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以后，我成了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忙于业务之余，学习业务理论以外，喜欢读一些杂七杂八的书籍，读得最多的是历史书。
近年兴起一股三国热，什么品三国，吃三国；什么水煮三国，火烧三国；什么三国小传，三国大传。自己也便兴趣盎然跟着大伙儿凑热闹。读来读去，品来品去，便觉得有想法，有看法；便觉得有话要说，有屁要放。
对于历史，一个医生又能说出什么好话，放出什么香屁来呢？
写正儿八经的历史书，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没这个能力，也没有兴趣抠掰那些字眼，考证那些数字。后面的这些杂七杂八的文字，凑成一本书，也不知叫什么类别的书籍，就算是杂书吧。
很多医生都有一个毛病，无意中说出的话，夹杂着许多医学术语。比如我请客，饭局开始之前，经常问道：“病人到齐了吗？”无意中把客人说成病人。
学其他专业的人，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情形呢？
应该是有的。一个人，年轻时起，受到某项专业训练；在职业生涯中，头脑中不断地重复某些词汇，手上不断地重复某些操作，肯定会在他的头脑里形成某些刻板的概念。这些刻板的概念，有时会从大脑皮层下的原始中枢跳出来，与理性思维对抗，从而使思维受到局限、干扰，让思维不能畅通、扩展。
这就是平时人们所说的职业病。
学任何专业、从事任何职业的人，知识和经验，思维和理念，都有其局限性。
通常来说，学理科的人，了解文科知识比较容易。学文科的人，了解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医学知识，则比较困难。加上基于学科和职业的刻板概念和思维局限，难免会形成一些思维惯性。在行为学上，这种惯性思维叫做选择性过滤。即在收集信息时，倾向于接受自己熟悉的、喜欢的信息，拒绝接受陌生的、讨厌的信息。在很多大学者的历史著作中，这种选择性过滤造成的信息不全的现象，比比皆是。
医生的思维，有时难以跳出医学的框框。那么，学历史的人，会不会有时也难以跳出史学的一些框框呢？我不敢说。通常来说，各个专业多少是有些相似之处的。
所谓历史，是人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历史的历史。所以，学史之人、读史之人、写史之人，往往仅仅从人的行为的角度解读历史，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历史。社会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特殊的组成部分。看待历史，仅仅考察人的行为是不够的。有时候，人的行为并不全是思维的结果，而是部分地甚至全部地基于心理。解读历史，仅仅用政治学、斗争哲学的方法，也是不全面的。比如，一个战役，为什么要打，怎么打，除了政治的原因以外，还要考虑地缘、经济、人口等原因。一个战役的胜败，有时取决于地形、气候、疾病等自然因素。
因此，解读历史，不仅要用政治学、斗争哲学的眼光，还需从法学、管理学、地缘学、心理学等视角出发。多视角地看待，多方位地解读，交叉分析，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才能准确一些。
近年，多读了一些有关三国的书籍，有的写得很有意思，让人受益匪浅。但也有些作者，翻出来的还是一两千年来的那些老套路（虽然有些老套路也是很正确的），把诸葛亮称作战神，把关羽称作武圣之类，看了让人有些不爽。我们不能以现代的准则去苛求古人，但至少不能盲目崇拜吧？总不好把封建文化中的糟粕部分，由我们现代人传递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吧？
在我读过的三国读物中，有些作者，甚至一些学中文、教中文的作者，思维缜密，表达如流水，概念却不清楚。比如，把赤壁之战、襄樊之战、夷陵之战称为战争，这些军事行动明明是战役。又如，对于关羽的“别领一军”，有些学者理解为关羽指挥过很多次战役，以说明他战争经验丰富。其实关羽的“别领一军”，仅仅在战斗层次，只能说明关羽战斗（而不是战役）经验很丰富。
史学上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概念不清、表述混乱造成的。有的人，在混乱的概念里绕圈圈，把自己绕进去，也把别人绕进去。中国有句俗话，说的是做什么事，都要先做好人。也可以说，不管学什么专业，都要先学好语文。学语文首先是学词汇、概念。
