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杨仪牵头，与费祎、姜维二人密谋，诈称诸葛亮发病后、死亡前曾召集他们三人作过交代，诸葛亮死后密不发丧，立即撤军，并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即姜维隔在杨仪带领的大部队与魏延的殿后部队之间——明眼人一看便知，老杨是怕老魏的鬼头刀从后面砍过来。
他们考虑到魏延很可能不服，先派费祎去试探一番。魏延果然不服从他们的安排，杨仪便污告魏延谋反，除之而后快。
那么，诸葛亮到底死于什么疾病呢？哪些疾病容易突然发作，而且发作后迅速进展，连安排后事的时间都没有呢？
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上消化道大出血，如肝硬化并发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后几分钟之内可以使病人进入失血性休克状态，陷入昏迷，甚至死亡。
第二，心脏疾病，如心跳骤停、大面积心肌梗塞可以导致猝死。所谓猝死，是指外表似乎健康的人突然发生非暴力性、非中毒性死亡的一种现象。猝死者往往有隐匿性心脏疾病，或有过度劳累、焦虑激动、过度饮酒等诱因。
第三，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一般会引起或长或短、或轻或重的意识障碍，俗称中风，学名叫卒中。卒中又分为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出血性卒中如动脉瘤破裂出血、高血压性脑出血，突然发病，迅速进展。
在现代发达国家，用直升飞机运送病人的条件下，大约15%的脑出血病人在到达医院前死亡。脑出血达到一定的量，病人很快陷入昏迷，几分钟到几天内死亡。动脉瘤破裂出血，病人可有中间清醒期，但可反复发作。高血压性脑出血达到几十毫升以上，往往没有中间清醒期。
正史记载，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司马懿采取的是坚壁清野，闭关不战的策略，诸葛亮求战不得，心急如焚，便派人直接给司马懿下战表，并送去侮辱人格的女人衣衫。
司马懿既不生气，也不谈军情，只向使者打听诸葛亮的饮食起居。使者回答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至数升。”诸葛亮事务繁杂，饮食很少，有可能存在消化道方面的疾病，例如肝硬化导致的消化不良。
蜀魏两军相持百余日，蜀军师老兵疲，粮秣渐尽。诸葛亮焦躁难安又无计可施，年事已高又操劳过度，也有可能诱发原有心脏疾病或脑血管疾病发作，导致猝死或卒中，相当于如今针对白领阶层的一个时髦而又恐怖的名词：过劳死。
诸葛亮到底死于具体哪种疾病，古大夫也无法肯定，上面的分析仅是理论上的。
如果诸葛亮真的是得急病而死，死前并没有什么“秘密榻前会议”及其决议，那为什么在《三国志·魏延传》里，诸葛亮病重而神志清楚时，有关抛弃魏延的密谋又言之凿凿呢？我认为应该做如下解释。
第一，诸葛亮死亡的记载，应以诸葛亮本传为准。《三国志·诸葛亮传》明确记载：“……亮疾病，卒于军……”上文已经论证，诸葛亮得急病而死。其他人物传记里的记载不同于诸葛亮本传的，应视作笔误或所谓的春秋笔法——为了忌讳或其他目的而有意掩盖事实真相。
第二，《三国志·魏延传》有关魏、杨火并，魏延之死的记载是一笔糊涂账。《三国志·魏延传》里“秋，亮病困……遂夷延三族。”一大段，约有五百字，从诸葛亮病重召开“秘密榻前会议”到魏延被夷灭三族，仔细读读，看起来简直像小说。
有意思的是，《三国志·魏延传》里的这段文字把魏延之死的责任平均分配给魏延和诸葛亮两个死无对证者。“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意思是杨仪带着大部队先撤，魏延断后，姜维隔在他们之间。魏延不服从丞相遗命的话，干掉你，责任由你自己承担。
