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在报社工作时，请摄影记者到家里来照相（但记者更愿意说他是在摄影）。我家因此比别人家多出一些黑白照片，镶在镜框里。
摄影记者名字叫杨义，他三十多岁就叼一只烟斗，细眼，脸常带笑容。被杨义摄影要具备胆略，他左手高举闪光灯，“别动！”低头看莱卡相机的取景框，“别喘气！”杨义眼睛眯得愈细，表示他真的要摄影了。“啪！”闪光灯爆响，炫目之光直取人面。
我们每次都吓一跳，脸可能吓白了。闪光灯爆裂的声音很大，它用短路的方法放射照相需要的一丈光芒。杨义微笑着，关上莱卡相机厚厚的皮盖，叼起烟斗，我爸划火柴替他点烟斗。
照相时，杨义让我们笑，“就像我这样”他嘻嘻笑着。我不知道（现在也没弄明白）照相为什么要笑。我家照相之际，窗玻璃堆满向屋里张望的脸庞，大人或小孩的脸。他们严肃地、惊奇地观看照相或摄影的全过程，而我们竟在笑，其实连哭的心都有了。闪光灯“啪”地爆响后，窗外趴着的人逃走一多半，我姐吓得钻进挂蓝花布帘的高桌底下，我爸用手攥住炕沿。我照相时被闪光灯吓到，留下惊魂之态。杨义说“你看，浪费一张胶片，这是国家财产”。其实笑这个事真不是说笑就笑的，我们后来才渐渐会笑。我们对闪光灯大骇之际，杨义很满意，他不知看过多少张被闪光灯吓坏的脸。
杨义给我家留下不少照片，我妈看人民画报、我姐跳舞、我穿灯芯绒小褂举纸旗抗议美国出兵巴拿马都有照片，我们都在笑。但我们还是不愿照相，一来闪光灯可怕，二来笑更可怕，三来要回答家属院里小孩、老婆子的咨询：“照相疼吗？腿抽筋吗？”没办法。
我爸常常不征得我们同意就把杨义请到家里，我们略微表示不想照相，我爸立刻大发脾气，摘帽子摔在桌上，咬牙、出汗并擦汗。杨义理解我爸的心情，哄我们把相照上。那时候，照相（对不起，摄影）特别是照生活照并不容易。
回想这些照片（大多数没了），忆念深的是我妈给我姐梳头的一幅照片。照片上，我妈身穿苏联式大翻领毛料西服（袖子挽着，衣服买大了）给我姐塔娜梳头。看上去，我姐四五岁，我妈三十岁左右。我妈梳头时表情羞涩——给女儿梳头不需羞涩，估计是穿西服或杨义讲了什么笑话让我妈不好意思了。
我不时地想起这张照片。今年过年，我妈和我姐坐着聊天，我心想你们咋不梳头了？母亲给女儿梳头是乐事，木梳顺乌黑的头发梳下来，头发像水从梳齿里流出。我妈给我姐先梳头再编辫子，最后系两个粉色的蝴蝶结，这个闺女就算打扮好了，塔娜将嗖地冲出房门跟别人跳皮筋去了。我记得我姐更喜欢给我妈梳头。我妈也留大辫子，塔娜不会编辫子，她一遍一遍梳我妈的头发，脸上带着笑容，像享受。
有时，人会无端地探究时光从哪里溜走了。想不出时，人用一些比喻说时光之逝。比如沙漏，时光像沙子一样漏走；比如钟表之针，走着走着赶尽了光阴。朱颜凋于镜里，时光何尝未从木梳齿的缝隙里溜走呢？木梳还在（当年的木梳早不在了），人的乌发被它梳没，头发和时光一道被木梳掠走。才知道，木梳是一个藏在我们身边的抢劫犯，早应抓起来。木梳之齿也是牙齿，吃掉了头发和光阴。
想到我妈和我姐互相梳头的情景，还想起我家满墙糊着报纸，我几乎读过上面的每一个字。南越的阮文绍和吴庭艳，南韩的李承晚都是在那时知道的。窗外长一排向日葵，金黄的大脸盘上蜜蜂缭绕。从屋门走出，看见窗下栽一排鸡冠花，如金丝绒一般华贵。我爱把脸贴在院子东边的电线杆子上听电流的声音——“嗡”，里面有电和电报与电话，这是大人告诉的。但我们听不到，特务也不一定能听到。
有一次，杨义上我家照相，这回是给我爸照。他参加八省区翻译工作会议，需要一张照片贴在会场的光荣榜上。杨义把贵重的摄影器材从包里掏出来，还没照，闪光灯就爆了，对着地上的铁炉子。我爸十分不解，他问“先照炉子吗？”杨义嘟嘟嚷嚷说了些什么。这像擦枪走火一样，显然杨义误搂扳机消灭了一个灯泡。杨义从包里翻出一个灯泡安在闪光灯上，说“老那，就这一个灯泡了，你必须配合好，腰挺直。”我爸迅即挺直腰板，说“是”。他当过兵。杨义的照相机不知又出了什么毛病，他嘟嘟嚷嚷鼓捣。我记得我爸腰板笔直站立，抿着嘴，目视前方，汗流进扣着风纪扣的毛料中山装的领子里。我妈哈哈笑，拿毛巾让他擦汗。他生气了，大喊：“别碰我！”相机修好了，闪光灯对着我爸而不是炉子爆响。在闪电一般的白光里，我爸像烈士一样坚毅，随后坐在椅子上，解衣扣，闭目喘粗气。这张照片找不到了，估计当年挂在墙上相当吓人——我爸豹眼圆睁，鼻梁笔直，抿着嘴，如同目睹山崩地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