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遗传，是从上一代给下一代，下一代只能被动地接受，而不能主动地选择。比如出生于农村还是城市，出生于普通之家还是干部家庭，都是一个人自己无法选择和决定的。这些客观因素对一个人的择业、择偶、升降、预期寿命都会产生影响，有时是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把这些与生俱来的、自己无法主动选择的人生因素称之为命运的“命”。
什么是命运中的“运”？命运中的“运”，也叫运气，是指除自身素质和出身环境以外的外界环境中，能影响人生走向和结局的因素。如一个人生存的年代是战争还是和平，经济繁荣还是萧条，国家的民生政策如何导向，生活所在地居民和同事、朋友的素质等等。
举个例子来说。张飞就是张飞本身，如果不是遇上汉末黄巾大动乱，他老张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屠猪沽酒的小老板，业务做得好的话，再开几个连锁店。但张小哥恰巧身逢乱世，又结识了坚韧不拔的刘大哥，跟刘大哥闯荡半生，可就封侯拜将，人模狗样了。张飞的身体特质和精神特质，就是他的命，黄巾大动乱和结识刘备则是他的运。
为什么说命运中的运是可以改变的呢？因为外界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同时，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与环境可以而且能够进行能动的互动。人可以选择环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改造环境。同样是张飞，同样遇上黄巾大动乱，他可以继续杀猪屠狗，也可以参军参战；他可以追随刘备，也可以投效曹操。不同的选择，肯定有不同甚至相反的人生结局。
为什么说性格即命运？
现代医学已经阐明，一个人的气质主要是基因决定的，后天培养和自我修炼可以改变气质的表现形式，即性格，但不能根本改变气质本身。性格以遗传为基础，后天环境对其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
遗传的物质基础是基因，基因是DNA（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片段（即一定数目的碱基对）。基因一半来自于父亲，另一半来自于母亲。一方面，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以气质为基础，气质又以遗传为基础，遗传物质是与生俱来的，没有哪个天才能主动地选择自己的父母。这就是命，无可奈何的事。
另一方面，性格是一个人对自我、他人、环境的基本态度和反应模式；影响甚至决定人对环境、职业、配偶、朋友、嗜好的选择，尤其影响人际关系，而这些因素往往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和结局。
既然性格能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人生结局，性格又主要由遗传基因决定，基因来自于父母，为人儿女者无法自主选择，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出结论：性格即命运。
好了，我们就来看看魏延和杨仪的性格如何决定他们的命运。
先来看看魏延。
魏延，字文长，荆州义阳县（今河南省桐柏县）人。以部曲的身份随先主入蜀。那时的部曲是依附于地方军阀或豪强地主的半奴隶性质的部属。说明魏延出身低微，文化不高，因为半奴隶身份的人幼时不可能进学校，参加工作后也不可能公费脱产学习，更不可能当官以后用公款或由老板赞助到名牌大学去拿硕士、博士学位。
可以肯定，魏延能打仗，有才华，有气魄。“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凭自己的死干加巧干，实现了从奴隶到将军的梦想。他的气魄从一件事中可以看出。
《三国志·魏延传》记载，刘备占领汉中，称汉中王（公元219年），要留一位大将镇守汉中，看守益州的北大门。大家都以为刘备会选择张飞，张飞也猜到可能会是自己。刘备却出乎意料地将魏延提拔为汉中太守，镇远将军，统领汉中军事和行政。
消息一出来，“一军尽惊”。刘备撤离汉中前，大会群臣，搞了个告别仪式，问魏延道，我把如此重任交给你，你准备怎么办呢？魏延答：“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意思是，如果曹操倾巢而出，举国来侵，我帮大王您坚决挡住；如果曹操派一个偏将带十万八万军队来，我则替大王一口吞掉他们！的确是气吞山河。
人足够多的话，火车是可以推的；但可牛皮是不能吹的。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奉诸葛亮之命深入羌中（今甘肃省东南部），于阳谷大破曹魏帝国的后将军费瑶和雍州刺史郭淮。
知识与能力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才华与智慧也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知识可以转化成能力，但知识（尤其是文化知识）丰富不等于能力强。知识靠吸收，能力靠锻炼。
看来，魏延虽然文化知识不咋的（自学得怎么样，史书上没有记载），但肯定能力很强，而且军事能力和行政能力均很强。不然的话，刘备不会破格提拔他镇守益州的北大门，而且让他军事、行政一把抓。
能力强是好事，有才华也是好事，但有才气就不一定是好事。依我看，什么东西一带“气”，都不好。且不说生气、断气这些，就连好好的煤，一旦转化成煤气，就能置人于死地。结果，只能被人牢牢地关在高压罐里，不见天日。即使用它来烧水煮饭，也要经过一到两道减压阀，让他慢慢地挤出来。
