，又是以全部心神来关切作者、疼怜作者、爱护作者、体贴作者、崇拜作者！她是雪芹第一个深刻的知音。她透露了内容中大量的深层的涵义和艺术的妙处，也透视了作者的心理活动和精神境界。没有她的批点解说，有许许多多的重大问题是我们永远不能读懂的。
由于她最理解雪芹之为人，最爱护他所写的小说，她不但细加批点，而且还做了大量其他的工作，可以说她是一个写作助手、一个整理人、一个鉴赏者、一个保护原稿者、一个宣传者。
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她做的辅助工作，比如决定书名，建议将小说里的某些重大情节做删改，校正清抄本的文字，代补了许多空缺之处，代撰整回的缺文；她掌握稿本的章回情况，建议改动设计；她为书中的隐语，难解的僻字，都做了注解；她为此书做出了“凡例”，列于卷首，并题了总诗，替全书做了批语等等。脂砚斋确实是曹雪芹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助手乃至合作者，《红楼梦》的撰写，其中包含着她的功劳和功绩。
曹雪芹穷愁著书，有了这样一位同道和密友、亲人，精神上的快慰和激动，是不用说的。他们俩除了原来的亲密关系，又加上了这一事业上的合作，感情更是非比寻常的。
脂砚斋借着批点书稿的形式，有时与读者讲话，有时与书中人物“叙旧”，有时与作者“交谈”。有时兴致很高，诙谐幽默，但更多的时候是感伤思念。她的许多批语与书稿一样，是“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的。
寒闺冬夜，孤独寂寞的脂砚，克服重重困难，辛苦不倦地为《石头记》尽她的全部心力。
然而，我们从脂砚斋的许多批语来推断，她与雪芹并不能经常聚在一起。她的批语是在与雪芹不能会面时做的，那隔离着的情况，从批语口气中有明显的透露。这当然可能是雪芹出外南行了，但可能还有别的缘故，是被迫分开的。这也许是由于生计上的问题而不得不做出的安排。也有可能是被迫而暂避，因为二人的频繁相见在当时舆论里是“不合法”的，是不光彩的事情，有人施加压力，逼他们离开。这样的知音却不能时常见面，交流感想，这是多么大的悲剧呀！
（四）凄惨离世
曹雪芹在“黄叶村”里过着饥寒交迫的困窘生活，转眼就到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
每当春暖花开，雪芹都要和朋友们赏花饮酒，聚在一起，而今年却一次也没有提起来这种兴致。连好友敦诚的30岁生日聚会，他都没有去。
三月初一，是敦诚的生日。今年又恰逢敦诚的三十整寿。敦敏为了庆祝弟弟这个三十而立的大日子，邀请了很多朋友来聚会，当然一定邀请了曹雪芹。
到了敦诚生日这天，始终没见到雪芹的身影。若在往常，雪芹说什么也兴致勃勃地去赴约。今年，他竟然没有到场。
雪芹之所以没有来，是由于贫病交加。这一切原因，敦敏、敦诚两人其实是明了的。
俗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概真有这种情况吧，不顺心的时候，竟然是一事不了一事又生。
从这年春末夏初开始，北京地区出了一件百年不遇的大事：痘疹横行。
出痘是人生一大关，必须过了这一关，生命才算有几分保证，不但小孩，大人也是如此。雪芹的友人家，遭此痘灾的，单是敦家一门就有五口。雪芹只有一个孩子，是前妻留下来的，可怜孩子没有母亲，所以曹雪芹特别珍爱他，也是雪芹穷愁中唯一的一点牵肠挂肚的骨肉。在痘疹猖狂的岁月里，家家的小孩朝不保夕，人心惶惶。雪芹为此，真是忧心如焚——不要说进城去会亲友，简直是没有心思做任何事了。
可是，哪里有雪芹能够幸免的事啊，他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的爱子染上了痘疹。雪芹又没有钱给孩子看病，只能眼看着染病的孩子一天天地衰弱，日渐垂危。到了这年的秋天，孩子终于没能挺过去，让病魔夺去了生命。
痘疹夺去了雪芹爱子的生命，也就夺去了雪芹的生命。
儿子死后，雪芹悲痛万分，据传说，他每天都要到小坟上去瞻顾徘徊，伤心流泪，酒也喝得更凶了。虽然友人劝慰，但是又怎么能治疗他心灵上的巨大创伤。忧能伤人，再加上各方面的煎迫烦劳，不久雪芹自己也病倒了。
“举家食粥”的人，平时的日子都不好过；卧病在床，又没有什么营养，更没有什么药物。朋友中间或者有能给他一点帮助的，然而今年敦家丧祸不断，泪眼不干，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数十里外远在西山脚下的曹雪芹呢？甚至可能连消息也不知道。雪芹的病，病根在心，又加上生活的无着无落，怎么能好呢？他的病情，从秋天开始渐渐地严重了。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的除夕（1764年2月1日），别人家正是香烟爆竹、笑语欢腾的时刻，雪芹却在极其凄凉悲惨的情境下离开了人世！
乾隆二十九年新年即1764年的正月初二，敦诚家的看门人来禀报，说有一个老者求见，是曹二先生家里打发来的。敦诚很高兴，雪芹总是礼数周到，还想着大老远的来人拜年，就让人快点请进来。
进来一位农民打扮的老者，却是一身蓝布新衣裳，新鞋帽，见面先行下礼去，口说“新春大吉大利”。敦诚连忙搀起，作揖谢道：“老人家您辛苦了，大老远地进城来……”话还没说完，只见老者从怀中掏出一个素白的信封，敦诚吓了一跳，先不接信，忙问：“怎么是白纸的？”
老者的泪水滴在手上：“曹二爷没了。”
敦诚脸变了颜色，接信的手颤抖着。
“怎么就不行了？哪天的事？可留下什么话？”他急切地问道。
“曹二爷是年三十没的。他家里昨天就让我送信来，我说大年初一，谁没个忌讳？就推到今天才来。”
“怎么就偏赶大年夜这个日子？”
“他是病缠久了，又贪几口酒，不肯在意保养。过年了，谁家不添点酒饭？大年夜又是守岁的时节，他新得了酒，可就没了拘束，太过量了。人一下子就禁不住……”老者说不下去了。
“临危有什么说的吗？”
“听说是来不及说什么就不行了。只听说他说过，书给毁了，还没弄齐，死也闭不上眼啊。”
“家里呢？”
“家里什么也没有，真叫可怜！病重时，也没有钱买药调治调治……”
敦诚像木头一样站着。接过白信封的那只右手，还在颤抖。
这样一位旷世奇才，正像他自己比喻的：是一块落在荒山下补天用的奇石。他一生的结局是脂砚斋所说的，如同杜甫一样：生遭丧乱，奔走无家，数椽瓦片，就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也是归结到一点：天生才人，一生受尽了厄运的折磨、摧残和陷害。
曹雪芹死后十二年，即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年）的八月，脂砚斋在她手藏的一个抄本的开头处写下了一段沉痛的批语。这是脂砚逝世前的最后一段批语，也可以说是她的绝命词。雪芹泪尽而亡，抱恨的就是全稿的后半已经遭到了破坏，不敢说希望真本必须永存天地之间，不容破坏，而只能说 “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