如今魏延真的反了，而这个莫名其妙的、让魏延进退两难的、最后逼反魏延的决定又是诸葛亮生前作出的，并不是老杨我抢班夺权，领导责任自然由诸葛老丞相承担。皆大欢喜的是，三个参与机密而又活着的人——杨仪、费袆、姜维没有任何责任。既然他们三人“按丞相遗命”行事，魏延又不服从“丞相遗命”，他们当然就没什么责任了。
我怀疑，这是杨仪、费祎、姜维“三人帮”事先策划好，并在事后统一口径的说法——串供。甚至有可能，蒋琬当政后，实际上已查清事件的真相，对主谋者杨仪作出了处理——削为平民，对两位胁从者——费祎、姜维宽大处理。为了息事宁人，本案也就不了了之。陈寿先生也就如此这般地记录下来，也不想想这里边的是非曲直和基本逻辑。
以上的论证只是基于常理，论证是否严密、严谨，不敢自夸。老古姑妄言之，诸君姑妄听之。
在我看来，诸葛亮的人生是个悲剧。当然，诸葛亮也算得上是个英雄，但是个悲剧英雄。悲剧英雄的死是个中性的句号，不是感叹号。死对诸葛亮来说，是一种解脱，就像一串死结，怎么解也解不开，那就放一把火，把它烧成灰烬，也就彻底地解开了。
更可悲的是，这串死结解开了，这出悲剧落幕了，可另一个死结又扣上了，另一出悲剧又上演了，那就是魏延、杨仪的死。而且，前一出悲剧恰恰是后一出悲剧的序幕。
诸葛亮得急病而死，为杨仪、费祎、姜维“三人帮”作案提供了机会，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各自有没有作案动机。
⒍“三人帮”的作案动机
动机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满足某种欲望而产生的一种内心驱动力。
首先，杨仪是绝对有作案动机的，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杨仪的作案动机源于自己的权力野心和魏、杨两人之间的个人恩怨。
《三国志·魏延传》载：“（魏）延每随（诸葛）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魏）延，（魏）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魏某人天性张狂，对德高望重的顶头上司诸葛亮也敢横加指责，说自己的顶头上司怯弱无能，并且牢骚满腹，满嘴吐粪。对同事则飞扬跋扈，视如尘土。大家都对魏延敬三分，怕三分，让三分，不去批他的龙鳞，唯独老杨不尿他这一壶，他便对杨仪恨之入骨。当然，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的定理，老杨对魏某人肯定也恨之入骨。
魏延的性格，可以说是狂妄自大，蛮横强梁。杨仪的性格的一半与魏延是相同的，那就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一半与魏延是相反的，那就是急躁褊狭，怯懦狭隘。
两个性格相同的人，可以成为好朋友，因为同气相求，同声相应，令人愉悦。两个性格相反的人，也可以成为好朋友，因为缺啥补啥是各取所需，有益无害。性格中一半相同另一半相反的两个人相处，多半成为死对头。因为相同的一半相互抵触，相反的一半背道而驰，导致两个人的关系无法达到一种稳态。魏延、杨仪两位老兄就属于这种情况。
心理学的研究揭示，性格与道德有一定程度的联系。魏延的这种性格的人，多半心胸开阔，爱护下属，所争的只是一口气而已。古往今来，很多的英雄豪杰，也就死在这口气上。
杨仪这种性格的人，多半得理不饶人，一旦有机会，把对手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魏延的悲惨下场证实了杨仪的道德水准。如果魏延掌权得势，只要杨大秘闭上他的臭嘴，魏大将军多半不会对他怎么样，说不定还会给他安排个清闲而又高薪的好工作。
“有如水火”是魏、杨之间窝里斗的深度，其广度则是臭名昭著到国际闻名。
有一次，费祎出使东吴，孙权设宴款待，孙权喝高了，舌头打结，对费祎说，魏延、杨仪这两个小人，尽管有些鸡鸣狗盗的本事，却整天狗咬狗，所幸诸葛亮还在，哪天诸葛亮不在了，他们肯定会坏了国家大事，贵国还是及早处置他们的好。
费祎猝不及防，怎么也没想到，孙权在外交场合突然说出“干涉别国内政”的话来，错愕之下无言以对。