才气是才华的外在表现，“华”是美好的字眼。上面说过，“气”字就不好了。所以，才华最好是装在肚子里，实在憋不住的话，也不要让它从嘴巴里漏出来，而应该让它从屁眼里挤出来，还要不带声响。这样，别人就觉得舒心，认为你谦虚。如果才华表现为才气，别人就觉得闹心、堵心、恶心，怎么也不能让人舒服。
魏延这人的错，不在于有才华，而在于把才华表现出来，显得很有才气，又把才气转化成傲气。在他自己看来，这是才气，在别人看来，这是傲气。包括他的上司诸葛亮，就看他不顺眼。
魏延的狂傲，当然是他的错。但问题也不是“魏延之错”一句话这么简单。
大家知道，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在单位里当个副手，是很悲哀、很不幸的事。比如开个总经理办公会吧，一个才华横溢的副总经理在才气平平的总经理面前，面临三重尴尬。不发言，总经理说你态度不好，不合作。发言，蜻蜓点水或绕个弯子以示谦虚，总经理说你没水平。发言，三言两语把问题说清说透，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总经理说你太狂，目无领导。
才华横溢的副手遇到的这种尴尬，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避免。
一是他的领导比他还有才华，而且心胸开阔，如曹操。如果魏延在曹操手下干活，肯定不会这么窝囊。干活顺手，也就不会显得这么狂傲。
二是他的领导虽然平庸，但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长代表所有者，总经理是管理者，两者对公司资产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董事长为了让自家的资产升值，愿意或不得不忍受下属令人不快的才气，如刘禅。
令人无可奈何的是，才华这鬼东西，有如锥置于囊中，其锐自见（通现）。不是有个成语叫才华横溢么？你看，有才华，就要“溢”（流出来），而且还要“横”（胡乱）溢。世间有几个有才华的人能成熟老到，或深沉狡猾到像诸葛亮一样，时时掩盖自己的才华，或者让自己的才华“细溢”、“慢溢”而不“横溢”呢？才华和性欲一样，与高压罐里的液化气相似，是有张力的，只要有孔隙，它就要宣泄出来。
魏延“部曲”出身，年幼时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长成后没有遇到严厉的政治导师，自己又缺乏体悟能力和自知、自制能力，也就在狂妄自大的邪路上越滑越远。
现在来看看杨仪这边。
杨仪，字威公，荆州襄阳人，初为荆州刺史傅群的主簿（办公厅主任）后投效关羽，任功曹（行政主管）。
古人有身份、有地位、有文化者，有名有字。字往往是名的阐释或字义互补。杨某人名仪，字威公，确实有点意思，估计是以字补名。由此推测，杨先生可能与我一样，属于五短身材，甚至长得有几分猥琐，没有姿容威仪，缺啥补啥嘛。
有一次，关羽派杨仪到成都向刘备汇报工作，“先主与语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因为先主接谈之下“大悦之”，杨仪也就留在刘备身边工作。史载关羽这人是“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的。意思是说，关大爷爱兵如子，却瞧不起那些装腔作势的读书人和官老爷。也不排除关羽早已与刘备通好气，名为派杨仪进京汇报工作，实际上顺便打发这个娘娘腔远一点。
杨仪这人可能真的有点娘娘腔，不然的话，跟魏延吵架为什么总是哭哭啼啼呢？好歹也是个国务院秘书长呵，一点高级干部的风范都没有。
刘备称汉中王以后，杨仪被提拔为尚书（宫廷秘书）。刘备称帝后率军伐吴（221—222），杨秘书竟然跟他的顶头上司、德高望重、连刘备也要让三分的尚书令（宫廷秘书长）刘巴顶牛，甚至冲突起来，受到降职处分，遥署弘农太守（弘农郡是魏国的领土，这个“遥署弘农太守”，实际上是刘备在纸上画个月饼，让杨仪拿回家去过中秋节）。
魏延呢，在北伐期间，则跟老酒鬼刘琰闹矛盾，结果，刘琰作出深刻检讨后，被诸葛亮打发回成都了事。不管是非曲直如何，诸葛亮处置刘琰而保护魏延，其中有看重、借重魏延的意思，而大老粗魏延却没有自知之明，我行我素。
魏、杨两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与哪个合作，就跟哪个闹矛盾、起纠纷、结梁子。
俗话说，一母生九子，九子九个样。生命的承传，既有遗传，又有变异，是物种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的性格千差万别，是很正常的；某个人的性格，与大多数人不一样，也不奇怪。但如果性格“不一样”超过一定限度，为大多数人不能接受，那就叫病态，成为精神病学里的人格障碍。
精神病的诊断，依据的是生物学—医学标准，比如病史、症状、体征、神经电生理和影像学检查。其实，连很多精神科医生都不知道，精神病诊断的真正标准是社会标准而不是生物－医学标准。
我们把心理和行为与我们正常人差异太大，难以让我们接受，扰乱既定生活秩序的那些人，称为精神病人。他们之所以成为精神病人，成为异类，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占人类的少数；如果他们占人类的多数，那我们就成为精神病人了。
比如，你看见一个成年人没穿衣服，光屁股上街。你可以马上断定这是个疯子。若干年后，如果地球持续变热，大家都光屁股上街，那时你再看见一个成年人穿着衣服上街，那他就是疯子了。
魏延和杨仪的性格，无疑都是很特殊，也就是极端有特色的那一类。有特色可能是好事，但极端有特色肯定就要出问题。“魏氏特色”和“杨氏特色”都过了头，到了人格障碍的程度。
心理学上，可以把魏延诊断为冲动型人格障碍，杨仪为偏执型人格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