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士已闻讯而来，直扑屋内。屋内莫尔奈尔仍手执利斧，默默发呆。众卫士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房间里再次发出惨叫，是莫尔奈尔的惨叫。
“别弄死他，口……供。”托洛茨基当时还保持着清醒。
卫士们清醒过来，立刻拉响了警报，在墙外守卫的墨西哥卫队随之冲了进来……不一会儿，救护车也赶到了，托洛茨基被抬上担架，送入医院。紧急手术时，他已处于昏迷状态。
利斧深入脑海三寸深，头盖骨破裂。医务人员回天乏术，26小时后，托洛茨基去世。
莫尔奈尔被捕后，警方从他身上搜出一份事先写好的遗书。在这份遗书中，莫尔奈尔首先简述了一下自己的历史，然后详细讲述了自己杀托洛茨基的动机——他说自己是比利时莫氏家族的独生子，在法留学期间，由于受西尔维娅的影响而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并因此来到墨西哥向托洛茨基求教，但托洛茨基却是个伪君子。
特别是有一次，托洛茨基竟要求他去谋杀斯大林。因为有西尔维娅这样一位可爱的妻子，他拒绝了托洛茨基的要求，结果被他痛斥了一顿。于是他才决定为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埋葬这个伪君子……
墨西哥警方对莫尔奈尔的遗书内容作了详细调查，结果发现遗书的内容多系捏造。首先，比利时政府断然否认了莫氏家族的存在；其次，当西尔维娅被询问托洛茨基是否曾派莫尔奈尔谋杀斯大林时，西尔维亚不但气得大骂莫尔奈尔“胡说八道”，而且还要求与莫尔奈尔对质。对质中，西尔维娅极其蔑视地说：“无耻……”
尽管遗书内容多被证实是假的，但莫尔奈尔却坚持始终，未吐露出半点儿真情。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墨西哥警方对莫尔奈尔进行了长达900多个小时的心理调查，得出如下结论：“莫尔奈尔头脑清晰，记忆力绝伦，富有勇气，推理敏锐，信仰坚定，身心完全健康……”
这就是说，莫尔奈尔的犯罪是有意识的、目的极其明确的。据此，法庭作出如下判决：以暗杀罪判处莫尔奈尔19年零8个月徒刑，以非法持枪罪判处4个月监禁，数罪并罚，共处以20年监禁——这是最重的刑罚，因为墨西哥没有死刑。
随着时光流逝，莫尔奈尔逐渐被世人淡忘了，但墨西哥警方却一直没有放弃努力。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查明莫尔奈尔的真实身份，进而查明究竟谁是暗杀托洛茨基的元凶。
在莫尔奈尔进入监狱的第10个年头，墨西哥警方的调查工作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全权负责调查这一谋杀事件的查罗斯警官，在历尽艰辛之后，通过国际组织的协作，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搞到了当年莫尔奈尔留下的指纹，并确认这一指纹与莫尔奈尔的指纹完全一致。
通过这一指纹，警方找到了莫尔奈尔的生父——西班牙贵族巴卜罗，并向他提供了莫尔奈尔当年的照片。老人立即认出，这就是他的儿子拉蒙·梅尔卡德！
至此，案情终于水落石出了。原来莫尔奈尔是西班牙人，他的真实姓名叫拉蒙！他是西班牙共产党员，西班牙内战时期曾在共产党军队中任政治教官……
随后，通过拉蒙的父亲，警方又查明了拉蒙的幕后指使人——拉蒙的母亲卡莉达雅。
20年后，拉蒙出狱，并在前苏联获得了“苏联英雄”奖章。
萨达特遇害
1981年10月6日的埃及首都开罗，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八年前的这一天，埃及总统萨达特亲自指挥了一场举世闻名的“十月战争”，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武装部队节”，全国放假，并举行盛大的军事检阅。按惯例，阅兵式将于当天上午11点在胜利广场正式开始。
每年的检阅，保安措施都相当严密。这天还不到8点，大街上不时可以看到警察值勤。在总统车队将要经过的通向广场的街道两旁，早已站立着两排身着黑色警服、白色腰带的警务人员。广场四周，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进入观礼台的宾客和记者，都要把携带的东西交给保安人员检查。
11时整，萨达特总统穿上新做的笔挺的最高统帅服，与副总统穆巴拉克一起，乘敞篷车进入广场，他频频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下车后，萨达特一行首先向检阅台对面的“无名战士纪念碑”走去，把一个花圈献给了“十月战争”中牺牲的无名烈士们。纪念碑的外形像金字塔。萨达特按惯例朗诵《古兰经》中第一篇“赞圣”。这时，军乐队高奏《烈士曲》。礼毕，萨达特又在乐声中返回检阅台坐下。