好在副大使董恢少喝了点，教费祎随机应变道，魏、杨之间的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用不着上纲上线，我们老丞相也自有办法，坏不了什么事，算是忽悠过去。
要知道，三国时没有报刊杂志，也没有新闻卫视，魏、杨两位老兄窝里斗的旧闻，竟然传到了盟国国家元首耳中，可见其影响之广、之大。
这边，魏延是有资本骄傲的。关、张、赵、马、黄五大名将凋零之后，他是蜀国的首席战将。那边，杨仪也有不买账的理由，老杨也是个有本事的人。“（诸葛）亮数出军，（杨）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杨）仪。”这段话的意思是，诸葛亮每每出军，杨仪常常替丞相筹划预算，调度粮草，举手投足之间，一挥了之。在后勤供应和军队行政管理方面，诸葛亮主要依靠杨仪。
看得出来，杨仪的确能干，而且相当的能干。相当能干的杨大秘凭什么要买你老魏一个赳赳武夫的账？
这就不好玩了，最能打仗的总参谋长与最能干的国务院秘书长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费祎只能做做和事佬，两边忽悠。诸葛亮也拿他们没办法，一魏一杨，左膀右臂，总不能拿起自己的左手打右手吧？只能两边玩平衡，不断地叫他们要和谐。
这蜀国是怎么回事？莫非真的天要亡它？人家强大的魏国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你弱小的蜀国却文臣武将闹哄哄。
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一点不假。
其实，魏延与杨仪的玩命内讧只是冰山一角。
随便翻翻《三国志》的蜀汉部分就可以发现，魏延与刘琰不和，王冲与李严不和，刘封与孟达不和，杨洪与张裔不和，彭羕、廖立、黄元、李严与诸葛亮不和。一帮叫花子，讨来三升米，吃饱了撑的。诸葛亮这个帮主领着这样的一群叫花子，要北伐中原，复兴汉室，恐怕连刘老帮主也不信。
回到魏延和杨仪的问题上来。
可以肯定，魏、杨交恶，魏延应负主要责任，这也是他的取死之道。《三国志·费祎传》记载：“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或举刃拟（杨）仪，（杨）仪涕泣横集。（费）祎常入其座间，谏喻分别。”
真搞不懂魏延这大老粗这是怎么回事。争论归争论，意见不合，吵吵架也就算了，你魏大将军竟然举刀相向，把杨秘书长欺负成泪人儿似的。这就不是什么仗势欺人了，简直是仗刀欺人。杨仪这边呢，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有“哭”容可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了。
《三国志·魏延传》记载，马岱追杀魏延后，把魏延头颅呈献给杨仪。杨仪抓过魏延的头颅，摔在地上，一跃而起，一边践踏魏延头颅，一边愤愤咒骂道，狗奴才，我看你还能不能再作恶！咬牙切齿之状，跃然纸上。可见，杨仪对魏延的恨有多深。
魏、杨交恶，责在魏延。但在诸葛亮死后，魏、杨兵戎相见，则罪在杨仪。
第五次北伐时，杨仪的职务是丞相参军长史，军衔是绥军将军。那个时候，诸葛亮的丞相府分为两部分——在京城的留守府和前线行营。丞相参军兼行营长史，拿现在的话来说，杨仪是丞相行营的秘书长兼北伐军参谋（不带长）。
诸葛亮的丞相行营是军政不分的，杨仪又有绥军将军这样一个文职军官的头衔，可见，在北伐军里，杨仪是联勤部长，负责军队的参谋工作和后勤供应，并协助诸葛亮处理行政工作。
魏延呢，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南郑侯，丞相司马、督前部，是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方面军司令、诸葛亮的军事副手、北伐军先锋司令。拿今天的话来说，魏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杨仪只是省部级干部，无论职务、军衔、政治地位，魏延都比杨仪高。