史学中也存在着许多伪科学。比如，为了说明人们对董卓的痛恨，说董卓死后，看守董卓尸体的兵士在董卓的肚脐眼里插上灯草，给董卓来个点天灯，燃烧了几天几夜。这可能吗？在常温（不管气温再高）下，动物（包括人）的脂肪只能腐败（脂肪分子在细菌的作用下降解，脂肪分子消失），而不能溶解（脂肪分子由固态转化成液态，脂肪分子还是脂肪分子）。只有能熔解的脂肪（油）才能点灯。再如，说董卓在郿坞（董卓在今陕西省眉县建的一个城堡）存了足够三十年食用的粮食。在古代的储存条件下，稻谷或麦粒是绝对保存不了三十年的。还有关羽的赤兔马，三十多岁还奔驰在战场上，从来没有人想想马的服役年限的问题。
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写史之人糊里糊涂地写，读史之人糊里糊涂地读，情有可原。学了数理化的现代人写史、读史，还如此糊里糊涂，多少有些不应该。
我这个人，从小就认真学习，大学学的专业是最深奥、最难懂的自然科学分支——医学。大学毕业后当神经外科医生，整天跟人脑打交道。硕士、博士念的是神经外科专科，可以说，对人脑、人的心理有较深入的研究。
参加工作后，我将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通读过世界通史、中国通史、法学本科教材、历史学本科教材和全套MBA教材。不敢说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至少，文理知识是比较全面的。
所以，产生一个想法，将蛋炒饭、饭炒蛋一样炒得分不清是蛋炒饭、饭炒蛋的三国再炒它一次，再加点味精、砂糖、花椒、胡椒，卖不出去就自己吃。
不仅从历史学的视角，还以法学、文学、政治经济、地缘学、医学、心理学的角度，去解读三国，肯定像蛋炒饭变成饭炒蛋，再加胡椒、花椒一样，味道是不一样的。
用什么方法来写呢？
我从影像科医生那里得到启发。
公元1973年，一个叫Hounsfield的英国医生发明CT机，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CT是Computerized Tomography（计算机控制的断层扫描）两个英文单词的缩写，现在已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泊来词。
在CT应用临床医疗之前，只能用X线平片诊断颅内肿瘤。X线平片只能看到肿瘤的间接征象（如肿瘤钙化、颅骨指压痕），而不能看见肿瘤本身。所以只有极少数肿瘤才能得到间接诊断。CT机则对颅脑进行断层扫描，并用计算机对获得的信号进行数字化处理，再还原成图像，脑肿瘤就能清晰地反映在图像上，肿瘤的诊断率极大地提高。CT的应用，是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我借用Hounsfield医生的方法，选三国的一个人或一个事件，进行断层扫描，再用历史学、法学、政治经济学、地缘学、医学、心理学方法处理，从现象的交叉分析、综合分析中得出结论。
比如本书的第一集“诸葛亮之死——魏延之冤的结”，“诸葛亮之死”是CT片子上，肿瘤的影像学表现或叫影像学所见。“魏延之冤的结”是CT的结论或叫诊断。标题中的破折号则是计算机的数字化处理和图像还原过程。
所以，这本书叫《三国CT》。
CT也有误诊、漏诊，何况古大夫水平不高，能力有限。错误、疏漏之处，万望批评、指正。本人虚心接受，改不改得看本书能否再版。
感谢我的女儿古钟小姐，在部分史料的收集、整理，以及文字输入方面的帮助。书中的一些“新新人类”语言，也是我女儿的贡献。
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播出时，我还在读研究生。那时研究生宿舍里没有电视机，有机会就挤在宿舍门卫的一个小间过过瘾。这样只能断断续续地看，等全剧播完时，只看了个囫囵吞枣。博士毕业后，花了好几百块钱，买了整套的《三国演义》VCD碟片，连续几夜不停地看，算是过了一把瘾。
我觉得，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魏延（剧中前后有二位演员扮演魏延，这里指的是王心海扮演的魏延）。魏大将军横刀立马的威风、吞吐山河的豪气、鄙夷天下的狂傲、心不在焉的冷漠，惟妙惟肖，让小说《三国演义》中的魏延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