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论语一日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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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血脉亲情(1)

孝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情感标准,是做人的开始,通常不孝顺的人很难自觉成为一个好儿子、好父亲、好朋友、好员工。

孝子最宜当官

【原文】

【1.2】有子①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第一》)

【2.21】或②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为政第二》)

【注释】

①有子:子,古代对人的一种尊称,类似于今天人们讲的“先生”。“有子”指孔子弟子有若。②或:有一人。

【译文】

有子说:“一个既孝顺父母又讲究兄弟情意的人,通常很少冒犯自己的上司和尊长,更不会做叛逆谋反的事。正人君子以孝顺父母、敬爱兄弟为做人的根本。只有确立了这个根本,才能逐渐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才能谈得上了解这个世界,进而安身立命。由此看来,孝顺父母,敬爱兄弟实在是做人的根本啊。”

有人对孔子说:“先生您如此多才多艺,为什么不从政当官呢?”孔子说:“《尚书》上说:‘竭力孝顺父母,兄弟相亲相敬,为政之道即在于此。’由此可见,遵行孝悌之道也就是从事政务,不必非要当官不可,而且除此以外,还有什么算是政务呢?”

舜,中国古代圣王的一个重要典范。在他称王前,他的家庭环境是比较恶劣的。《史记》记载说,舜的父亲、舜的后母及后母所生的小弟这三个人都很仇视舜,屡次想致其死地而未果。但舜本人对此一直不加计较,反而愈发善待他们。《孟子》一书还记载说舜在称王后曾册封要害他性命的小弟,并表示假如父亲犯罪,那么他自愿放弃王位,背着父亲逃命。古往今来,许多人对于舜的这些做法都有所质疑,不大理解——认为舜宽待残害他的家人乃是过愚了,至于册封小弟、私放老父则有利用职权、以权谋私、包庇家人的腐败含义;更有甚者,直接将此视为现代腐败现象的起源。那么舜为什么要如此处理家庭关系呢?他究竟是彪炳天下的一代圣王,还是一个愚傻昏聩、率先腐败的贪官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助古代儒家学者的思想来获得相应的启示。古代儒家学者对于“什么是人”以及“如何做人”有着一系列深刻的认识。

《礼记·中庸》讲“仁者爱人”,意思是说为人之道根本在于懂得彼此关爱,为此,人需要约束自己的各种私欲。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人。由此出发,古人斥责那些一心为己谋私、道德良心泯灭之辈时往往称其为“沐猴而冠”“衣冠禽兽”。因为古人以为,只有禽兽才会终日只为自己的生存而经营打算。这表明古人很看重人与禽兽的区分,并由此确立做人的人格,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现代科学证明,许多动物也具有丰富的情感和忠诚的信念)。那么人又是如何来相互关爱的呢?

古代儒家学者以为,为人之道虽然在于彼此关爱,但是这种关爱是有着先后、远近、亲疏差别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比较好理解。因为人们通常是最先对自己的父母妻子、亲戚朋友表现出自己的关爱,并且这种关爱又总是要超越对陌生人乃至对外物的关注。古人认为这属于人之常情,并认为做人、持家,乃至治国都应当以这个“仁者爱人”、“爱有差等,施由亲始”的人之常情作为基础,绝对不能背离这一原则。那么做人与持家、治国又是什么关系呢?

《礼记·大学》曾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做好人、打理好家政才能逐步拓展到治理好国家,乃至平定天下。做人不行,家庭问题处理不好,那也就谈不上治理好国家、平定天下了。这和古人讲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是一个道理。由此可见,做人、持家乃是为官、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这亦是人情日常之理。孔子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所以他干脆说“家事即是国事”。这体现了古人一种“见微知著”的人生智慧。

那么怎样才能做好人、持好家呢?古时《四书》中曾有一篇文章,叫《中庸》,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做。这篇文章提到,人生在世需要处理好五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上司与下属的关系)。除去后面朋友和君臣关系,前三者都是一般家庭关系。处理好这三方面关系,便是做人与治家的根本。

关于处理父子与兄弟之间的关系,孔子的弟子曾子以为关键在于做到孝与悌。所谓“孝”即是指孝顺父母,所谓“悌”即是指尊从兄长。曾子以为做好这两点,可谓是把握住做人与持家的根本。由此即可打理好家庭伦理关系、实现上下有别、尊卑有序、自然亲敬、家庭和睦。而曾子所提倡的孝悌亦不过是人之常情的自然表现。至于夫妇之道,古人则有“相敬如宾”的说法,古人于宾主间重在行礼,所谓“相敬如宾”即是指夫妇之间也要持之以礼,不能因为常日里厮熟而彼此慢怠。在三种家庭关系中,孝悌之道是最根本的,这主要因为它有血缘之亲。故孝悌乃成为做人与持家的根本,不能孝悌不足以称之为人。