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支军队，统帅缺位，除非有特别任命、指定（杨仪炮制的正是这个特别任命），都是由军衔、职务最高者接掌军权。根据这条规则，诸葛亮突然亡故，自然由魏延接掌北伐军的军权。真正篡权的是杨仪，是杨仪篡夺了魏延应当得到的军权。这就是魏延不服从所谓“丞相遗命”的原因。
杨仪当然也知道这个规矩，他就必须矫命，炮制出一个“丞相遗命”，来迫使魏延服从自己的命令。魏延深知事情的真相，又咽不下这口恶气，一怒之下，蛮干起来，落了个夷灭三族的下场。
杨仪炮制“丞相遗命”当然是非法的。按照组织原则，杨仪正确的做法是，在诸葛亮死后，立即请魏延到大本营主持北伐军的军事工作。问题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高级干部，作为一支军队的栋梁，如果魏延稍微有点忍耐之心，稍微能顾全大局，在杨仪篡夺了军权的事实下，就应该服从杨仪炮制的“丞相遗命”，乖乖地跟大部队回国，回去后再作理论。
但是，他们结怨实在是太深，深知对方掌权自己都没好果子吃，也就顾不得什么组织原则，根本不去想国家安危。杨仪违法在先，魏延找死在后。一句话，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尽管魏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谋反的罪名却不应该戴在老魏头上。谋反是古今第一大罪，是指反朝廷、反皇帝，与魏延反杨仪，性质是迥然不同的。
费祎和姜维是否有作案动机则很难说，多半是有的。
费祎（费祎的职务是丞相司马，诸葛亮的军政官）在魏、杨之间当了多年的和事佬，诸葛亮去世前，魏、杨还能勉强共事，费祎的调和、劝解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对魏延的霸道强梁，杨仪的窝囊小气，恐怕是厌恶至极，对魏延的厌恶可能更甚。
姜维文武双全，以诸葛亮的传人自居，但此时资历尚浅，威望太低，如果大将魏延完蛋，自己出人头地的时机自然来得早些。当时他们二位怎么想的，不得而知，我们不好唐突古人，更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如果杨老大主谋，决计与魏延不共戴天，而又逼着费祎、姜维两位小老弟做A选题，二者必选其一，费、姜二人选择杨仪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一方面，诸葛亮已死，死时魏延不在大本营，军权实际上落到了杨仪手里。杨仪掌握着大部队，要打也能打得过魏延，何况是挟“丞相遗命”以令众军。这时杨仪已是丞相行营的最高长官，如果他们不服从杨仪的命令，杨仪有权处置他们。
另一方面，魏延这家伙实在是太强梁霸道，跟着他即使赢了，日后恐怕也没什么好果子吃，没什么好日子过。不谈什么政治觉悟，也不管什么道德准则，单就从感性层面，从自身前途着想，费、姜两位小老弟跟杨大哥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即使在朝中的董允、蒋琬，听到前方杨、魏二将交替传来的告反消息，在云里雾里中，也宁可相信杨仪而怀疑魏延。
看来，魏延得罪的人实在是多而广。同事讨厌他，顶头上司不喜欢他，家里的大老板不相信他，平时的骄狂终于造成今天的局面。又偏偏他命苦，诸葛亮突然死亡，自己不在丞相身边，丞相的“决议”和印信落在死对头手里，他是必死无疑了。真是命苦啊。当然，既然老魏你自己命苦，也就不能怨丞相府。
魏延的死，再一次印证了一句古话：“性格决定命运”。
⒎魏大将军的悲剧性格
根据我的理解，命运是命和运的结合。命是不可改变的，运是可以改变的。
人到底有没有命运？我认为是有的。
但对于命运，我们应该作唯物论的阐释，与宿命论区别开来。宿命论是唯心主义，我在这里说的命运，是唯物主义的解释，秉持的是唯物论的依据。
什么是命运的“命”？命运中的命是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身体素质（包括生理素质和精神素质）以及降生于其中的客观环境。比如身材、长相、智商、情商，还有抵抗力、对某种疾病的易感性，都是从父母身上遗传而来。