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指出，国美在全国各地市场上的攻略简言之可称作“野蛮人的进攻”。它与13世纪初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带领下征服世界的做法，有着惊人相似：风格凌厉，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对市场原有玩家进行致命摧毁。
准确、凶猛、迅速地抢占，黄光裕的这种狠劲被一些人解释为潮汕商人的共同特征。
信奉现代商业技术，不动声色，但思维缜密的布局，则是“上海绅士”陈晓笃定的取胜准则。
因此，两人的相识相惜，表面上是英雄重英雄的举动，而骨子里，则是两个不同地域商人互相欣赏对方经商理念，希望互补长短的行为使然。
而两人最终的决裂，轻言之，是两个各有野心大男人的一场决斗；重言之，则是两个地域商人经商理念正面冲撞。
草根、聪明、狡黠、善走捷径、不受道德约束、善于自创规则，却又重乡情义气，这些都是历史上众多潮商的注脚。
潮商是现在潮州、汕头、揭阳三个地区商人的总称，肥沃的潮汕平原三面背山，东南临海，海洋和海外世界是唯一开拓方向，由此形成了潮汕人向外开拓的精神。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说，鸦片战争前后，潮商帮助清朝清剿太平军，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卖鸦片的特权。但是突然之间不准卖鸦片，潮商没有像徽商、晋商那样垮台，而是进入现代工业。由此可见潮商的弹性之大。
黄光裕是典型的潮汕商人。回顾国美争战史，上市前的国美，给人们留下一个开疆辟土所向披靡的“未来之王”印象；而上市后的国美，则给人们留下一个高举并购大旗，所到之处令人闻风色变的“侵略者”印象。
即便进了监狱，黄光裕犹不失其从容霸气的一面。据媒体报道，二审后，黄光裕对自己的关注不多，主要是考虑公司的事情。他看金庸的书打发时间，也要求律师把写他的《中国首富黄光裕》、《黄光裕内幕》带给他。他原来听说过这两本书，可是没有时间看。黄光裕也关心媒体和社会对他官司的报道，有时候觉得媒体想得比当事人明白。
而用十余年时间将永乐电器打造为华东最大区域性家电连锁商的陈晓，则是典型的海派商人。
江浙海派商人泛指江苏、浙江和上海商人。这两省一市地域相连，人文环境相似，在经济地域上同属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历史上同为出生意人的地方。江浙沪两省一市的商界传统与习气，工商界人士的经营风格，有共性也有差别，但他们的生意底蕴都离不开两个字——精明。
而更加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发展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海派商人较早地接触了近代西方商业文明规则，对之习惯且会善于利用。
近代西方商业文明本质上是市民社会的世俗文明，这种文明因子在岭南文化中并不充分具备。岭南文化虽远离中原，却在骨子里奉中原文化为正宗，所以广东官民对于西方商业文明排斥的居多，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文化上的冲突。
而吴越文化，表面上也迎合中原文化，本质上却已经衍生出尊重个人，尊重个性，重视物质生活，重视世俗享受的全新的商业文明因子。因此之故，近代西方商业文明虽然首先叩击的是南中国的大门——广州，首先抢占的据点是香港，然而最终落户、生根、开花、结果却是在上海。
早先的上海原本是一大片滩涂，任由洋人折腾，中央集权的干预因此减少。在近乎丛林的上海滩头诞生的新族群多数必须依赖商业为生，他们不必受以往的陈规陋习约束，却必须遵循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
这种丛林法则与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连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未必能够真正理解和接受。当年鲁迅即有信致李霁野说：“上海到处都是商人”；又致信廖立峨说：“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又致孙用信说：“上海是势利之区……”也就是说，这种“势利”已然有了一套程式，成为了一种秩序和文化。
不同的商业文化背景，使黄光裕和陈晓两人的发家历史和企业风格，变得迥然不同。从上海郊区集资的民营企业家，陈晓一直在不断变化，以期符合更高的市场规则，从聘请职业经理人到上市融资，步步补课。
反观黄光裕，一直在家电行业领跑，破除旧规则，建立自己的新规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内核就是：制造规则，简单直接地达到目的。
仔细对比黄与陈双方在特别股东大会上的提议，也可以发现各自鲜明的特色。黄光裕的提议仍然霸气十足，动辄要求公司“即时”对其要求作出反应，火药味相当浓烈。相对而言，陈晓方的提议本身只陈述了需求，未多加类似“即时”这样的要求或者说命令式词汇，可谓进退皆可，滴水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