孝悌之道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一直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尊奉。并成为历史上人们衡量自身修养、选拔人才、任用贤良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标准。在古人眼里,一个人如果自身不能做到孝悌,则他也就算不上一个健康的人,更谈不上能成为一个好的官员,乃至治理好天下了。比如吴起,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在做人上却有很大的问题——好大喜功。这主要表现在两件事上。

一件事发生在他青年时期。当时他败光家产杀人逃命后求学于曾子。不久,其母去世。吴起只因自己功业未就而拒不奔丧。试想一下,对待亲母尚且如此薄情寡义,对他人又能如何呢?故曾子作为吴起当时的老师一气之下与其绝交。

另一件事发生在吴起在鲁国做官时。当时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本想启用吴起为将,但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因此犹豫不决。吴起知道内情后,为成就自己的功名,便杀了妻子向鲁王表明自己的心迹。由此可见,吴起利令智昏到了何等地步。

试想一下,这样一个自私为己、忘母杀妻的人物又怎么可能为他人着想。即便他违背人之常情地去关爱他人,其背后也往往怀有特定的目的。如吴起曾亲自为士兵吸伤口里的脓血,士兵的母亲闻听后便痛哭不已,因为她洞察了这是吴起收买人心、激励士气的手段。后来老人的孩子果然战死。在这种人眼里,别人只能是他可以随意利用的工具——没了利用价值,也就没了存在的必要。这等人物即便再有才干,也不能承担起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责任。相反其才干愈出众,其祸害可能愈深远。因为他根本就不具备一个基本的健康人格。这样的人做了官又怎能造福一方、平定天下呢?

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统治者在识人、用人的过程中也都深谙此道。例如三国时期的曹操在打天下时发布文告,广招天下有一技之长的才士,无论其品行如何;而清朝开国时期也曾广纳明朝降将。但这只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亦是一种权谋手段。一旦天下稳定下来,真正开始从事建设时,则统治者必定要转变他的策略。曹操之所以要大力表彰关羽的忠勇,清朝统治者之所以在利用明朝降将统一天下后又将其贬为叛臣贼子,大力歌颂明朝忠臣死士,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只有品行端正、忠孝节义之人才可能持家有道,才可能当一个好官,乃至平治天下,而不会干出以私欲祸乱天下、卖友求荣、叛国求荣的龌龊勾当。

再回过头来看舜的做法,我们也许可以真切体会到其为圣王的可贵之处。西方有一句很经典的格言,大意是说:“狗咬人一口,人却不能反咬狗一下。”舜以赤子之心善待心怀叵测的家人,乃正是其人格魅力的显现。至于他册封小弟、背父逃罪的做法也正反映了他珍视亲情的人性一面。只有怀着这样的仁爱之心,才能进一步善待他人乃至平治天下。

虽然古人也讲一视同仁、大义灭亲,这颇似于现代人所说的民主、公正的观念。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切都不能背离人之常情。背离基本的人情而去抽象地谈论民主、公正,则民主与公正只能是为空中楼阁——情、理、法三者间,情是核心。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充分实现人情,其法理要么不完备,要么不合理。而一个不重亲情、友情的官员要么人情味很差,要么是大奸大恶之徒。我们可以从避嫌的制度建设上来完善法律、民主,但不能因此而违背基本的人情伦理。否则即便口号喊的再响、理论再完善,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说惩治腐败、维护公正需要的是制度保障,而并非意味着要违背基本的人情事理。相反,只有顺应人情事理,才可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从这个角度说,一个人只有明白了人伦之道、处理好了家庭关系,他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即:有爱人之心,方可行爱人之道。如此一来,自然是孝子最宜做好官了。

有钱也买不到孝心

【原文】

【2.7】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①。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②,何以别乎?”

(《为政第二》)

【注释】

①养:指向父母提供衣食生活之物。②敬:怀有尊敬之情。

【译文】

孔子的弟子子游向孔子询问行孝之道。孔子说:“今天人们所说的尽孝,只是说能够向父母提供衣食生活之物。如果是这样,那和养狗养马差不多。如果向父母尽孝却又不恭敬他们,那又如何与养犬马区别对待呢?”

