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人存在意义的异化
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去做亡命的刺客，飞蛾扑火，与大人物和他身边的人殊死相搏？
前有述及，在社会转型期和动荡期，原有阶级结构被打破，或有了被打破的强烈要求，则人群中饶勇力、激情而轻理性、秩序的人群，便成为滋生死士的温床。而这温床经有野心者、有重金者、有私图者的催化，便产生出刺客和层出不穷的暗杀事件。
个体意识的畸变
如欲消灭刺客的温床，弹压与防范是下策，关键在于消弭社会突出矛盾，平衡各阶级、阶层和族群的利益，让社会各种势力的不良能量自相抵消。——当然，这属于阳谋，谁都可以做到，但在阶级社会中，实际没有谁会去做，因为政权就意味着特权，没有特权就无法体现政权的存在，在资源有限、欲望无限的时代，这就是腐败和特权不断滋长，而刺客和乱党蜂起，导致很多强大朝代崩溃的死结。
首先看看“捐官为刺杀巡抚，捐躯报天下公愤”的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来龙去脉。清末，革命党为了推翻清政府，用尽各种方式，或武装起义，或办宣传，或暗杀清吏，或自杀警世。而徐锡麟则花钱买来官做，原想着通过做官干出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最终还是以刺杀清吏这种方式完成了自己的革命抱负，也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徐锡麟字伯荪，别号光汉子，浙江山阴县人。12岁时到钱塘出家当了和尚，后来在家人劝说下回来。成年后赴日本留学，在陶成章的介绍下，认识了钮永建。钮永建向他讲述了国内大势和革命理论，徐锡麟受到影响，返国后参加了蔡元培组建的光复会。
徐锡麟加入后即到诸暨、嵊县、义乌、东阳、缙云各县去吸收同志。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后，徐锡麟在绍兴城创立了大通师范学堂和体育会，朝夕讲武，欲以此为基础推翻清政府。
1906年徐锡麟回国后，他的结拜兄弟陶成章出主意——先捐个出身做上个官，然后再谋图革命之事。也就是按照当时清朝的惯例，捐钱给政府，要求政府派给一个官职。
捐官要花钱。徐锡麟的赞助人叫许仲卿，一出手给了五万银元。靠这五万银元，包括陶成章在内的四个结拜兄弟，分别捐了知府、同知等衔，徐锡麟捐得一个道员的职务。但徐锡麟的职务是个虚位，当初收了五万银元帮徐锡麟活动捐官的表叔俞廉三过意不去，又找到多年前的门生恩铭，此人乃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时任安徽抚台。
徐锡麟到达安庆，在恩铭的帮助下在武备学校找了个差使，每个月有几十块银元的收入，这对于从事革命活动的徐锡麟来说并不够。
不久，俞廉三又写信给恩铭，盛赞徐锡麟，恩铭回信说：“门生正欲用之，无劳老师悬念……适成立巡警学堂，以伯荪（徐锡麟字）之才，料可胜任。”在任命徐锡麟为巡警学堂警察会办后不久，恩铭又授给他陆军学校监督一职。
学校里有个叫顾松的财务人员，发觉徐锡麟有几笔账目不清楚，私底下窥探他的行动，看他踪迹隐秘，很不寻常，便上报恩铭：徐锡麟是革命党。恩铭笑道：“革命不是咋呼出来的，革命党也不是咋呼咋呼就算了的；徐会办那是咋呼，不是革命，你多心了。”
考场行刺
徐锡麟与秋瑾定下“皖浙同时起义”的盟约后不久，1907年6月22日，马宗汉、陈伯平从安庆到上海与秋瑾会晤。秋瑾告知马、陈二人：浙江方面决定在7月6日起事，否则党人会有覆巢而灭的危险。
就战略而言，皖、浙两省同时起义，呈钳形攻势，的确会起到首尾相应的效果。但徐锡麟准备不及，想延至8日，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迫使他不得不依原定日程行事。
上海巡捕抓了一个叫叶仰高的党人，被捕之后由两江总督端方亲自审讯。叶仰高不堪刑讯，把所知道的有关“光复会”、“大通学校”的事都招了。但党人往来函件称谓，用的都是化名。
端方没有料到这一点，便依据叶仰高所供将各地涉案人名、别称、店号分电各省缉捕。恩铭拿着电文，亲手交给警察会办徐锡麟，下令“务须严访密拿”，徐锡麟看见纸上有自己用的化名“光汉子”，就萌生了提前举事的想法。
原定起义的7月8日是巡警学校兵生班的毕业日。此前，学校举行大考。考试最后一天，由巡抚亲自监临，省内满汉官员聚集一堂，在这个场合里起义，官员集中，不用再到各衙门去搜。可这天恩铭幕友张次山（章次珊）母亲八十寿诞，于是恩铭要求把考试提前两天结束。这也是徐锡麟改变主意决定6日起事的原因。
