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荷到M劳改农场女犯中队，就认识了同在二工区劳动改造的邹今图。她给人的印象很不一般：如男子一样的壮硕，比所有女人都灵巧。出工，她走在前面。跨一步，顶别人两步。收工，也走在前面，别人筋疲力尽，她神采奕奕。回到监舍，大多数女犯在洗洗涮涮，邹今图已收拾得妥妥当当，换上干净衣裤，盘腿坐在铺位上，一针一针纳鞋底了。她的面孔无论从正面看，还是从侧面瞧，都带“男相”，四方脸型，鼻隆嘴阔，皮肤微黑，眼珠是灰黄色的，头发粗得吓人，好像每一根都能当铁丝用。邹今图的针线活儿实在好！拿上针线，那粗大的手指顿时柔软起来。绣花针拖着细细的五色棉线，像着了魔一样，飞来穿去，缠来绕去，又服服帖帖落在布上，组成美丽的图案。她和刘月影的女红是中队里最好的，差别就在花鸟图案的设计和颜色上了。刘月影的艳丽，她的淡雅。
张雨荷喜欢看邹今图刺绣，除了她喜欢看，那个半疯癫的留美博士李学珍也喜欢看，而且一看，就不说胡话了。张雨荷没看几回，二工区组长苏润葭就警告张雨荷：“别接近她。她是根针，你若成了线，那就缠死了。”
张雨荷奇怪：“什么叫缠死呀？”“黄君树就被她缠上了，每年挨罚。”“她俩咋啦？”
苏润葭不答。
“到底怎么啦？”张雨荷又问，苏组长悄声吐了三个字：“磨豆腐。”“什么叫磨豆腐？”张雨荷忽地懂了，喊了一句，“是不是同性恋呀？”
“你喊什么！”苏润葭狠狠瞪了一眼。
张雨荷觉得自己是“蒙”对了，对“磨豆腐”三个字，却是不解其意。
自苏润葭提醒后，张雨荷也曾留心观察，似乎邹、黄二人的行止没什么异样。她对黄君树印象不错，清秀，纤弱，沉静。从不说脏话，还有难得的文气。
初夏，周六的晚上，女犯中队陈司务长，从收音机里听了天气预报后，便把张雨荷叫到队部办公室，说：“我不得空。派你明天下山到县城的粮站，把我们中队下个月的囚粮指标办好。”
“是。”张雨荷站得笔直，简直是喜出望外！陈司务长随即将盖了农场公章的三联单递给她，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元钱钞票，说：“你在县城给我买两包代乳粉。陶陶等着要吃。”陶陶是她的儿子，一岁多。陈司务长又补充一句：“你带张塑料布去，把代乳粉包好，听说明天有雨。”
回到监舍，易风竹问道：“是哪个干事叫你？”“陈司务长。”
“司务长叫你，准是有好事。”“为什么？”
她舔舔干瘪的嘴皮，说：“司务长喊犯人办事，肯定是要你买吃的、穿的，对不？生产干事派犯人到场部，肯定是领农药，扛化肥。最怕管教干事喊犯人，一定是有谁检举了你，叫你去‘背书’。”
苏润葭打断易风竹的话头，说：“你就会讲劳改经。晚上政治学习，让你说说国内外大好形势，怎么吐不出一个字来？”
听说张雨荷明天要进县城。那些坐在自己铺位上打补丁的、纳鞋垫的、靠着枕头养神的女囚，都围拢来了：
“你帮我带半斤糖吧，我给你钱。”“我要一块香皂。”离张雨荷铺位最远的犯人叫陈慧莲，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皮夹，翻出钱来，请人递给张雨荷，恳切地说：“你明天进城，帮我买半斤水果糖，要上海货。我有时发虚，心慌，嘴里含颗糖，人就要好受些一点。”
陈慧莲七十岁上下，是天主教徒，面容消瘦，不苟言笑，一对眉毛，弯似柳叶，一口好牙，细密洁净。无论三伏还是三九，都是一件雪白的衬衫贴身，再配上煞白的皮肤，别说是监狱，就是在外面，这样的老妇也是少见。张雨荷小时读教会学校，能想象出她昔日的仪态来，怎地也发配到这里了？姜其丹偷偷告诉她，“她犯的是里通外国罪”。
张雨荷问：“是向外国人提供情报啦？”姜其丹把头一歪，轻蔑地说：“胡扯！拿我来说，仅仅和教会里的外国人说几句话，也是里通外国。”平素，张雨荷同姜其丹很“合拍”，甚至不用说话，凭眼神就能交流。犯人之间的“过节儿”，张雨荷搞不明白，除了问苏组长，就去找她，而且她比苏润葭有人情味。
张雨荷对陈慧莲说：“你的病靠吃糖不管用，要找卫生员才行。”
“你是指那个吴艳兰吗？”她摇摇头。“她怎么啦？”
陈慧莲说：“这个人心肠不好，从来不把我当病人。”
“为什么？”“嫌我是资产阶级加帝国主义走狗，罪大恶极。”“吴艳兰是一贯道，她有资格说你？我看天主教比一贯道强。”张雨荷这句话，让从来不笑的陈慧莲，笑出了声。可怜她瘦成一把骨头，张雨荷说：“半斤太少，吃不了几颗就没了，遇见奶油的，就给你买一斤吧。”
“奶油糖？”陈慧莲眼里闪出光亮，接着又叹气，说：“不能多买啊，我和你不同，没有经济来源。”