11点20分，国防部长加托拉宣布，阅兵正式开始。军乐队高奏进行曲，先导部队举着埃及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的旗帜，一片旗海从检阅台前飘过。后面是头戴防护帽、骑着摩托车的宪兵部队，10辆一排，约120辆，“突突”声响成一片。其中一辆摩托车到达检阅台正前方时突然熄火，急得那位宪兵拼命踩了好几下，仍不能发动，后面的摩托车只好绕开，队形有些乱了。这时，他只好用力推着摩托车向前跑，过了检阅台就立即靠边推了，引起了一阵哄笑。在阅兵中发生这样的事，过去好像从来没有过。
宪兵部队后面是军事院校方队，20人一排，一个方队约200人，按军事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军事技术学院、士官学校等先后次序通过，走得很整齐。接着是伞兵部队和突击部队两个方队，他们穿着伪装色的军服，边喊边跑，跑得很慢，但很整齐。
每当一个方队从检阅台前走过时，萨达特总统总要站起身来向他们致以军礼。忽然听得一阵阵隆隆声，原来是坦克和装甲车部队威武地开过来了。
当炮兵部队快要进入广场时，空军表演已进入高潮。各种战斗机、轰炸机的编队接踵而来。人们都把视线移向天空，观看埃及空军精湛的表演。当6架F-4鬼怪式飞机从低空掠过时，地面上的炮兵车队也快走过去了。但人们仍把注意力集中在空中，只见六道彩色烟幕在飞机身后慢慢地扩散，由红、白、黑三种颜色组成了一面巨大的埃及国旗。
阅兵式进入了高潮。忽然，炮兵车队中一辆拉着大炮的卡车停了下来，萨达特总统以为这是炮兵向他致敬，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抬起右手举向帽檐准备还礼。然而，就在这时，从卡车上突然跳下4名手持冲锋枪的歹徒，向检阅台冲去，其中冲在最前面的是炮兵中尉卡里德，他手里举起一枚手榴弹向检阅台扔去，只听一声爆炸，随即升起一股黑烟，原来是烟幕弹。
这4个人一面冲，一面分成左、中、右三路，扣动冲锋枪扳机，向检阅台上猛烈射击。萨达特总统立即被数发子弹击中。这时，检阅台和观礼台上一片混乱。
一些外国武官夫人们发出一阵阵尖叫，许多人都想方设法卧倒，以免被流弹击中，但由于前后排椅子间空当实在太小，胖一点的人无法蹲下来，只好把头低下来，有的人干脆把椅子顶在头上来保护自己。一些保安警察、总统卫队的士兵、军官们从最初的惊讶中清醒过来，他们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挡住凶手，当场抓住2人，打死1人。逃跑的一名凶手在第二天的全国大搜捕行动中被抓获。
萨达特遭枪击后，立即被抬到检阅台后面，那里有一架法式“小羚羊”直升机。总统被抬上直升机，迅速送往位于开罗的陆军医院抢救。当萨达特被送往医院时，已处于完全昏迷状态，血压和脉搏已测不出来，他的双眼圆睁，对光线没有反应。
检查发现萨达特全身有6处枪伤，致命伤为左胸，有两个弹孔。医生们进行了止血、输血、人工呼吸、X光检查。最后，打开胸腔进行手术，发现左肺撕裂，流血过多，心脏衰竭，使用心脏起搏器也无济于事了。
下午两点四十分，萨达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埃及安全部队对抓获的几名凶手进行了审讯。10月7日，埃及政府发表的正式声明中说：“凶手共4名成员，两名军人、两名平民，是一个单独的小组。凶手的行动同任何政治党派或国家都没有关系，4名成员是属于一个穆斯林极端分子集团。”
谁也没有想到，4名凶手中竟有两名伪装军人，混入受阅部队！受阅部队是在一个月前组建的，参加检阅的每一个军人都受过严格审查，稍有一点疑问的人都被刷掉。在受阅前一天，参加检阅人员的武器装备又一次受到检查，确保每一个士兵手里拿的都是空枪，绝对没有一粒子弹、一枚手榴弹。但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
1982年8月，埃及法庭对刺杀萨达特总统案件的有关人员进行审判，几名主犯被判处死刑。
10月8日，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第一国务秘书宣布，谋害萨达特总统的4名凶手是按照极端宗教主义倾向行事的极端分子。根据调查者提供的消息和3名暗杀者的口供，凶手只想暗杀萨达特总统，这决不是一次未遂政变或兵变。
“他们出于狂热思想，暗杀了一位奉行一项在某些方面与他们的政策不同的总统。”埃及国防部长同一天在一项声明中说，暗杀总统的4名凶手中，有1人是军官，1人是后备役军官。
10月10日，开罗隆重举行萨达特葬礼。安放在炮车上的萨达特灵柩被送往无名英雄纪念碑附近的墓地。