1907年7月6日清晨，徐锡麟带着马宗汉、陈伯平，先到巡警学校为学生们举行演说。9点，恩铭准备升座，校阅外场操演，徐锡麟则表示全员到齐，不如先考内场功课，再移驾出外场。恩铭便进了第三礼堂。
徐锡麟此时全副戎装，立于阶上，官生班、兵生班都在阶下列队。马、陈二人则分立于堂前两侧，把守着左右通行的甬道口。官生班先行鞠躬礼，恩铭答过礼之后，兵生班正要行礼，徐锡麟忽然打断，上前行举手礼，并且呈上学生名册，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
这是事先约定的暗号，正当恩铭惊讶地询问“你哪儿来的消息”时，陈伯平已经掏出随身携带的炸弹，猛力朝恩铭扔了过去，可是没爆炸，只是吓了恩铭一大跳。
徐锡麟抢上前道：“大帅别担心！这个革命党，终当会为大帅拿到。”恩铭还问：“是什么人？”
徐锡麟立刻俯首弯腰，从靴筒子里拔出两支六响手枪，朝恩铭一指，恩铭仍问道：“会办拿枪做啥？要验验枪吗？”话没说完，枪就响了。
在徐锡麟原先的计划里，一枪解决恩铭后枪口移左一发毙藩司，移右一发毙臬司，而由马、陈二人分杀两旁侍坐的各道、府、州、县官员。可陈伯平投掷炸弹未爆，登时馁了大家的士气。徐锡麟举起枪便是一阵乱放，结果恩铭身中七枪，却并没有死，巡捕陆永颐扑上来以身体掩护恩铭，徐锡麟把剩下的子弹都射进了陆永颐的背，陆永颐当场毙命。
徐锡麟随即进入一旁小室装填子弹，武巡捕车德文趁机背起恩铭朝礼堂外跑。这一背反倒害了恩铭——他成了车德文的防弹背心。陈伯平从后面打了令恩铭毙命的一枪，子弹从恩铭的肛门射入，上穿脏腑。将他抬回抚衙后请西医开刀，破肚剖肠，却找不到子弹。再开大腿，仍旧找不着。有说子弹浸泡过毒药，遇血即化；有说子弹系铅制，一入体内而自化。
恩铭死前不时喊着：“糊涂啊！糊涂！”
恩铭所说，应该是指自己的“糊涂”，但这句话应该足以点醒当时的末世，大清气数将近，最终必然的选择就是君主立宪，将世俗权力下放到议会和内阁，让天下人一心去”逐鹿”，而非”逐清”，抱残守缺的结果，就是权力与尊严一同丧失，悲夫。
2.士为知己者死——死士
司马迁为他的《刺客列传》点评道：“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司马迁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几位大刺客，无论成功不成功，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意愿，在历史风云的变幻的关键时期中出手，从而名垂后世，而不仅仅是懵懂的亡命之徒，如秦舞阳辈。
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士，恪守一个信条：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此“知己”与现在的“知己”已经有不同的含义，而是自上而下的信重与托付，所以士才可以为其死命报效。
现在的知己，涵义类同于古代的“知音”，怎么可以托付真心呢？而主子对于士的信重，才可彻底改善后者的阶级属性和家族命运，如专诸刺王僚，子为吴国上卿；要离刺杀庆忌，也得到阖闾加官晋爵的承诺，这就是知己的代价。
但在英雄称霸于人群的时代，众多出身卑微的卓越人物，要想出人头地，改变命运，只能为谋士、为死士、为说客，他们生命的爆燃，不时掩映在太阳的光辉之下。
为知己而死的豫让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有豫让的事迹，豫让的事迹很出名，历代的读史者也多有评点，明代建文朝的殉国者方孝孺，曾经对豫让自残以刺赵子、以报智伯的做法有评价，并结成一篇著名的《豫让论》，其文如下：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有余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士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曰：‘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觍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方孝孺如此长篇大论，其实就是要阐明一个道理：如何做一名死士，一名有信仰、有抱负、有担当的死士。
这篇文章的内容，如果用白话文扼要地概括，可以这样翻译：
具有君子美德的士人侍奉主君，就应该竭尽自己的智谋，给予忠告并善于开导，消解祸患于没有形成之际，保障安定于不出灾难之前，既使自身得以保全而主君也能平安。
这样，活着作为名臣，死了也能成为高尚的英灵，垂留光辉于百代，照耀在史籍典册之中，这才是美好的啊。倘若遇到知己的主君，不能扶救危险于未乱之先，而只是牺牲生命于既败之后。以此来沽名钓誉，藉以迷惑世间并夸耀于俗人。从君子的眼光看来，都是很不足取的。