《论语》中有许多话虽然写在几千年前,但今天人们看起来仍然是回味悠长,意韵深远。孔子与子游的这番对话对许多现代家庭而言,具有相当的警醒作用。

对于尽孝而言,为父母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以使父母衣食无忧,这是很必要的。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乱、动荡曾经导致老百姓衣不蔽体,流离失所,甚至易子而食,在基本生存都成问题的前提下,哪里还谈得上奉养老人呢。当然也有孝心迫切,乃至采取非常手段的。

唐代一个官员在审理一起盗窃案的时候,罪犯供认因自身能力有限,又年关将近,只好偷点东西,以表孝心。那位官员深受感动,就把这名罪犯放了。即使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就业困难而导致物质贫乏,进而难以奉养老人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由此亦可见成人立业、尽心行孝并不容易。当然还有一种人则是完全有能力奉养但却不肯为之的道德沦丧之徒。这一点在权力争夺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隋炀帝杨广就是如此。在他被册封为太子之前,他对老爹老妈极尽曲迎恭敬奉养之事,而在他被册封为太子,迫不及待决心谋取皇位时则义无反顾地将其老爹杀掉,至于他老妈则幸运地提前死掉了,不然也怕是难逃厄运。由此可见,自私的贪欲可以使人成为一个“智商优良”的魔鬼与禽兽。

那么尽孝是否就是向父母提供衣食呢?当然不是。当年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社会上就曾经流行过这种观点,孔子对此很不满,并由此说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话。孔子以为如果尽孝只是向父母提供一些衣食,仅保证他们不挨饿受冻的话,那么这种赡养与养牛养马、养猫养狗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由此看出,孔子所说的尽孝并不是仅仅要满足父母衣食等物质方面的需求,还要有一颗切实“恭敬”的心。

人不同于禽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有自己的尊严。人虽然本能地具有饮食男女这些方面的需求,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可以有效地限制自己的这些欲望。所以一个人即便是去乞讨,他也会有自己的尊严。故而《孟子》中讲虽乞者亦有不受嗟来之食的志气。乞丐尚且如此,何况正常人呢?所以待人最基本的在于衣食,而最重要的则在于恭敬。二者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曾子父子两代人的不同行孝做法中获得启示。

曾子的父亲是曾皙,父子二人皆是孔子的弟子。曾皙年纪大了,曾子便奉养他。每顿饭都是有酒有肉。将要撤桌时,曾子一定会询问父亲剩下的饭菜如何处理。如果父亲问是否还有剩余的酒肉,则曾子一定回答说“有”,以免父亲失望。由此可见,曾子侍奉父亲是尽心又尽力呀。不过轮到曾子的儿子曾元来侍奉曾子的时候,情形又有了变化。曾元侍奉曾子也是每餐必定提供酒肉,不过曾元不再询问曾子每餐剩余的东西如何处理。曾子问是否有剩余酒肉时,曾元则不理会老父感受如何而直接回答说“没有”。其目的在于留下以后慢慢享用。由此可见,曾元侍奉父亲仅仅是满足衣食方面的需求,却不真正具有恭敬关爱之心。因而从孔子的角度来看,曾元的做法算不上是在尽孝。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的物质、金钱是买不来真正的孝心的。

现代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愈来愈崇尚金钱与物质,有些人甚至以为它们无所不能。殊不知,金钱与物质是换不来一个人的亲情与孝心的。我们的父母往往并不在意子女的物质财富有多少,而更关注他们能够几点下班回家。因此尽孝首先要有一颗时刻关爱老人的心!

父母身上无对错

【原文】

【4.18】子曰:“事父母几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里仁第四》)

【注释】

①几:略微。

【译文】

孔子说:“侍奉父母的时候,如果发现父母言行有什么不妥之处,要委婉地进行劝说,如果父母不肯听从的话,那也应当保持恭敬之心,不要违背父母的意愿来顺从自己的意思。如果父母让自己去做不妥之事,那也要尽力为之,不要对父母有所怨言。”

很多时候,我们和父母对同一问题的理解会出现差异,于是作为矛盾,代沟也就产生了,这是我们生活中常常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形成代沟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子女与父母的各自成长、生活以及工作背景不同外,还有一层更隐秘的原因,这就是对待事物的方法不同。许多人习惯用对错是非来区分事物,而不习惯以理解的方式来包容差异。他们往往认为世上凡事都有一个对错是非。因此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与选择也只能是唯一的。殊不知,这种唯一式的真理观在自然科学领域或许可以成立,但在具体生活中是很难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