自有政党以来，政治谋杀就没有间断过，到了20世纪尤其如此。无数优秀的政坛首脑，宗教领袖及军政要人都在政治斗争中被害身亡。80年代以来，世界性的军事对抗趋向缓和，代之而起的是经济之争。经济之争导致了各种政治势力的不断演变和重新组合，伴随着世纪末情绪，又演出了一幕幕政治谋杀的悲剧。比起一、二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中叶的冷战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近20年来有影响的政治谋杀就达百余起。
“我曾暗杀希特勒”
1944年7月20日12时42分，在纳粹德国发生了一次震惊世界的案件，一个年轻的军官集团企图暗杀希特勒。
该集团领导人物斯陶芬别格在希特勒东部战场的司令部“狼窟”的会议室中，将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皮包放在会议桌下靠近希特勒座位的地方，由于一个与会军官无意之中移动了一下该皮包，所以当炸弹爆炸时，希特勒只受了一点儿轻伤。
这个暗杀计划虽然没有成功，却震惊了德国和世界，因为这标志希特勒已是穷途末路，德国军队不仅在东部战场上节节败退，败局已定，而且希特勒在军队中也失去人心。
有关这次暗杀活动，已有不少书籍报刊记述，但最近德国《星期日世界报》刊出了该报记者采访这个军官集团最后一名幸存者的谈话记录，这位名叫冯·基尔曼瑟格的德国高级军官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冯·基尔曼瑟格说，谋杀希特勒计划由来已久，只是不知道究竟在何日进行。早在1944年6月初，他曾见到斯陶芬别格，两人议论起局势无望，他建议斯陶芬别格采取行动。此时，斯陶芬别格回答说，“你可以放心，不久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德国军人企图推翻希特勒的活动开始得更早，在1943年，德国东部战线司令克鲁格元帅参谋部的两名军官就告诉冯·基尔曼瑟格，克鲁格元帅将要采取行动，但由于一些军官反对，这次政变没有发生。
冯·基尔曼瑟格说，德国军官不愿意发动政变推翻希特勒，不是因为人们所说的“德国军人不举行政变”的信条，而是因为当时大部分军力布置在东线，与苏联作战，要发动政变就要从东线撤军，他们害怕由此会使苏军很快就打到柏林。
冯·基尔曼瑟格说，他与斯陶芬别格是同一军官学校的同学，毕业后也在同一部队服役，人们说他们是朋友可能有些过誉，但他们彼此了解，可以说心里话。
他说，从希特勒上台到1941年，斯陶芬别格与其他的年轻军官一样，都是拥护希特勒的，因为当时被纳粹狂热煽动起来的一般德国人都认为，希特勒确实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取得了很多“成就”，“能看清希特勒的人不多”。
但是，在希特勒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后，其军事指挥的错误越来越明显，他们都先后开始反对希特勒了。
冯·基尔曼瑟格坦率承认，他们反对希特勒主要由于军事失利，对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一事他们当时还不知道。
冯·基尔曼瑟格长期在德国陆军参谋部任职，经常参加向希特勒报告形势的会议，当记者问他对希特勒的印象时，他的回答是，希特勒是“恶魔天才”，即首先是一个恶魔，但也有特殊的能力。
按照冯·基尔曼瑟格的看法，希特勒记忆力很强，特别能记住数字，而且善于发现别人的弱点，而为己用，同时他很能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哪怕这些人一开始反对他。
他说，有些人说希特勒刚愎自用，很难听取别人的意见，这与他看到的希特勒不同，因为他经常看到将军修正和批评希特勒的想法。但是，一旦希特勒形成决定，他确实固执己见，很少更改。
冯·基尔曼瑟格还认为，希特勒在军事上有战略眼光，但在作具体决定时常犹豫不决，而“军事行动是机不可失的”。
在暗杀事件发生时，冯·基尔曼瑟格没有在场，当他听到戈贝尔演说讲到希特勒没有死时，他就立即认识到这次暗杀已经失败，而且再也不会发生暗杀事件了，因为希特勒肯定会在军队中进行大清洗。
他在政变失败后的一次会议上见到希特勒，当时希特勒说，“将这些人都枪毙，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暗杀行为，而是他们太蠢了，不能这样进行暗杀。”
斯陶芬别格当日被枪毙，成为德国民族英雄，现在在德国有很多城市都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其后，冯·基尔曼瑟格也被盖世太保逮捕，但由于证据不足被释放，因而侥幸活命。
战后他一直在德国军队任职，最高职务是北约欧洲中部战区最高司令，1968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