我曾持这样的观点来评论：豫让以家臣的身份来侍奉智伯，当赵襄子杀了智伯以后，豫让为他报仇，声名显赫，即使是愚昧的男子和无知的妇女，也没有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
哦！豫让的死应该是忠心的了，可惜的是他所选的怎样去死的方式还存有不足以称之为忠心的差距哩。
为什么呢？试看他漆身吞炭后，向他朋友说：“我所做的都是极其艰难的事，我将以此来使天下后世为人臣而怀二心的人感到惭愧。”能说这不是忠心吗？
但看到他斩衣三跃刺杀赵襄子时，赵襄子责问他为什么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豫让回答是：“中行氏以对待普通人的态度来待我，我因此也用普通人的态度来回报他；智伯以对待国士的态度来待我，我所以用国士的行为来报答他。”
就只从这一点来分析，豫让是死而有余憾的。比如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桓子，并未听说曾以国士来对待他们，可是不管是段规还是任章，都竭力劝说其主君依从智伯的要求，用割让给他土地来促使智伯越来越骄纵，从而加速他的灭亡。
郄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未曾以国士来对待他，但是郄疵能觉察出韩、魏的情况来谏止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话以至于灭亡，然而郄疵的智谋及其忠告，已经可以问心无愧了。
豫让既然自己说智伯以国士对待他，国士就是救国之士嘛！当智伯索求土地而贪心不已之日，纵欲肆暴之时，作为国士的豫让，正应该拿出自己的能力站在应有的地位上，谆谆地告诉他：“诸侯和大夫都应该安守各自的封地，不应互相争夺，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如今无故索取土地于人家，人家不给，我们必然要心生气忿；人家给了，那我们就必然要心生骄气。气愤必定会争夺，争夺必然会失败；骄纵必定要傲慢，傲慢必然要灭亡。”把话说得谆谆亲切而态度又极其诚恳，劝谏不听，就再一次谏，再谏不听，就第三次劝谏他。三谏若不从，把那事后的“伏剑而死”挪到这个时候来死。
智伯纵然是冥顽不灵，也会为他的真诚所感动，很可能会醒悟过来的。这样一来就会与韩、魏和好，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了智氏的宗族，使其世世保有祭祀祖先宗庙的权力。如能这样，那豫让就是虽死而犹生的，岂不是胜过斩衣而死吗？
豫让在关键时刻，从无一句话来启发觉悟主君的心，眼看着智伯的危险以至灭亡，好似越国人看着秦国的人——不管他是富是贫一样。
袖手旁观，坐等胜败，所谓“国士”的报答，能是这样的吗？待到智伯已经死了，才受不了自己的血气的悻悻之情，甘心把自己附在刺客之流的行列中，这有什么可称道的？虽是如此，不仅以“国士”而论，豫让是承当不起的；而且那种早上还是仇敌，到了晚上就成了君臣，并且腆着面孔而自鸣得意，从这点上看豫让却又成为有罪的人了。
从方孝孺的观点看来，豫让确实做到了“士为知己者死”，但也确实没有做到“死得其所”。
作为“死士”，武死战，文死谏，以豫让的见识和剑术相比较，他当然应该是归入“文士”之列——同为文士的方孝孺，对于建文帝有“知己”的感恩，所以为建文朝的制度建立、革除弊政、强国削藩，殚精竭虑，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率军入南京，将即帝位，召他草即位诏书，他以丧服哭殿陛，拒不草诏。成祖怒，方被杀，并诛十族。
孝孺以十族之命，以成明成祖暴君之恶名，也可谓古今一大“狠人”。其心志之隐忍，乃远胜于自虐的刺客豫让，对永乐朝的败坏也更胜于豫让对赵国的败坏，是真正的大死士。
为主行刺的门客
再看看《三国演义》里“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里，有关孙策遇刺的一段：
却说孙策自霸江东，兵精粮足。建安四年，袭取庐江，败刘勋，使虞翻驰檄豫章，豫章太守华歆投降。自此声威大震，乃遣张纮往许昌上表献捷。曹操知孙策强盛，叹曰：“狮儿难与争锋也！”遂以曹仁之女许配孙策幼弟孙匡，两家结亲。留张纮在许昌。孙策求为大司马，曹操不许。策恨之，常有袭许都之心。于是吴郡太守许贡，乃暗遣使赴许都上书于曹操。其略曰：“孙策骁勇，与项籍相似。朝廷宜外示荣宠，召在京师；不可使居外镇，以为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