陈慧莲是老病号，心脏病严重。这病在外面还有治，可到了监狱，只有等死。女犯中队的干部批准她不外出劳动，已是法外施恩，特别宽大了。姜其丹暗中帮她料理生活琐细，为此多次受到点名批评。她不管，照样干。一次，给陈慧莲洗内裤，被告发。
晚上，在小组学习会上，她站在当中，工区干事邓梅问：“你错了没有？”
姜其丹答：“错了。”“错在哪里，你说说。”“错在违反监规。”
邓梅问：“监规怎么规定的？”“犯人之间不得互相拉拢。”“下次陈慧莲叫你洗东西，你做不做？”姜其丹不答。
“你还做不做？”她低着头，只是低着头。
邓梅急了，走到她跟前，吼道：“你以后还做不做？”姜其丹仍是不吐一字。
“啪”-邓梅伸手扇了她一个耳光。这是张雨荷第一次看到邓梅发威，打人，没想到挨打的是姜其丹。姜其丹当没事儿一样，把头一扭。扭头的一刻，与张雨荷的目光相遇了。那一瞬，张雨荷觉得她就是英雄。
张雨荷接过陈慧莲的钱，姜其丹就凑过来问：“她给你多少钱？”
“五毛。”“你等着，我再添几毛。”
别看监狱犯人穿一样的衣，吃一样的食，日子还是不同。张雨荷的母亲每个季度都有汇款，尽管每次不过两三块钱，但就凭着这个，她成为女囚们最羡慕的人。像死去的汪杨氏，尽管有四个儿子在公社劳动，可她还要从每月二块五的零花费里积攒点钱，春节的时候寄给儿子，嘴里不停地念叨说：“当社员还不如当犯人，只有工分，没有现钱。”刘月影不也是攒钱寄给在成昆线上工作的儿子吗？差别就是这样大。张雨荷觉得监狱苦，可许多农村犯法分子觉得囚徒除了没自由，日子过得比社员强！怪了。
即使没有政府提倡和展开“改造与反改造”斗争，犯人之间也始终存在着无法消除的摩擦、隔阂与罅隙，由此生发出许多的口角、较量，甚至打斗。然而，在“吃”上，所有的罪犯都是一致的。
“张雨荷，给我买一个猪肉罐头吧，记住！挑的时候，要选猪油多的。”说话的是黄君树。
“我怎么知道油多油少？”黄君树说：“你就看玻璃瓶子里上面的那层白油嘛，厚，就是油多；薄，就是油少。”
张雨荷笑了：“我还真的长了见识。”李学珍凑了过来，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新崭崭的五元钱钞票，大声道：“我要买十斤糖！”好神气！易风竹从后背给了她一拳，说：“你以为在美国吧？
想得倒好，十斤糖！”
监舍的人哈哈大笑。张雨荷说：“我买不了那么多。”李学珍气呼呼，问：“为什么你给黄君树买？给陈慧莲买？分明是不平等嘛！”
很久没听过“平等”这个词儿了，张雨荷接过了女博士的钱，说：“我尽量吧，能买多少就买多少。”
待众人散去，苏润葭对张雨荷说：“明天给我称半斤豆瓣酱。有时嘴里头真没味儿！喏，这是瓶子，里头有两毛钱。”
“你怎么把钞票放到瓶子里？钱是最脏的东西。”张雨荷说。
“再脏，也没这里的人脏。”“我就觉得自己不怎么脏。”张雨荷说。虽然监规上规定，罪犯不得高声喧哗，实际上，只有等所有的犯人都入睡了，这间拥挤着几十人的牢房，才会有宁静。
无需多久，监舍里鼾声起伏。张雨荷一向患有失眠症。到了劳改队就无药自愈了。其实，有药：这药，就叫“累”。收工回来，累得连话都不想说，只想躺倒，躺在哪儿都可以，倒在什么地方都行。这个夜晚张雨荷毫无睡意，全副心思地盘算：明天进城自己该吃什么？炒肉一份，是肯定要买的，要一口气吃光，一片也不剩。若碰上炒猪肝，也要尝上一盘，唉，好久没尝了。要吃上两根焦黄的、香香的油条，还要一碗炒饭，再要一碗馄饨，一碗醪糟，里面的鸡蛋要放两个，起码两个。最后还要吃点甜的。张雨荷很清楚，犯人来自五湖四海，有的在家里听留声机，有的门前听狗叫，有的读了半辈子书，有的种了一辈子庄稼，如今同睡一条铺板了，还有了许多相同处。最大相同处是都想吃好的，如一碗白米饭，一块大肥肉。
第二天起来，张雨荷的精神并未因失眠而萎靡。当班的干部是中队长，见她穿的衣服不像是上山劳动，便问：“你今天去干什么？”
张雨荷答：“报告中队长，是昨天陈司务长让我进县城拿囚粮的三联单。”
中队长又问：“就派你一个？”“是。”
陈司务长大概是听见了中队长的询问，忙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解释道：“就是到县城拿张三联单嘛，派个有文化的犯人去就够了。”
中队长点点头，不再说啥。张雨荷心里高兴透了：这一下，没人监督了，想吃啥，吃啥了；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了。
张雨荷下山了，快步如飞；如同怀春少女扑向渴望已久的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